卷二百七

钦定四库全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巻二百七

宋　李焘　撰。

英宗

治平三年春正月壬申，翰林学士、给事中、知制诰范鎭为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知陈州。案宋史鎭以草制误改侍读学士，明年迁翰林，出知陈州。其改集贤殿修撰，知制诰，则在仁宗朝，此时鎭亦不兼给事中，与此互异。初，鎭草韩琦迁官制，称引周公，谏官吕诲驳之，于是琦表求去位，鎭批答曰：「周公不之鲁，欲天下之一乎周」。上以鎭不当引圣人比宰相，其意谓琦去位，则讴歌狱讼不归京师，欲罢鎭内职。执政因谕鎭令自请外，而有是命。或曰鎭与欧阳修雅相善，及议濮王追崇事，首忤修，修乗间为上言：「鎭以周公待琦，则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鎭坐此出。鎭元年闰五月罢学士为侍读，二年三月丙寅，复为学士，三年正月壬申乃出升劾。邓温伯章有云：范鎭草韩𤦺制词云：史称霍光，义形于主，既以韩琦比霍光，则上当为昭帝矣。英宗深嫌之。鎭本无奸心，止以比琦失当，犹罢学士，出知陈州。与此不同，当考。镇集九十五巻有批答韩琦乞退第三表，实举周公，恐升误也。引霍光乃元年闰五月迁右揆制诰。案劾邓温伯当是孙升。上于制诰多亲閲，有不中理，必使改之。尝谓执政曰：「此人君谟训，岂可褒贬失实也？」先是，知制诰韩维奏事便殿，尝言：「人君好恶，当明见赏刑，以示天下，使人知所避就，则风俗可移」。又言：「圣贤思虑，不能全无过差，假如陛下误有处分，改之则足以彰纳善从谏之美」。及鎭补外，维言：「鎭诚有罪，自可明正典刑，若其所失止在文字，当函容以全近臣体貌。陛下前黜钱公辅，中外以为太重，今又出鎭，而衆莫知其所谓。臣恐自此各怀疑惧，莫敢为陛下尽忠者矣」。癸酉，契丹改国曰大辽。案续纲目及宋史俱无大字。乙亥，宣徽南院使、武安节度使程戡卒。戡守延州凡六年，比侪辈名习事，然无他智略，不为言者所与。初，覃恩蕃官例不序迁，用戡奏，始皆得迁，又言：「诸族首领、把截军员、弓箭手人员，皆犒设所不及，古之乱，或始于羊羮，可以为戒。首领有才武能立战功者，愿得召见，辟补为蕃官」。延州夹河为两城，雉堞卑薄，尝为夏贼攻围，登九州台，下瞰城中，戡调兵夫大増筑之，后以为利，横山酋豪怨谅祚，欲以其属叛者取灵、夏，来求兵为援，戡言：「豺虎非其相搏，则未易取也，痈疽非其自溃，则未易攻也。谅祚乆，悖慢当诛，宜乗此听许，所谓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利也」。㑹帝不豫，大臣重生事，遂寝不报，自以年过七十，告老，章凡十数上，上终弗听，遣中使赍手诏问劳，赐茶药、黄金，乃再上章曰：「臣老，疾剧矣，高努屯劲兵为要地，岂养病所邪？」召还，至邓城卒，赠太尉，諡康穆。或言戡折节交宦官阎士良，至令妻出见之。丙子，枢密副使吕公弼奏，乞以南郊封赠三代恩，追赠亾子希仁一官，从之实録云二男一女，今从㑹要。回三代恩以授男女，盖前此未有，当考。试将作监主簿祁元振卒。元振，焦人，太常少卿革之子，以父任授试衘，不肯仕，聚书至万馀巻，博览多记，至于医方隂阳之书，亦往往能知，廉静寡欲，为乡人所爱信，前后州将多荐者，特除守校书郎致仕，元振辞而乞追封其母，诏以母丁氏为昭德县太君，卒年七十四，乡人为请諡，亳州，又奏表其节行，乞赐号先生，不报。辛巳，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知徐州张方平为翰林学士承㫖。初，上谓执政，学士独王圭能为诏，馀多不称职，因问方平文学如何，欧阳修对曰：「方平亦有文学，但挟邪不直」，曽公亮以为不闻其挟邪，赵槩又以为无迹，故卒命之。上尝问治道体要，方平以简易诚明为对，上不觉前席曰：「朕昔奉朝请，望侍从大臣，以谓皆天下选人，今而不然，闻学士之言，始知有人矣」。御史吕大防言：「窃闻参知政事赵槩举张方平、钱明逸，乞加超用，传播之初，实惊物听，方平、明逸，皆以制策登科，早列侍从，不闻有嘉猷善状著于时论，而出领事任，所至不治，岂足以谋谟庙堂之上，经纶天下之务哉？窃以槩备位辅臣，与国一体，不能昌言公论，进贤退不肖，而牵于私旧，引非其人，失大臣忧国致君之道。伏望出臣此章，下槩问状，以惩不恪」。吕大防劾赵槩，不得其时，因张方平召为翰林，附见此。　翰林学士冯京修撰仁宗实録。

壬午，罢三司推勘官。初，诏三司举京朝官一人专领推勘事，至是，三司奏以为不便，罢之，然议者不以罢之为便也。嘉佑五年置。　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吕诲，前后十一奏，乞依王圭等议，早定濮安懿王追崇典礼，皆不报，乞免台职，又不报。是月壬戍，案此月无壬戍，此系追叙前月之事，以下支干皆牵连而书。縁罢吕诲等是壬午日事，故附于此月末耳。即与侍御史范纯仁、太常博士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合奏曰：「豺狼当路，击逐宜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伏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开邪议，妄引经据，以枉道悦人主，以近利负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号，将陷陛下于过举之讥，朝论骇闻，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弃，哀桓之失，既难施于圣朝，褒犹之奸，固难逃于公论，当属吏议，以安衆意。至于宰臣韩琦，初不深虑，固欲饰非，傅㑹其辞，诖误上听，以至儒臣辑议，礼院讲求，经义甚明，佥言无屈，自知己失，曽不开陈，大臣事君，讵当如是？公亮及槩备位政府，受国厚恩，苟且依违，未尝辨正，此而不责，谁执其咎？臣等地居言职，势不嘿全，请尚方之劒，虽古人所难，举有国之刑，况典章犹在，伏请下修于理，及正琦等之罪，以谢中外，且议既不一，理难并立，昔师丹之说行，则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论胜，则师丹废于家，臣等及修，岂可俱进？言不足用，愿从窜责，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废朝廷之职业，臣等之志足矣！」戊辰又奏：「自古人君之御天下，未尝不以人心为本，得之则中才可免危乱，失之则贤智不能保其治安，故曰：民犹水也，可以载舟，可以覆舟。人心之得失，可不慎哉！岂有备位大臣，与国同体，希合上意，内营已私移，过于人君，失望于天下，为臣之恶，孰重于此？伏惟陛下绍膺大统，称尊御极，生育之恩，理宜追厚，然当竢先帝祥禫既毕，陛下德泽已行，然后讲求典礼，褒崇本亲。况修博识古今，精习文史，明知师丹之议为正，董宏之说为邪利，诱其𠂻，神夺其鉴，废三年不改之义，忘有死无贰之节，仁宗虞主始祔，陵土未乾，而遽开越礼之言，欲遵衰世之迹，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内违左右卿士之议，原修之罪，安得而赦？陛下自临御以来，励精为治，遇烖而惧，则有周宣之风，至諴感神，则蹈虞舜之徳，至于徽称所加，却而不受，皆前代难行之节，治朝可纪之政，推而行之，和气可致，然而中外人情，嚣然不安者，良由邪说震惊，大议未定，今不正濮王之礼，则无以慰衆心，不罪首恶之臣，则无以清朝政。癸酉，又奏：「修备位政府，不能以古先哲王致治之术，开广上意，发号施令，动合人心，使亿兆之民鼓舞神化，希意邀宠，倡为邪说，违礼乱法，不顾大义，将陷陛下于有过之地，而修方扬扬得志，自以为忠。及乎近臣集议，礼官讨论，迁延经时，大议不决，而又牵合前代衰替之世，所行缪迹，以饰奸言，拒塞正论，挟邪罔上，心实不忠，为臣如此，岂可以参国论哉？琦庇恶遂非，沮抑公议，公亮及槩，依违其间，曽不辨正，亦非大臣辅弼之体，伏望圣慈奋然独断，将臣等前后章疏，付外施行，庶分邪正，以服天下」。诲等论列不已，而中书亦以札子自辨于上曰：臣伏见朝廷议濮安懿王典礼，两制、礼官请称皇伯，中书之议，以为事体至大，理宜审慎，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称，考于经史，皆无所据，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访羣议，以求其当陛下屈意，手诏中罢，而衆论纷然，至今不已。臣以谓衆论虽多，其说不过有三：其一曰宜称皇伯，是无稽之臆说也。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是厚诬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当用汉宣、哀为法，以干乱綂纪者，是不原本末之论也，臣请为陛下条列而辨之。谨按仪礼丧服记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齐衰朞也，谓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开元、开宝礼、国朝五服、年月、丧服，令皆云为其所生父齐衰不杖期，盖以恩莫重于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义莫重于所继，故宁抑而降其服，此圣人所制之礼，著于六经，以为万世法者，是中书之议所据依也。若所谓称皇伯者，考于六经》无之，方今国朝见行典礼及律令皆无之，自三代之后，秦汉以来，诸帝由藩邸入继大统者，亦皆无之，可谓无稽之臆说矣。夫《仪礼圣人《六经》之文，开元礼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礼，开寳通礼者，圣宋百年所用之礼，五服年月及丧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议者皆弃而不用，直欲自用其无稽之臆说，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臣伏以上天降灾，皆主人事，故自古圣人逢灾恐惧，多求阙政而修之，或自知过失而改悔之，庶几以塞天谴，然皆须人事已著于下，则天谴乃形于上。今濮王之议，本因两制礼官违经弃礼，用其无根之臆说，欲定皇伯之称，中书疑其未可施行，方考古今典礼，虽有明据，亦未敢自信而自专，更下外廷博议，而陛下遽诏中罢，欲使有司徐求典礼，是则臣下审重如此，人君谦畏如此，君臣不敢轻议妄举，而天遽谴怒，杀害人物，此臣所谓厚诬天也。议犹未决，仍罢不议，而便谓两綂二父以致天灾者，厚诬人也。其三引汉宣哀之事者，臣按汉书》，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称亲諡，悼置奉邑、寝园而已，其后改皇考而立庙京师，皇考者，亲之异名尔，皆子称其父之名也，汉儒初不以为非也，自元帝以后，贡禹、韦元成等，始建毁庙之议，数十年间，毁立不一，至哀帝时，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议云：亲諡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是不非宣帝称史皇孙为亲也。所为应经义者，即仪礼》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是也，惟其立庙京师，乱汉祖宗昭穆，故晏等以为两綂二父非礼，宜毁。定陶共王初但号共皇，立庙本国，师丹亦无所议，至其后立庙京师，欲去定陶，不系以国，有进干汉綂之渐，遂大非之，故师丹议云：定陶共皇諡号，已前定，议不复改，而但论立庙京师为不可尔。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议，不寻汉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所谓不原本末也！中书之议，本谓称皇伯无稽，而《礼经》有不改父母之义也，名号犹未定，故尊崇之礼，皆未及议，而言事者便引汉去定陶国号，立庙京师之事，厚诬朝廷，以为干乱大綂，何其过论也！夫去国号而立庙京师，以乱祖宗昭穆，此诚可非之事，若果为此议，宜乎指臣等为奸邪之臣，而人主有过举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尝及此，而中书亦初无此议，而言者不原本末，引汉世可非之事以为说，而外庭之臣，又未尝知朝廷本意何如，但见言事」云云，遂以为非礼干乱，綂纪信为然也，是以衆口一辞，纷不可止，言事者欲必遂皇伯无稽之说，牵引天灾，恐廹人主，而中书守经执礼之议，乃指以为奸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理当优容，不欲与之争辨，而外庭羣论又不可家至户晓，是非之理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呶不止。夫为人后者，既以所后为父矣，圣人又存其生父母者，非曲为之意也，盖自有天地以来，未有无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则不可讳其所生矣！夫无子者，得以宗子为后，是礼之所许，然安得无父而生之子以为后乎？此圣人所以不讳无子者，立人之子以为后也，亦不讳为人后者，有父而生，盖不欺天，不诬人也，故为人后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复归于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与其事，至于䘮服，降而抑之，可以义断，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诬天而诬人矣！子为父母服，谓之正服，出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齐衰，谓之降服，又为所后父斩衰三年，谓之义服。今若以本生父母为皇伯，则濮安懿王为从祖父，反为小功，而濮安懿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为义服，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于礼虽降，犹为大功，是礼之齐衰期，今反为小功，礼之正服，今反为义服，于本生父止服小功，于宗懿兄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称所生父、为伯叔者，称之，则典礼乖违，人伦错乱如此也。伏惟陛下聪明睿圣，理无不烛，今衆人之议如彼，中书之议如此，必将从衆乎？则衆议不见其可，欲违衆乎？则自古为国，未有违衆而能举事者，臣愿陛下涣然下诏，明告中外，以皇伯无稽，决不可称，而今所欲定者，正名号尔。至于立庙京师，干乱綂纪之事，皆非朝廷本议，庶几羣疑可释，若知如此而犹必称皇伯，则虽孔、孟复生，不能为之辨矣。中书札子必详载，然后可见上，所以不从台谏之故上意不能不向中书，然未即下诏也，执政乃相与审议，欲令皇太后下手书尊濮安懿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又令上下诏谦让，不受尊号，但称亲，即园立庙，以示非上意，且欲为异日推崇之渐。丙子，中书奏事垂拱殿，时韩琦以祠祭致齐，上特遣中使召与共议，既退，外间言濮王已议定称皇，欧阳修手为诏草二通，一纳上前，日中，太后果遣中使赍实封文书至中书，执政相视而笑，诲等闻之，即奏：「臣等自去秋以来，相继论列，中书不合建议加濮王非正之号，不䝉开纳，又于近日三次弹劾欧阳修，首启邪议，导谀人君，及韩琦、曽公亮、赵槩等依违傅㑹，不早辨正，乞下有司议罪，亦未䝉付外施行，盖由臣等才识浅陋，不能开悟圣心，早正典礼，又不能击去奸恶，肃清朝纲，遂至大议乆而不决，中外之人谤论汹汹，若安然尸禄，不自引罪，则上成陛下之失徳，下隳臣等之职业，因缴纳御史告勅，居家待罪，乞早赐黜责」。上以御宝封告，勅遣内侍陈守清，趣诲等，令赴台供职，诲等以所言不用，虽受告勅，犹居家待罪。丁丑，中书奏事，上又遣中使召韩琦同议，即降勅称：「准皇太后手书：「吾闻羣臣议请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见施行。吾再閲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仍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谯国、襄国、仙游并称后」。又降勅称上。手诏：「朕面奉皇太后慈㫖，已降手书如前，朕以方承大綂，惧徳不胜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且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俾王子孙主奉祠事」。皇太后谅兹诚恳，即赐允从」。又诏濮安懿王子、瀛州防御使、岐国公宗朴，候服阕，除节度观察留后，改封濮国公，主奉濮王祀事。先是，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上言：「闻诸道路，未知信否，或言朝廷欲追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审㦯如此，窃恐不可，陛下既为仁宗后，于礼不得复顾私亲，臣先时言之已熟，不敢复烦圣听，今臣不知陛下之意，固欲追尊濮王者，欲以为荣邪？以为利邪？以为有益于濮王邪？前世帝以旁支入继，追尊其父为皇者，自汉哀帝始，其后安帝、桓帝、灵帝亦为之，哀帝追尊其父定陶恭王为恭皇，今若追尊濮安懿皇，是正用哀帝之法也。陛下有尧舜禹汤，不以为法，汉之昬主，安足以为荣乎？仁宗恩泽在人，沦于骨髓，海内之心所以归附陛下者，为亲受仁宗之命为之子也。今陛下既得天下，乃加尊号于濮王，海内闻之，孰不解体，又安足以为利乎？夫生育之恩，昊天罔极，谁能忘之？陛下不忘濮王之恩，在陛下之中心，不在此外饰虚名也。孝子爱亲，则祭之以礼，今以非礼之虚名，加于濮王祭之，其于濮王，果有何益乎？三者无一可而陛下行之，此盖政府一二臣自以向者建议之失，已负天下之重责，苟欲文过遂非，不顾于陛下之德有所亏损，陛下从而听之，臣窃以为过矣。臣又闻政府之谋，欲托以皇太后手书，及不称考而称亲，虽复巧饰百端，要之为负先帝之恩，亏陛下之义，违圣人之礼，失四海之心，政府之臣，祇能自欺，安得欺皇天上帝与天下之人乎？臣愿陛下急罢此议，勿使流闻逹于四方，则天下幸甚！臣今虽不为谏官，然向日已曽奏闻，身备近臣，遇国家有大得失，不敢不言也」。及是诏下，判太常寺吕公著上言：「窃以称亲之说，盖汉宣时，有司奏请史皇孙故事，按皇孙即宣帝所生之父，宣帝为昭帝后，是以兄孙迁继祖统，于汉家无两考之嫌。史皇孙初无爵諡，有司奏请之，故始且称亲，其后既已立諡，只称悼园，然则亲字非所以为称谓。且陛下以圣明之德，仁宗㧞自旁支，入继大綂，虽天下三尺童子，皆知陛下濮王所生，今但建立园庙，以王子承祀，是于濮安懿王无絶父之义，于仁宗无两考之嫌，可谓兼得之矣。其亲字既称谓难立，且义理不安，伏乞寝罢，不报，诏百官议，追崇典礼，诸王府侍讲孙固曰：「礼可变，天性不可变，王宜称亲」。议未集，有诏罢议。孙固议，据冯家神道碑及傅尧俞墓铭。皇太后手书，盖中书用固议。戊寅，吕诲等又奏：「臣窃思前勅三省集议，因皇太后手书切责大臣，遂罢集议，今有此命，始末相戾，羣情震骇，重以疑惑，就如皇太后意，欲濮邸称皇后，陛下当审其可否，以臣寮所议典礼规正其事，岂可宣扬于外，而后形于谦让？非独彰诏书反汗之失，亦损陛下爱亲之德矣！闻向者御史范纯仁到中书，曽公亮、欧阳修、赵槩皆言禁中商量，必使厯乆可行。覩今日命下，诚知大臣之谋有素矣，盖首议者欲变兹事，自外制中，苟逭深责，使天下怨谤归于人主，今复贻于母后，得谓之忠乎？况濮王封大国，典礼终阙，前有权罢之㫖，后有且欲之言，传于四方，人谁敢信？即园立庙，皆非所宜，嗣子袭封，于体为允。臣等伏乞圣念俯顺人情，更赐讲求，以明至当，若不归罪首议之人，天下疑惑，莫之能解，陛下至公之心，无以明辨，臣等杜门待罪，畏恐旁皇，唯冀宸慈，早赐明断」。纯仁又独奏：「皇太后自撤帘之后，深居九重，未尝预闻外政，岂当复降诏令，有所建置？盖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过，不思朝廷祸乱之原，且三代以来，未尝有母后诏令施于朝廷者，秦汉以来，母后方预少主之政，自此权臣欲为非常之事，则必假母后之诏令以行其志，往往出于逼胁，而天下卒不知事由权臣。今陛下以长君临御，于兹四年，万㡬之务，当出宸断，内奉慈闱，惟宜竭仁孝之诚，尽四海之飬而已，岂须更烦房闱之命，叅紊国章，一开其端，弊原极大，异日为权臣矫托之地，甚非人主自安之计，伏望陛下深察臣言，追寝前诏，凡系濮王典礼，陛下自可采择公议而行，何必用母后之命，施于长君之朝也？」韩琦见纯仁奏，谓同列曰：「琦与希文，恩如兄弟，视纯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是日，閤门两以诏谕诲等赴台供职，诲等又奏：「臣等近弹奏辅臣，乞正大议，以雪君父之谤，欲清左右之奸，愚𠂻愤懑，陷于僭越，乃至缴还纶告，擅离官次，情虽爱君，罪实违法，伏蒙陛下贷其所犯，谕令就职，臣等徒荷陛下全度之恩，未见朝廷法制之正，今濮王典礼，虽去殊号，而首启邪议之臣，未蒙显责，中外犹以为惑，臣等何敢自止？伏乞检㑹前奏，加罪首恶，以慰公论，如臣等擅纳告去职，亦望施行，甘与罪人同诛，耻与奸臣并进」。己卯，又奏：「今日事体与汉宣不同，当时太子与皇孙俱死于外，因其地葬之，故曰悼园。宣帝即位后八年，有司言：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因园为寝。后议者以为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谓尧舜禹汤、周文、汉高受命之君，非谓继綂为后者，皇考庙悼园，宜毁勿修，乃从其请，今濮王陪𦵏熈陵，列子孙之序，奉邑守衞，皆已严具，必别起园寝，増广制度，当须改卜，易其灵窀，不唯熈陵隔絶，亦与润王无别，顾其典礼，疑有未安。汉悼皇止一子，是为宣帝，虽承大宗，不絶小宗之祀，故建立寝庙，不为过矣。议者犹曰：考庙悼园，宜毁勿修，盖礼不逾闲，而当专意于昭帝也。况濮王嗣续衆多，本祀何阙，陛下专意于仁庙，而复顾于私亲，示诸天下，其如公议何！窃原二诏之意，尽出首议之臣，令袭定陶之事，遂追哀帝之迹，向言权罢，人皆窃笑，今曰且欲，谁其取信？𠂻诚接下，犹或违之，谲诡示人，何可乆也！陛下独不念先帝恩徳，七庙威灵，陟降在庭，祸福所系，臣虽甚戅，内实寒心，伏望圣慈先敦孝道，无惑邪说，黩乱典章，俯顺人心，仰答天意，其园庙指挥，特行追罢，首议之臣，不可寛宥，慰安中外，兹为急务，臣等之罪，不敢苟避，早冀黜谪」。庚辰，又奏：「臣等本以欧阳修首起邪说，诖误圣心，韩琦等依违附㑹，不早辨正，累具弹奏，乞行朝典。近覩皇太后手书追崇之典，兼用哀桓衰世故事，乃与政府元议相符，中外之论，皆以为韩琦密与中官苏利陟、高居简往来交结，上惑母后，有此指挥，盖欲归过至尊，自揜其恶，卖弄之迹，欲盖而彰，欺君负国，乃敢如此，陛下知其不可，急降手诏，虽去殊号，然而尚许称亲，建议之罪，未正典刑，陛下纵以辅臣同议，势难全责，而修为首恶，岂宜曲贷？凡人臣得罪君上，犹或可赦，修乃得罪祖宗，故无可赦之理。自来大臣有过，为宪司所劾，例皆阖门忧畏，拜章引咎，盖权势之臣，理当如是，今修气貌，扬扬出入如故，又复巧作奸状，荧惑中外，陛下圣鉴清明，观修为人，稍失控御，何所不至？伏望特出圣断，将修黜责，臣等亦有不合纳诰去职之罪，亦乞一时施行，臣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臣等与修理不两立，修苟不黜，臣终无就职之理」。又奏：外人皆言韩琦令高居简、苏利陟眩惑母后而降手书，陛下知其不可，亟颁手诏，其信否不可得而知尔。琦与内臣表里矫托，以惑中外，为臣不忠，无大于是，臣以为忠于先帝之臣，必能忠于陛下，如琦与修，负违先帝，罔昧母后，岂得尽忠于陛下？宜审思明察，无贻悔于后也，乞以臣此章下百官共议，欧阳修首恶、韩琦令高居简等眩惑母后之罪，不然天下之疑不能释，君父之谤，无以辨。辛巳，又奏：「手诏：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固已见陛下守义徇公，审重之至也。然称亲之礼，殊为未安，羣口纷纷，不胜嗟愤。臣等窃详太后手诏称亲之意，盖用汉宣故事，欲行于今，乃与中书元建皇考之议，大体相依，此不免于两綂二父之失，所以议者喧然，皆谓母后手书，非出慈寿本意，皆建议之臣，眩惑交结，成就其谋，欲自掩其恶，而杜塞言者之口也。陛下继承之始，与汉宣故事不同，汉宣之时，尚为有司所奏，礼为人后者为之子，谨请视孝昭所为，未有却令大宗正綂之母，追称小宗所生为亲者也，错乱礼法，失其本意，若欲准汉宣故事，以濮王为亲，则襄国已降，自当为母，于皇太后岂得安哉？恭惟陛下亲受仁宗诏命而为之子，故先帝遗诏，诞告万方，谓陛下为皇太子，即皇帝位，四裔诸夏，莫不共闻，今乃复称濮王为亲，则先帝治命之诏不行，而陛下继体之义不一，况太后与政府大臣，并受先帝顾托，言犹在耳，永昭陵土未乾，止因一二奸臣之谋，遂忘而弗顾，陷两宫于有过之地，使四方惑先帝遗诏，疑陛下过举，移讴歌欣戴之心，为忠愤不平之气，可不痛哉！万一黠敌奸民，有以先帝遗诏为问，则执政大臣将何辞对之？然则称亲之礼，岂宜轻用，首议之臣，安得不诛？臣等待罪于家，屡䝉诏㫖促令供职，而踧踖未敢承命，以此故也，若必使臣等就职，则当合班廷争，以救朝廷之失，虽陛下容纳直言，为天下所闻，而臣等不能早悟明主之罪益深重矣，岂可复居言路，为耳目之官哉？区区之心，有死无二，惟陛下留神听纳」。上令中书降札子，趣使赴台供职，而诲等缴还札子，幷前后所奏九状申中书，坚辞台职，是日，诏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置濮安懿王园令一人，以大使臣为之，募兵二百人奉园为额，又令河南置栢子户五十人，命带御器械王世寜、权发遣户部判官张徽度濮安懿王园庙地图，皆从中书所请也。吕公著言：「谨按礼文，七庙之讳，虽不及王天下，皆颁告天下，又晋尚书王彪之等议所生之讳，臣下不当回避，当时以彪之议为当。今者辅弼奏请，盖缘臣子之心，以陛下未有谦抑之辞，窃恐四方后世不免讥议。臣愚欲乞特降诏㫖濮安懿王名下一字，唯上书奏事者，幷听回改，馀公私文字，不须避讳，庶与祖宗七庙讳小有差，别在于天下臣子，亦安敢犯者」。不从。壬午，诏罢尚书省集议濮安懿王典礼，中书进呈吕诲等所申奏状，上问执政当如何，韩琦对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欧阳修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㫖」。上犹豫乆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冝责之太重也」。诲罢侍御史知杂事，以工部员外郎、知蕲州。纯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监察御史里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寜县。故事，知杂御史解官，皆有诰词，时知制诰韩维当直，又兼领通进银台司门下封驳事，执政恐维缴词头，不肯草制，及封驳勅命，遂径以勅送吕诲等家，仍以累不遵禀圣㫖赴台供职，为诲等罪。维言：「罢黜御史，事关政体，而不使有司预闻，纪纲之失，无甚于此，宜追还诲等，勅命由银台司，使臣得申议论以正官法」。又言：「诲等能审论守职，国之忠臣，计其用心，不过欲陛下尽如先王之法而止尔！士大夫贪固宠利，厚赏严罚，犹恐此风不变，而复内牵邪说，贬斥正人，自此陛下耳目益壅蔽矣」。又求对，极论其失，请追还前勅，令百官详议，以尽人情，复召诲等还任旧职，以全政体，皆不从。案宋史，诲等罢，维即以此言进谏，故执政恐其不肯草制，于情事似得其实。是日，诏翰林学士、知制诰、御史中丞、知杂，各举御史两人，以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兼侍御史知杂事。司马光言：「人主患在不闻其过，人臣患在不能尽忠，是故忠直敢言之臣，国家之至寳也！夫以人主之尊，下临羣臣，和顔色以求谏，重爵赏以劝人，羣臣犹畏懦而不敢进，又况惮之以威，惩之以刑，则嘉言何从而至哉？窃闻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侍御史范纯仁、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因言濮王典礼事，尽被责降，中外闻之，无不骇愕，臣观此三人，忠亮刚正，忧公忘家，求诸羣臣，罕见其比，今一旦以言事太切，尽从窜逐，臣窃为朝廷惜之。臣闻人君所以安荣者，莫大于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违举朝公议，尊崇濮王，过于礼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为仁宗后，志意不专，怅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羣辈逐之，臣恐累于圣德，所损不细，闾里之间，腹诽窃叹者多矣！况纯仁、大防，皆陛下简㧞于衆人之中，任以为耳目之臣，盖取其忠直，非取其阿谀也！纯仁、大防，亦欲竭诚尽节，以报陛下之知，故不敢附政府，侃然正论，今更以此获罪，则陛下于羣臣之中，尚谁亲哉？若使忠直日退，阿谀日进，则陛下何以复知臣下之善恶、政事之得失？如此，殆非国家之福也！伏望圣慈，亟令诲等还台供职，则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圣明，虽禹之乐闻善言，汤之改过不吝，不是过矣！不则且为之别改近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吕公著言：「吕诲等以论事过当，并从降责，闻命之始，物论腾沸，皆云陛下自即位以来，纳善从谏之风，未形于天下，今诲等又全䑓被黜，窃恐义士钳口，忠臣解体，且自古人君纳谏则兴，拒谏则亡，兴亡之机，不可不审，臣愿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特追诲等，勅命，令依旧供职，则天下幸甚！」

二月乙酉朔，白虹贯日。　殿中丞苏轼直史馆。上在藩邸，闻轼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便授知制诰，韩琦曰：「苏轼，远大之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词。今骤用之，恐天下之士未必皆以为然，适足累之也」。上曰：「知制诰既未可与修起居注可乎？」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择近上帖职与之，且近例当召试」。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试如苏轼有不能耶？」琦言：「不可」。乃试而命之。他日，欧阳修具以告轼，轼曰：「韩公待轼之意，乃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也」。庚寅，从知开封府沈遘之请，増置判官一员，以祠部员外郎、秘阁校理孙坦为之，专管勾使院诸按公事，开封府推、判官各二人，日力所给两军狱讼而已，诸按多留滞为奸，及増置，人皆便焉。坦因条画纲目凡四十九事为后法。坦，开封人也。

丙申，知制诰韩维言：「准勅举御史，缘臣近累奏，乞追复吕诲等，所有举御史勅，未敢受诏，閤门纳勅中书乙已颍王府翊善邵亢奏：皇子颍王天质早茂，婣媾及期，方陛下即位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之于礼，莫重于斯。臣伏见国朝亲王聘纳，虽开宝通礼具有旧仪，而因循未尝施行，至有敲门羊酒、鎭柜、钱银，乃里巷常谈，盖荐绅所不道，行于圣朝，窃所未安，欲乞下太常礼院博考旧典，修撰颍王聘纳仪范，其故事非礼者，悉罢之」。诏礼院详定，礼院奏：开宝通礼，亲王纳妃，有纳采、问名、纳吉、纳成、请期、亲迎同牢之礼，国朝未尝用，今检到国朝㑹要皇亲婚㑹礼物数，请如㑹要故事」。从之。三月丁巳，赐羣臣御筵于诸园苑。

己未，彗星辰见于壁，长七尺许。本纪在庚申，今从实録及本志。案宋史作辰见于室。

辛酉，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侍御史赵鼎、赵瞻自契丹使归，以尝与吕诲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尧俞新除侍御史知杂事，告牒不受，稽首上前曰：「臣初建言在诲前，今诲等逐而臣独进，不敢就职」。上数谕留尧俞等，尧俞等终求去，乃以尧俞知和州、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瞻初以接伴契丹使对延和殿，谓上曰：「陛下为仁宗子，而濮王称皇考，非典礼」。上曰：「卿尝见朕欲以皇考事濮王乎？」瞻曰：「此大臣之议，陛下未尝自言也」。上曰：「此中书过议耳」。瞻因请宣谕中书，上曰：「朕意已决，亦无庸宣谕也」。请宣谕中书，据傅尧俞、范祖禹所为瞻墓志、神道碑。司马光言：「比蒙圣恩宣谕濮王称亲事，云：此字朕不欲称，假使只称濮王与仙游，县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初无过厚于私亲之意，真为政府所误，以致外议纷纷，必谓旦夕下诏，罢去亲名，其已出台官，当别有除改，见在台官，亦优加抚谕，使之就职。今忽闻傅尧俞等三人相继皆出，中外之人，无不惊愕，此盖政府欲闭塞来者，使皆不敢言，然后得专秉大权，逞其胷臆。臣窃惟陛下春秋方壮，圣性钦明，而今日独取拒谏之名，受辜恩之谤，违天下之望，失人主之权，止于遂政府数人狠心而已，不知于陛下有何所利而为之？臣不胜区区，深为陛下痛惜！伏望陛下勿复询于政府，特发宸断，召还尧俞等，下诏更不称亲，如此则可以立使天下愤懑之气化为欢欣，诽谤之语更为讴歌矣」。不从，光遂奏请与尧俞等同责，且居家待罪，又奏：「陛下即位之年，臣已曽上䟽预戒追尊之事」。及过仁宗大祥，臣即与尧俞诣政府，白以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之义，当两制礼官共详时，臣又独为衆人手撰奏草，若治其罪，臣当为首。其吕诲等系后来论列，既蒙谴逐，如臣者岂宜容恕，纵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于心乎？」有诏促光赴经筵供职，光又奏：「臣与傅尧俞等七人同为台谏官，共论典礼，凡尧俞等所坐，臣大约昔曽犯之，今尧俞等六人尽已外补，独臣一人尚留阙下，使天下之人皆谓臣始则倡率衆人，共为正论，终则顾惜禄位，苟免刑章，臣虽至愚，粗惜名节，受此指目，何以为人？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讥谤上流，谓国家行法有所偏颇，臣是用昼则忘餐，夕则忘寝，入则愧朝廷之士，出则慙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无地。伏望圣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赐降黜」。凡四奏，卒不从。御史中丞彭思永上䟽，请正典礼，召还言事者，因自求罢，不许。思永以去年十月为中丞，方吕诲等争论典礼，思永不应黙，诲等既斥逐，而思永居位如故，则思永虽言之，必不力。本传云思永乞还斥逐者六人，及自求罢，今且附见，当考。又御史台记云：台寮濮议俱已被黜，思永媕阿，不一言营救，议者丑之切。案宋史载思永上疏，极论濮王称亲之议，英宗感其至，垂欲施行，而政府持之甚力，卒不果，据此则不得谓媕阿不一言矣。壬戍，屯田员外郎、签书江宁节度判官事孙昌龄为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监永丰仓郭源明为监察御史里行。甲子，都官员外郎黄照为侍御史，太常博士蒋之竒为监察御史里行。初，命王圭等举官，已除昌龄及源明，而尚阙两员，中书以圭等前所举都官员外郎孔宗翰等七名进而照中选，上又特批之，竒与御史欧阳修素厚之竒，之竒前举制策，不入等，尝诣修盛言追崇濮王为是深，非范百禄所对，修因力荐之，既与照并命，之竒入对，上面谕曰：「朕乡览卿所对策甚善，而有司误遗，故亲有是除」。昌龄，晋陵人。照，江陵人。源明，劝子。之竒，宜兴人，堂从子。宗翰，道辅子也。　是日，纳故宰相向敏中孙女为皇子颍王妇，封安国夫人。先是，禁中遣使泛至诸臣之家，为王择配，记室韩维奏：「王孝友聪明，动履法度，方向经学，以观成德。今卜姓授室，其系尤重，宜厯选勲望之家，精拣淑哲之媛，考古纳采、问名之义，以礼成之，不宜苟取色而已」。封安国夫人在辛未日，今幷书。庚午，以彗出，避正殿，减常膳。上对枢臣以彗为忧，胡宿请备边，吕公弼曰：「彗非小变，不可不惧。陛下宜侧身修德，以祗天戒，臣恐患不在边也」。公弼传。　新除监察御史里行郭源明奏免除命，乞追还吕诲等，诏听源明免，以告牒纳中书。

辛未，手诏曰：「朕近奉皇太后慈㫖，濮王令朕称亲，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汉史宣帝本生，父称曰亲，又諡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既有典故，遂遵慈训，而不敢当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庙社之重，义不得兼奉私亲，故但即园立庙，俾王子孙世袭濮国，自主祭祀，远嫌有别，盖欲为万世法，岂皆权宜之举哉？而台官吕诲等，始者专执，合称皇伯，追封大国之义，朕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厯考前世，并无典据，追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向自罢议之后，而诲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汉哀帝去恭皇定陶之号，立庙京师，干乱正统之事，皆朝廷未尝议及者，厯加诬诋，自比师丹，意欲摇动人情，眩惑衆听，以至封还诰勅，擅不赴台，明缴留中之奏于中书，録传讪上之文于都下。暨手诏之出，诲等则以称亲立庙，皆为不当。朕览诲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礼宜追厚，俟祥禫既毕，然后讲求典礼，褒崇本亲。今乃反以称亲为非，前后之言，自相抵牾。傅尧俞等不顾义理，更相唱和，既挠权而示衆，复归过以取名，朕姑务含容，屈于明宪，止命各以本官补外，尚虑搢绅之间，士民之衆，不详本末，但惑传闻，欲释羣疑，理当申谕。宜令中书门下俾御史台出榜朝堂及进奏院，遍牒告示，庶知朕意」。　命左谏议大夫、天章阁待制兼侍讲李受赴谏院供职。癸酉，诏曰：「去秋以来，雨潦为沴，抚存賙济，甫臻和平。今星躔生变，咎徵昭灼，抚躬以思，惄焉如疾，天威震动，戒在眇躬，洗心自新，宜自朕始，故避殿撤膳，夙夜惕厉，永惟四海之内，狱讼寃烦，调役频冗，与夫鳏寡孤独，死亡贫苦，甚可伤也。转运使、提㸃刑狱，分行省察而矜恤之，利病大者，悉以闻。庶仁恩家至，副朕寅畏之心焉」。辛巳，彗昏见于昴，如太白，长丈有五尺案《宋史》作晨见于昴壬午，孛于毕，如月。武康节度使、知相州李端愿上疏论政事，驿召赐对，端愿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今官冗士伪，费广兵骄，非大更张，不可塞异，如或不然，安知不有大扫除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