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百八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八十一

宋　李焘　撰。

哲宗

元佑八年二月己酉，监察御史黄庆基言：「泾原一路，内总师律，外控羌戎，边面旷逺，最为重地，自非深谋逺略，智勇过人者，不可轻以畀付，如张利一，不特人材凡下，不足以当其任，而又以恶逆之家，其弟兄尝以从叛而䝉显戮，安可委以强兵，付以重任？」侍御史杨畏、监察御史来之邵言：利一素无望，实兵机将略，皆非所长，权给事中虞䇿言：利一于武臣之中，虽薄有可称，实未足以当大帅之选。诏利一罢知渭州。正月二十三日，利一除渭州，政目正月二十四日云姚勔缴利一词，实録乃无之。　赐熙河兰岷路钤辖康识并诸将银合茶药有差，以出塞牵制至打绳川讨荡有劳也。广南西路钤辖司言：辖下知州，内有系知县资序人，欲乞除邕、钦、廉、宜、融、賔、横武臣知州外，馀知州系知县资序差接人，乞依知军监人例」。从之。新无。又言：诸路役兵见相度利害外，有官员乗船所差接送人内，据合破人数差三分之一，欲改为四分之一。从之。新无。　京东东路提㸃刑狱张元方言：「诸州比较贼盗等事，按提刑司已是上下半年比较，及捕盗官亦有立限责罚外，欲乞诸知州及一年以上罢任者，除侍从官外，将任内已未获强盗、杀人贼人数比折，如通获不及五分，即具奏，若获及五分，申尚书省」。从之。　户部言：「辄诱母或祖母改嫁而规欲分异、减免等第者，依子孙别籍，异财法加二等，为首者配本州。许人告，给赏」。从之。旧録自八年二月二日并阙新録，缘此所书事比前益疎，史院至今未得旧録阙巻当考。王銍补録亦复草草云：庚戌，户部言：「勘㑹无为军昆山白矾元条，禁止官自出卖，昨权许通商，每百斤收税五十文。准元佑勅，晋矾给引指住卖处纳税，沿路税务，止得验引批到发月日，更不收税。其无为军昆山矾，欲依晋矾通商条例」。诏依户部所申。　诏西南龙蕃进奉人安化将军龙以擎等，旧有官者递迁一等，其未沾真秩者并补官。　太皇太后宣谕三省曰：「大宁郡王已下渐长，欲令就学，可择教导官二人」。二月八日。

辛亥，左朝奉郎、直龙图阁、知荆南府唐义问为集贤殿修撰、知广州。政目在三月二十七日。义问知广州，今从实録。左朝散大夫、集贤校理、知潭州李湜知荆南。政目在三月二十七日。左朝散大夫、知广州路昌衡知潭州。政目三月二十二日，知荆南。三月二十七日，自荆南改潭，今从实録。中书舍人孔武仲言：「准中书省吏房，送到直龙图阁、知荆南唐义问，除集贤殿修撰、知广州词头：臣伏以广州岭外之重镇，节制南方，控遏蛮徼，府库之藏，市里之聚，其富不赀，一方有事，则蛮人肆力，甘心于此，前日侬智高是也。择将命守，所宜谨重，臣窃见义问天资狷薄，所至多与同僚以事相把持，无一人恱服者，何以临镇万里，为国藩屏？此其不可使者一也。近湖北转运司取㑹渠阳新旧费用，义问与之辨较曲直，文状狼籍，追讦转运使喻陟赴任迟回，人皆怪其险薄，不惜事体，将何以师帅列郡，令逺方取法？此其不可使者二也。昨措置渠阳事，义问驰牒湖南、江南两路应副军粮器甲，文移急于星火，官民尽力奔走，道路以应之，及既至，则委积无用，却令般回，若二广有事，大于渠阳，以义问之躁扰，岂不生事？此其不可使者三也。昨废渠阳，义问处置，无素定之䇿，一旦令兵将弃城，仅脱性命，金帛委于空垣，人民坐受俘戮，其处事疎缪如此，况使之坐制逺方不测之变乎？此其不可使者四也。朝廷虑四方之患，非不至也，今岭外虽无事，然豺狼之心不可知，当国家闲暇之际，所倚以为干城腹心者，惟在将帅得人而已，委任失宜，至于误事，虽重贬之，亦何所救？如义问之轻肆浅近，诚不可任，伏望别择沉深有谋之臣，付以一面，以销未然之患，慰逺人之心，所有制词，不敢具草」。政目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路昌衡知荆南，实録无之。　太中大夫、知宣州王安礼复端明殿学士。政目四日事。旧録既脱亡，新録于七月十九日乃书，今从政目。　礼部尚书苏轼言：「高丽人使乞买书籍，其册府元龟、歴代史、太学敕式，本部未敢支卖，准尚书省批状，送礼部许卖，其当行人吏上簿者。臣伏见高丽人使，每一次入贡，朝廷及淮浙两路赐予馈送燕劳之费约十馀万贯，而修饰亭馆，骚动行市，调发人船之费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馈遗外，并无丝髪之利，而有五害，不可不陈也。所得贡献，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所费皆是帑廪之实，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马什物，修饰亭馆，暗损民力，此二害也。高丽所得赐予，若不分遗契丹，则契丹安肯听其来贡，显是借寇兵而资盗粮，此三害也。高丽名为慕义来朝，其实为利，度其本心，为契丹用，何也？契丹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描画山川形势，窥测虚实，岂复有善意哉？此四害也。庆歴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为中国之曲，今乃招来其属国，使每歳入贡，其曲甚于塘泊。幸今契丹恭顺，不敢别有生事，万一异日桀黠之敌，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熙宁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馈送，书中不禀朝廷正朔，却退其物，待其改书，称用年号，然后受之，仍催促起发，不令住滞，及去歳出知杭州，却其所进金塔，不为奏闻，皆是臣素意，欲稍裁节其事，庶几渐次不来，为朝廷消久逺之患。今既备员礼曹，乃是职事，近者因见陈轩馆伴申乞尽数差相国寺行铺人入馆铺设，以待人使卖买，不唯徙市动衆，以奉小国之陪臣，有损国体，兼亦抑勒在京行铺，资吏人广行乞取，弊害不少，所以具状申都省，伏乞施行，其多方作弊官吏，并不䝉都省略行取问，今来只依陈轩等，不待申请，直牒国子监收买诸般文字。臣闻河北𣙜场，禁出之书，其法甚严，徒以契丹故也。今高丽与契丹何异？乃废𣙜场之法？兼窃闻昔年高丽使乞赐太平御览》，先帝诏令馆伴用东平王故事为词却之，近日复乞诏，又以先帝遗旨不与今歴代史册府元龟与御览何异，故申都省，止是乞赐详酌指挥，未为过当，便䝉行遣吏人上簿书罪，臣窃谓无罪可书，虽上簿至为末事，于臣又无丝毫之损，臣非为此奏论，所惜者无厌之求，事必曲从，官吏茍徇其意，虽动衆害物，不以为罪，稍有裁节之意，便行诘责，今后无人敢逆其请，使意得志满，其来愈数，其患愈深，所以须至极论。又近者馆伴所申，乞为高丽使买金箔，欲于杭州妆佛，臣未敢许己申禀都省，窃虑都省复以为罪，窃缘金箔本是禁物，人使欲以妆佛为名，久住杭州，骚扰公私。窃闻近歳西蕃鄂特凌古乞买金箔，朝廷重难其事，量与应副。今来高丽使朝辞日数已逼，乞指挥馆伴，以打造不及为辞，更不令收买。又近据馆伴所申，乞与高丽使抄写曲谱，臣谓郑衞之声流行海外，非所以观徳，若朝廷特旨为抄写，尤为不便。其状，臣已收住不行，臣忝备侍从，事关利害，不敢不奏」。诏所买书籍曾经收买者，许依例，金箔特许收买，馀依奏，吏人免上簿。轼又言：「臣所以区区论奏者，本为高丽、契丹之与国，不可假以书籍，非止为吏人上簿也，今来吏人独免上簿，而书籍仍许收买，臣窃惑之。检㑹元佑编敕，诸以熟铁及文字禁物，与外国使人交易，罪轻者徒二年。看详此条，但系文字，不问有无妨害，便徒二年，则法意亦可见矣。以为文字流入诸国，有害无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来许买册府元龟及北史，已是失错，古人有言：一之谓甚，其可再乎？今乃废见行编敕之法，而用一时失错之例，后日复来，例愈成熟，虽买千百部，有司不敢复执，则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而云布于契丹矣！臣不知此事于中国得为穏便乎？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曰：招虞人以皮冠。孔子韪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夫旌与皮冠，于事未有害，然且守之。今买书利害如此，编敕条贯如彼，比之皮冠与旌，亦有间矣！臣当谨守前议，不避再三论奏，伏望圣慈，早赐指挥」。贴黄称：「臣㸃检得馆伴所公案，内有行下承受所收买文字数，内有一项所买册府元龟，虽不曾卖与，然高丽之意亦可见矣」。又称：「臣已令本部备録编敕条贯，符下高丽人使，所过州郡，约束施行去讫，亦合奏知。诏高丽买书自有体例，编敕乃禁民间，令依前降指挥。轼又言：「臣前所论奏高丽入贡为朝廷五害，事理灼然，非复细故，近又检坐见行编敕，再具论奏，并不䝉朝廷详酌利害，及编敕法意施行，但检坐国朝㑹要，已曾赐予，便为收买，窃缘臣所论奏，所计利害不轻，本非为有例，无例而发也。事诚无害，虽无例亦可，若其事有害，虽百例不可用也。而况㑹要之为书，朝廷以备检阅，非如编敕，一一皆当施行也。臣只乞朝廷详论此事，当遵行编敕耶？为当检行㑹要而已？臣所忧者，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契丹，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虽曾赐予，乃是前日之失，自今止之，犹贤于接续许买，荡然无禁也。又高丽人入朝，动获所欲，频歳数来，驯致五害，如此之类，皆不䝉朝廷省察，深虑高丽人复来，遂成定例，所以须至再三论奏。兼今来高丽人已发，无可施行」。贴黄：「今来朝旨，止为高丽已曾赐予，此书复许接续收买，譬编敕禁以熟铁与人，使交易，岂是外国都未有熟铁耶？谓其已有，反不复禁，此大不可也」。诏高丽买书，自有体例，编敕乃禁民间令依前降指挥。新録系之三月六日，今并附此。元符元年四月十二日，宋球传。旧録云：「副陈轩馆伴、高丽使使求册府元龟、乐谱、金箔，苏轼为礼部尚书，以先朝柔逺非是，乗此沮之，且诬馆伴规其私遗，陈请勿与，球曰：先朝盖尝赐之矣，此非中国所秘，不与，何以示广大？朝廷是其议，卒与之」。新録辨曰：「按苏轼奏状，论高丽使买书籍、金箔利害甚详，未尝诋先朝柔逺为非是，亦未尝谓馆伴规其私遗也，不知史官何据而书，诬诞明矣。馆伴人使者，陈轩也，球为之副尔买书等事，主议亦不在球。今删去七十二字」。

壬子，中书省检㑹元佑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指挥：「诸路、开封府界提刑司，每歳终具诸狱瘐死人数，仍开析因依，申刑部，内数多者申尚书。在京禁系，委御史台取索，报刑部看详。上件朝旨，即无许分别禁系人数目。至元佑七年，诸路具到狱死人数，刑部遂分每禁二十八人以上死一人者更不开具，即是今后应系囚处歳禁二百人，许破十人狱死。深虑州县狱官公然懈弛，甚非钦恤之意」。诏刑部今后更不得分禁系人数，依元降朝旨，将瘐死人数多者申尚书省。元佑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指挥附见，不别出。七年十二月壬子，当考详。

癸丑，于阗请讨夏国，不许。

乙卯，新知庆州孙览知渭州。政目八日事，实録脱此。览知庆州在正月二十三日，绍圣二年六月七日乃自渭召入。权户部侍郎范子奇为集贤殿修撰、知庆州。政目初八日事，实録在十九日，今从政目。子竒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以集撰权户侍，八年二月八日，自户侍又以集撰知庆州。绍圣元年二月八日，自集撰除寳制。旧编载韩驹云云，已修入三月八日。旧注一百二十四字，今削去。　诏大宁郡王以下出就外学，宜令于亲王旧第置学舍及差官二员，充诸王说书，就差逐位内侍四员充管勾官。二月三日。

已未，诏就差逐位管勾官四员指挥，勿行。罢差逐位管勾官，必有说，当考。　门下侍郎苏辙奏：「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预进呈公事，窃见三省同奉圣旨，北流软堰，依都水监所奏，候下手日，先将检计到功料，奏取指挥，窃缘臣从来都堂聚议，常谓软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盖东流本人力所开，止百馀步，冬月河流断絶，故软堰可为。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比之东流，何止数倍，见今河水行流不絶，软堰何由能立？盖水官之意，欲以软堰为名，实作硬堰，隂为回河之计耳！朝廷既已觉其意，则软堰之请，不宜复从。昨已于正月二十八日面奏大略以为昔先帝因河决导之北流，已得水性，惟堤防未立，每歳不免决溢之患，小小决溢，是黄河常事，本不为大害，而数年前朝廷议欲回河，王孝先、吴安持因此横主河事，昔北京以南，黄河西岸有阚村等三河门，遇河水决溢，即开此三门，放水西行空地，至北京之北，却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无大危急，自建议回河，先塞此三门，又于西堤作锯牙马头，约水东流，直过北京之上，故北京连年告急，缘此水势向东，故去年东流，遂多于昔，由此言之，分流之说，非徒无益，实亦有害也。何者？每年秋水泛涨，分入两流，一时之间，稍免决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浊，缓则生淤，既分为二，不得不缓，故今日北流已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将来涨水之后，河流东北盖未可知，臣等昨问呉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东，安知今年河水不自北？」太皇太后宣谕曰：「水官尚如此言，馀人更安敢保？」臣又奏曰：「昨来安持等因河流稍东，乞于东流添埽五七緷，称此机㑹，不可少缓，臣等恐安持意，欲因此指挥，多添埽緷，壅遏北流，不为穏便，即指挥所増埽不得过元乞数，然时方河涨，埽緷皆不到地，所称机㑹，悉是妄言。安持等既未如意，即又奏乞北流河门只留一百五十步，盖北流河门本阔三百馀步，今若塞其大半，河流既未可保其不北，若使所塞坚壮不可动揺，则涨水咽怒，必为上流之患，京师以东皆未免忧也。若所塞浮虚，涨水一至，随流荡去，人工物料无虑数百万，顷刻而尽，民之膏血，深可痛惜！然臣愚意亦非敢便谓河水必北而不东也，但欲候今年夏秋涨水之来，徐观河势所向，水若全东，则北流不塞，自当淤断，水若复北流，则北河如旧，自可容纳，朝廷作事，务在万全，若行险徼幸，万一成功，此则水官之意，臣不敢从也。安持等既见前计不得行，则又要横截北流以为软堰，见今北流稍缓，安持等只恐因此生淤，故立北堰，然却因作堰，欲尽留使臣人工物料，积渐增卑撩浅，即是用河上诸埽人力般土填河，数月之后，积土成山，不知与见今河淤，孰为多少？名欲分水，实是回河，决不可许，臣欲乞先令安持等结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堰若成，有无填塞河道，致将来之患，然后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以闻」。太皇太后曰：「水官犹不能保河之东北，时暂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别商量」。辙奏曰：「臣迫于异同之论，故乞遣官，若出自圣断，只朝廷商量，亦无不可」。太皇太后曰：「纵令水官结罪，待其败事，然后施行，于事何补？」辙奏曰：「诚如圣旨，昔修六塔河，先责李仲昌状，其功不成，随即责降，此是富弼等当时缪政，不足复用，今来圣旨，极为允当。臣退思之，尝闻顷歳北流河门阔十馀里，水面阔七八里，今来河门止阔三百馀步，盖水官数年以来，堙塞大河，一至于此，使洪流不安，谁任其咎？又东流河门止阔百馀步，毎年涨水东行，已有满溢之惧，今复欲并入北流，理难包蓄，遂指挥中书工房，令作画一问都水监，至今未有回报，朝廷欲作软堰，当候问得此二事，委无妨碍，及臣等看详，实有利无害，乃可施行，若不待报，遽降依奏指挥，必恐有悞国事，虽云先具功料，奏取指挥，然已令依奏下手，则是邪说已行，必致惊动衆听，且贻后患，伏乞圣慈特赐详察，降臣此议付三省，所有八日指挥，乞未行下，俟臣参假商量取旨。河事至重，措置不当，一方生灵被害非细，臣时在告，心有所见，不敢黙已。兼看详软堰之议，吴安持等本只是奏乞令外丞司相度北流水势，如更有减落，即令用软堰权闭，元未敢乞下手。今朝廷指挥更不相度，便令下手，即依奏之言深属未当，兼将来败事，安持等得以归过朝廷，尤为不便。臣忝预执政，只合每事反复商量，不当独入文字，只为此命一行，臣自度参假之后，必不敢争，若大臣争已行之命，显异同之迹，非所以示天下，故须至密入此疏，仍已一面密申三省，乞未施行」。至是，入对，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后来至今，百日之间，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揺撼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旧法马头不得增损，臣知安持意在添进马头，即指挥除两河门外，许一面措置。安持奸意既露第二次，乞于东流北添进五七埽緷，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进埽緷，约令北流入东，即令转运司同监视，不得过所乞緷数，安持奸意复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门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进马头之名，为留河门，即不许，安持计穷。第四次即乞作软堰，凡安持四次擘画，皆回河意耳。臣昨已令中书工房问都水监两事：其一勘㑹北流，元佑二年，河门元阔几里，逐年开排，直至去年，只阔三百二十步，有何缘故？其二，勘㑹东流河门，见阔几步？每年涨水东出，水面，南北阔几里？南面有无堤岸？北京顺水堤不没者几尺？将来北流？若果淤断，涨水东行，系合并北流，多少分数，有无包蓄不尽？今两问犹未答，便即施行，实太草草」。太皇太后以为然，时吕大防不入，故未及以文字进呈也。此据颍濵遗老传、龙川略志并栾城集所载札子，月日并系二月十二日，而实録系之三月十二日，恐误也。今从集及志、传。

庚申，刑部言：「元佑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南郊所降御札指挥及官司誊本关报诸处，合以先到者为始」。从之。辛酉，尚书礼部言：「光禄少卿韩宗师奏，欲今后应大祠合奉爼处，并令仪鸾司计㑹，太常寺设捧爼馔幔、太庙于东神门外，社稷于西神门外，诸大祠于壝门外，量地之宜」。从之。　御史中丞李之纯言：「西戎未附，边鄙用兵，守土之臣，不宜屡易，盖欲责其实效，必须假以歳月。况帅臣总握中权，指授规画，日久而后，士心信服，料敌打冲，立威制胜，日久而后敌心知畏，未有歳月浅近，施设尚疎，而可立武事也。近者，庆渭二帅，召还移替，皆未成资，若以䕶边有功，犹宜增秩以久任，若以备敌亡状，岂当免过而优迁？欲望精选材臣，付以阃外，应机制变，得以专行，明示三载考绩之限，非以功进，非以罪黜，更不先期除代，庶几边事整备，而敌人欵服」。癸亥，正字余中为秘阁校理。政目十六日事，当考。甲子，诏俵散蚕盐，徐州、淮阳军许依元佑敕，京东路、河东晋、绛、隰、磁州并罢。

乙丑，左朝议大夫、直龙图阁、淮南等路发运副使谢卿材知相州，从所乞也。实録在二十九日，今从政目。司农少卿王宗望为发运使，政目有此。六年十月初八日为司农。淮南路转运使王子渊为司农少卿。政目有此。六年九月十八日为淮漕。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张商英徙淮南路。政目。新京西转运副使贾易与知苏州范锷两易其任。政目有此，实録见七年十二月六日，今不取。甲戌改徐州。丙寅，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颂奏：「伏覩侍御史杨畏言，昨差贾易知苏州，稽留诏命二十馀日，谓臣独主其事，论议疎违，致有台劾，按其罪戾，宜即严诛，见归私家待罪」。又请早赐黜责，诏皆不允。初，贾易坐言事出，既复为京西路转运副使，经郊祀赦恩，乃与知苏州范锷对易。颂言：「易为御史，号敢言，更赦乃下迁，非是。或请加易馆职，颂又持不可，或指易为奸邪者，颂曰：「士大夫立朝奸邪，何可当也，须以实事论之，既无实事，安可谓之奸邪？」有旨再议，而杨畏及来之邵等遽劾颂，颂竟坐此罢去。贾范对移事，见七年十二月六日，政目于今年二月十八日书贾易对移，二十七日书易知徐州诏旨，苏颂传云：「㑹牵复前侍御史贾易知苏州，争不决，至论于上前，颂曰：易与臣本无雅故，以其为御史，不避权要，号为敢言，又法应牵复，既已为监司矣，乃徙知苏州，则是经恩反下迁，赦令为虚文矣。衆欲加易以馆职，颂又以为不可，时有谓易奸邪者，颂曰：士大夫立朝奸邪，岂易当也，须以实事论之，既无实事，安可谓之奸邪？」有旨再议，而谏官杨畏、来之邵言颂稽留诏命，颂闻之，即归私第待罪，上谓宰执曰：「言者论列中书省稽滞，而不及侍郎，何也？」时范百禄为中书侍郎，有旨出知河中，而数遣使召颂，颂三上章乞致仕，不许，固以老病辞去，乃拜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他日入谢，上曰：「相公求去位甚力，朝廷不得已从所请也。九月，出知扬州。按杨畏时为侍御史，来之邵为监察御史，传称谏官，误也。又颂以二月七日罢，百禄以十四日罢，传称百禄先颂出知河中，又误也，今不取。颂墓志云：「颂论议持平，务循故事，避逺权宠，不立党援，进退人材，弗专主已，理有未当，亦不茍从」。侍御史贾易坐言事出，既复监司，更赦降知苏州，公谓：「易论事不避权势，号为敢言，更赦除州，非允。论于帘前未决，而御史杨畏、来之邵劾公稽留制书，公即拜章待罪，累上不许。固辞老病，八年三月罢为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九月出知扬州」。梁焘行状云：「右仆射苏颂、中书侍郎范百禄论知宣州贾易直秘阁为权京西转运，以易尝任侍御史，不当带权字，除命未当，议别取旨。同列多不合，至上前，焘曰：太常、秘书皆阙长贰，愿以召易」。同列谓易小人不可用，焘对曰：谓易差除不当即可，如易刚直，人多不喜，以易为小人则过矣。陛下尝知其人忠孝，往在言路，圣谕面奬，使之尽节，必记其为人」。行状载贾易事与颂本传颇不同，附见当考。李清臣与许将小简云：「容、功之罢，虽言者乗之，殆别有谓，非面叙莫悉也」。当考。己巳，监察御史来之邵言：「天章阁待制林希除礼部侍郎。按希在元佑初尝除中书舍人，臣僚论希平日受知于宰臣王圭，圭薨，圭之诸子以圭墓铭属。希既已诺其请而为之文矣，然其心以圭非时望所属，不欲自为，外示相好之迹，乃假李徳刍之名，及得王氏赠遗，则与徳刍中分之。当时论者以希行谊浮薄，不可处之侍从，故辍西省之命，而假以偏州。未几，朝廷授以外制，易守馀杭，希不能修省图报，而乃喜怒任情，不循法度。杭州外沙巡检马信系左藏库副使，因转运司委信以治河事，希怒，信之不关白也，遣卒呼至，送当直司收勘，既无可书之罪也，则又释之。吴山有堂曰有美，有亭曰介，相距数里，本无可通之路，希一日大发修江兵卒，披荆棘夷山谷而使之通焉，既而闻术者谓二堂相通，不利守臣，则又发修江兵卒，为之障塞，其施设见于政事者如此，方且擢贰春官，入陪法从，恐非所以明黜陟，示劝沮，伏望追寝前命」。七年十月二十八日，除礼侍，八年三月初八日，出知亳州。辛未，监察御史黄庆基言：「南郊赦书，将来科场，依元佑二年例荐举经明行修进士，此诚朝廷搜求人材，虑有遗逸，欲取之数路，而侥幸之徒，因缘请托，不容无滥进者。向者荐经明行修之士，既与免解赴省试及省试不合格，又例与特奏名，是凡被荐举者，皆可以入官也。臣闻元佑二年，诸路所荐者，甚有不协士论，惟福建路荐朱朝倚，其人素有学问，久为太学职事，江西路荐李存，其人素有节操，累获乡举，如此二人，乃可充选。传曰：进真贤，举实廉，则天下治。欲乞朝廷申谕诸路监司、郡守，凡荐经明行修之士，必须精加考察，委有术业行谊，为乡党所尊，士论所服者，方许奏荐，或不如所举，则以贡举非其人之法坐之，庶几朝廷有得人之效」。从之。八月十七日李尧臣殿举。　御史中丞李之纯言：「比歳朝廷十科举士之令，盖已行之累年，近臣所荐者多，而拔用甚少，乞委辅臣详择，稍稍进任。其智勇过人可备将帅科，多是武臣推举，其类必有可用之人，宜加考察」。　是日，三省进呈苏辙所议河事，吕大防曰：「今来软堰已不可作，无可施行」。辙曰：「软堰本自不可作。臣本论吴安持百日之间，四次妄造事端，苏颂前乞遣官按实是非，明示赏罚，此言极当，乞依此施行。安持小人要动揺朝听，若令依旧供职，病根不去，河朔被害无已，不可信用」。大防曰：「水官弄泥弄水，别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辙曰：「水官职事不轻，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未闻有小人可用之地也」。实録系之三月二十四日。今从颍濵遗老传及龙川略志，移入二月二十四日。　兵部员外郎、崇政殿说书吕希哲为右司谏。政目二十四日事。新録乃无之。希哲固辞之。此据希哲家传。政目二月十六日希哲辞谏官。苏轼在迩，英见希哲除命，戏谓希哲曰：「法筵龙象，当观第一义」。希哲笑而不应，退谓范祖禹曰：「若辞不获命，当以杨畏为首」。时畏方在言路，以险诈自任，故希哲云尔。此亦据家传。

壬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轼言：「臣伏见九月二十二日诏书节文，俟郊礼毕，集官详议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歳，庙享典礼闻奏者。九月十八日戊戌诏，此云九月二十二日，不知何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亲祀郊庙神祇，飨答实䝉休应，然则圜丘合祭，允当天地之心，不宜复有改更。臣切怪议者，欲变祖宗之旧，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过以谓：冬至祀天于南郊，阳时阳位也。夏至祀地于北郊，隂时隂位也，以类求神，则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隂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祀上帝，则天地百神莫不从也，古者秋分夕月于西郊，亦可谓隂位矣，至于从祀上帝，则以冬至而祀月于南郊，议者不以为疑，今皇地祇亦从上帝，而合祭于圜丘，独以为不可，则过矣。书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禅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毕告，而独不告地祇，岂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间，自上帝而及山川，必无南北郊之别也，而独略地祇，岂有此理哉？臣以是知古者祀上帝，则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诗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经之明文，而说者乃以比之丰年》秋冬报也，曰：秋冬各报而皆歌丰年，则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丰年》之诗曰：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偕，歌于秋，可也，歌于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终篇言天而不及地，颂所以吿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祀于北郊，歌天而不歌地，岂有此理也哉？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则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书不郊，犹三望，左氏传曰：望，郊之细也。说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鲁，诸侯也，故郊之细，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则郊之细，独不及五岳、四渎乎？岳、渎犹得从祀，而地祇独不得合祭乎？秦燔诗、书，经籍散亡，学者各以意推类而已，王、郑、贾、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诗书、春秋》考之，则天地合祭久矣，议者乃谓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为不足法，臣窃谓礼当论其是非，不当以人废。光武皇帝，亲诛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谨按后汉书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阳，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此则汉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又按水经注，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圜丘东，大魏郊天之所，准汉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此则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唐睿宗将有事于南郊，贾曾议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郊之与庙，皆有禘也。禘于庙则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则地祇羣望皆合食于圜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大祭，非常礼也。《三辅故事》：祭于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则汉尝合祭矣。时褚无量、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明皇天寳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事，必在躬亲，朕不亲祭，礼将有阙，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后有事于圜丘皆合祭，此则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今议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盖以为用周礼也，臣请言周礼与今礼之别，古者一歳祀天者三，明堂飨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三、飨宗庙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类，亦皆亲祭，此周礼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飨宗庙，并祀天地，自真宗以来，三歳一郊，必先有事景灵，徧飨太庙，乃祀天地，此国朝之礼也。夫周之亲祭，如彼其多，而歳歳行之，不以为难，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而三歳一行，不以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仪物不繁，兵衞甚简，用财有节，而宗庙在大门之内，朝诸侯，出爵赏，必于太庙不止时祭而已，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惟以斋祭礼乐为政事，能守此则天下服矣，是故歳歳行之，率以为常，至于后世，海内为一，四方万里，皆听命于上，几务之繁，亿万倍于古日，力有不能给，自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赐赉，非周礼也，此皆不改，而独于地祇，则曰周礼不当祭于圜丘，此何义也？议者必曰：今之寒暑，与古无异，而宣王薄伐猃狁，六月出师，则夏至之日，何为不可祭乎？臣将应之曰：舜一歳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后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歳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礼，而谓今可以行周之礼乎？天之寒暑虽同，而礼之繁简则异，是以有虞氏之礼，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礼，周有所不能用，时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师，驱逐猃狁，盖非得已，且吉甫为将，王不亲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礼，为三歳常行之法，岂可以六月出师为比乎？议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礼大宗伯：若王不与，则摄位，郑氏注曰：王有故，则代行其祭事。贾公彦疏曰：有故，谓王有疾及哀惨皆是也。然则摄事，非安吉之礼也，后世人主不能歳歳亲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从来久矣，若亲郊之歳，遣官摄事，是无故而用有故之礼也。议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节，则一歳可以再郊。臣将应之曰：古者以亲郊为常礼，故无繁文。今世以亲郊为大礼，则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则有风雨之虞，陛下自宫入庙出郊，冠通天，乗大辂，日中而舍，百官衞兵暴露于道，铠甲具装，人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则备，事地则简，是于父母有隆杀也，岂得以为繁文末节而一切欲省去乎？国家养兵，异于前世，自唐之时，未有军赏，尤不能歳歳亲祠，天子出郊，兵衞不可简省，大辂一动，必有赏给，今三年一郊，倾竭帑藏，犹恐不足，郊赉之外，岂可复加？若一年再赏，国力将何以给？分而与之，人情岂不失望？议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为疏阔，若独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疎于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则典礼愈壊，欲复古而背古益逺，神祇必不顾飨，非所以为礼也。议者必又曰：当郊之歳，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泽之祀，则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议此者，为欲举从周礼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泽，不知此周礼之经耶？抑变礼之权耶？若变礼从权而可，则合祭圜丘，何独不可？十月亲祭地，十一月亲祭天，先地后天，古无是礼，而一歳再郊，军国劳费之患，尚未免也。议者必又曰：当郊之歳，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泽，上不亲郊而通爟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书之望秩，《周礼》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谓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者，故望而祭也。今所在之处，俛则见地，而云望祭，是为京师不见地乎？此六议者，合祭可否之决也。夫汉之郊礼，尤与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钦崇祭祀，儒臣礼官讲求损益，非不知圜丘、方泽皆亲祭之为是也，盖以时不可行，是故参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较其所得，已多于汉唐矣，天地宗庙之祭，皆当歳徧，今不能歳徧，是故徧于三年当郊之歳，又不能于一歳之中再举大礼，是故徧于三日，此皆因时制宜，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并祀不失亲祭，而北郊则必不能亲往，二者孰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摄事，是长不亲事地也。三年间郊，当祀地之歳，而暑雨不可亲行，遣官摄事，则是天地皆不亲祭也。夫分祀天地，决非今世之所能行，议者不过欲于当郊之歳，祀天地、宗庙，分而为三耳。分而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动大衆，举大礼，一也。军赏不可复加，二也。自有国以来，天地宗庙唯飨此祭，累歳相承，唯用此理，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轻动，动之则有吉凶祸福，不可不虑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计之，无一可行之礼，伏请从旧为便。昔西汉之衰，元帝纳贡，禹之言毁宗庙，成帝用丞相衡之议改郊位，皆有殃咎，著于史䇿，往鉴甚明，可为寒心！伏望陛下详览臣此章，则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之正礼，本非权宜，不独初郊之歳，所当施行，实为无穷不刋之典，愿陛下谨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宁之礼，无更改易郊祀庙飨，以宁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议，如有异论，即须画一解破臣所陈六议，使皆屈伏，上合周礼，下不为当今军国之患，不可但执周礼，更不论当今可与不可施行，所贵严祀大典，以时决定」。贴黄：「唐制，将有事于南郊，则先朝献太清宫、享太庙，亦如今礼，先二日吿原庙，先一日享太庙，然议者或亦以为非三代之礼。臣谨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庙，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则先庙后郊，亦三代之礼也」。诏集议官集议闻奏。合祭六议，据东坡集乃称八年三月空日奏，今从实録，实録盖因政和㑹要也。轼又言：「臣近奏论圜丘合祭天地，非独适时之宜，亦自然上合三代六经，为万世不刋之典，然臣不敢必以为是，故发六议，以开异同之端，欲望圣旨行下，令议者与臣反复诘难，尽此六议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则其议可得而定也。今奉圣旨，但云令集议官集议闻奏，窃虑议者各伸其意，不相诘难，则是非可否，终莫之决，虽圣明必有所择，而人各自为一议，但欲遂其前说，岂圣朝考礼之本意哉？臣今欲乞集议之日，若所见不同，即须画一难臣六议，明著可否之状，不得但持一说，不相诘难，臣非敢自是而求胜也，盖欲从长而取通也。若臣议不通，更不废前说，以从衆论」。此札子，据本集乃三月二十二日奏，实録不载，今增入。范祖禹家传云：「朝廷欲从苏轼之请，令议者相诘难，祖禹遽白吕大防曰：当自朝廷酌其可否行之，若使相诘难，必致纷争失体，于事何补也？」大防以为然，但批送集议而已。按先已送集议，轼又奏乞须相诘难，寻又罢集议，岂用祖禹之言乎？然家传载议郊祀事，颇失先后之次，今不取，罢集议在四月十一日。政和会要第三十八巻、郊议第四巻，元佑八年二月二十五日苏轼奏六议诏令集议闻奏，即载四月十一日罢集议诏，不载乞加反覆诘难札子，新録因之，今乃掇取增八。刘安世尝语人云：轼此议元不曽上，误也。或传曰：假托欺诈，固当以㑹要为据，政和诸人，岂肯虚载轼议乎？

甲戌，知徐州曾肇知江宁府，知苏州贾易知徐州。十八日对易，当考。实録在三月二十五日。　戸部员外郎胡宗师为成都府路转运副使，国子监丞李师徳为梓州路转运判官。三事并政目所有，新録无，当考详删入。

丙子，天章阁待制、知陈州赵君锡知郑州。政目三月十六日乃自陈州改郑州，合从实録。　尚书省检㑹市易欠户，已降今年正月朝旨，每保五百贯已下，依赦除放，大姓仍不得过三保，其已该除放人户，更不奏裁外，所有其馀诸般系官欠负钱物，有一名少欠数窠名者，若总计名下逐窠名欠数五百贯以下除放，虑恩惠不广。诏每名各随逐窠名依数除放，仍不得过三窠名，其已该除放人户，更不奏裁。法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敕，今附月末。明年二月二十四日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