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百四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四

宋　李焘　撰。

哲宗

元佑五年六月辛酉，权户部侍郎韩宗道为刑部侍郎、直龙图阁、知熈州范育为户部侍郎，龙图阁、知秦州叶康直为寳文阁待制、知熈州，知陜州吕大忠为直龙图阁、知秦州，殿中侍御史贾易为国子司业，其新除礼部员外郎。命勿行。六月八日，除礼外，七月八日，又改淮宪。　江淮等路发运使苗时中为陜西都转运使。　命右朝散郎段与京置场出卖府界保甲司，縁保甲省到及内藏库见寄帐封桩收租匹帛等。新无有案：此条疑脱误。　户部言：「开封府推官王诏，近附府界诸县催断合该踈决公事，窃见府界民戸，嵗出体量和买秆草，最为不易，嵗不过六百万数，每束支钱二十八文三等以上戸，以京东布折价，第四等给见钱，并赴在京诸场送纳，所支价直已是不多，又尝得之后时，乞今后支俵钱布，限至九月终，须管了毕」。从之。新无。　先是，知熈州范育言：因苏辙六月末论育生事，附此：育以四年七月十二日除熈州，此称臣至本路，当是四年秋，或冬间发此奏。臣至本路体探得鄂特凌古谋害温锡沁之迹，然自杀，觉来玛斯多卜后来温锡沁父子，畏逼为备，兼知朝廷有意令好看温锡沁及与巴乌凌斡、巴桑多尔济结官职，鄂特凌古自此势虽少缓而谋愈深，多遣质户来邈川，换易旧住人戸，去其腹心，剪其羽翼，又使巴乌隂制其内温锡沁父子，势益孤危，锡沁以目疾多不管事，巴乌亦以看经为说，鄂特凌古勾唤皆不去，青唐人往来多凌辱邈川人户，邈川人情极不安，鄂特凌古又宻遣般擦与夏国结和，并不由邈川，只近北，往来有共杀锡沁，并吞邈川之谋，然羌酋亦不自悟，若青唐与夏贼共取邈川，则夏贼势强，青唐势弱，其势必不两存，正如晋取虢及虞行及彼尔，臣愚以谓邈川存则有西蕃，为夏贼障蔽，邈川，亡则西蕃必为夏贼所并，西蕃并，则其旁诸蕃部皆为所役属，西南接巴蜀，东北至河东，地界几及万里，其强盛正如唐之吐蕃，必为中国大患。臣愚窃以朝廷绥抚四方，盖欲使中国、外国皆安，永无兵革之患尔。若今日安而后日有患，则不可恃以为安，西蕃之势是也。臣蒙朝廷付以边寄，茍三二嵗无事容身而去，则于臣私谋甚安，然遗西鄙无穷之患，则臣上负国恩，死有馀责，臣虽至愚，所不忍为也。臣谓为朝廷熟计，邈川不可不存，温锡沁不可不救，鄂特凌古不可不正其罪，凡此皆出于不得已，时不可后，机不可失，盖有一动而为万世之安者，今日是也。臣近又据岷州都总领蕃兵李祥报臣结斡磋使人来赵醇忠处，云：鄂特凌古待起人马去邈川，为温锡沁勾不来，洮西安抚王光世报臣：探得青唐质戸一千七百戸，在邈川旧城里住坐，却将旧城里首领蕃部攒出」。又言㸃集志家一千来人马，待十一月内奔斫斯博城来里」。又言：「锡沁父子及族下有评泊，言汉家有力量时，自家伟投汉去，没力量时，傥父子一就取上将青唐城去。又说：「锡沁父子被青唐人监管着里，臣观此事势，鄂特凌古之谋已急，锡沁父子之心已危，若今日失此机㑹，不为救䘏，则锡沁为鄂特凌古拘执，遂并邈川矣！臣体访得邈川有战兵万数，其人心皆附锡沁，锡沁自来心向汉，其力非不能拒鄂特凌古。兼鄂特凌古自杀，巴罗罗遵后，河南部族人人怀怨，森摩，乾展亦怨鄂特凌古杀董戬妻并近上首领，徒以逼近，势不得不服，蕃僧卦斯敦其徒千馀人，国中上下所共敬信，自鄂特凌古妄行杀戮，亦颇有恚忿之言，曽斫禁院门，夺出斯吉温、河南隆博、乔家等族，皆㸃集不起，鄂特、凌古又将诸首领亲属及董戬族人赵醇忠姉妹，皆疑忌囚系，人自为敌，将报其怨，为日久矣。然观锡沁辈与诸酋，虽内有怨鄂特凌古之心，外有拒鄂时凌古之势，而隐忍事之，虽将就拘执逼死亡而不发者，盖谓鄂特凌古为朝廷所立，通其和好，放过般擦，恩泽抚存之甚厚，度其不为已助，故畏惮而不敢尔。臣谓鄂特凌古乃篡国之贼，自既得志，肆行暴虐，诛不附已者，始与夏贼合谋冦边，赖天诛挫其贼锋，擒获酋首，故俛然效顺，自朝廷蠲释其罪，犹且㸃集兵马，为满裕克声势，诛巴罗罗遵，谋害温锡沁。今嵗夏秋诸蕃逺近丰稔，独青唐久雨震雹，大水漂溺，人不聊生，国人之所共愤，天意之所不容，其罪大矣！今若朝廷尚务含容，使此贼酋谋行计得，先并锡、沁，则其诸部族畏威帖服，必与夏贼缔交，复为边患，一旦为夏贼所图，则臣前所言中国大患，不旋踵生矣！不可不深忧，不可不早计，臣今已遣间人吿谕锡沁，若鄂特凌古更遣人马来邈川时，速来吿急，臣欲乞量发蕃汉兵马，以助锡沁为声势。锡沁知朝廷为援，方敢出兵拒鄂特凌古，且使锡沁结诸酋长，及遣河南诸族相应举事，送赵醇忠过界，因其人心，先声传谕，以鄂特凌古当得罪，赵醇忠，当立为辞，此则兵虽不交，而贼酋之首可致于麾下，宣朝廷威德，立醇忠以续董戬，后宠绥部族，锡命首领，不改其旧，则邈川自存，青唐自安，不逾月之间，事大定矣！醇忠既袭其国，上德朝廷，世世忠顺，为汉西藩，控夏人之腹背，制其死命，使不敢犯边，存亡继絶，以示大义，四方闻之，罔不悦服，岂独弭西边之患乎？一举而获万世之利矣！如此经制，则依得朝旨，不敢有失事机，却致边患，伏乞朝廷速赐指挥」。　育又言：此奏称正月中，当是五年正月也，今并前奏附六月末。六月二十八日，育罢熈帅，除戸侍。「臣窃以御戎之要，防患在于无形，制胜在于未然，患至而后图安，未有不危者也。兵交而后求胜，未有不败者也。臣观本路有无形之患，其端已具，其忧甚大，臣䝉朝廷假以方面之寄，若容身自谋，依违不言，使患至形成，上贻朝廷忧，下为一方害，则臣辜负明恩，不忠之罪大矣！故臣敢极陈其说。臣伏见近日朝廷，诏本路与夏人分画疆界，依绥德例，非所赐城寨外，以二十里为界，通逺军定西、通西、榆木等城寨，朝廷指挥拶边相照取直，西人执以逐寨，外取二十里，兰州智固胜如堡，前日朝廷令常作守据之计，本路按视，合取二堡外立界，西人指为非旧堡寨，要自康古寨打量此二事，若朝廷从夏人之请，则于本路边面形势有无穷之大害，若不从，夏人必起兵争占有害。今日和议，而西兵未有可息之期，臣请陈其故，盖定西北与夏人接境，通西、榆木等处，则贼境在东，若皆取二十里，则今日所弃边面，多者已三二十里，所徙弓箭手已数百千戸，失膏腴之地数千亩，又定西孤絶，贼兵可从中断其归路，其势决不可守，则通逺之边面，所蹙又不啻数十里，而贼兵每出，可至通逺，通逺受敌，则熈河一路，有扼吭不通之患矣。兰州向藉智固，胜如川地五十馀顷，皆膏腴上田，有水泉可以灌溉，其收亩数斛，无虑置弓箭手三千人，昔之堡障未立，不敢就耕，而以名目占坐不去者已千有馀人，若从康古二十里为界，则二堡之地皆不可耕，兰州舍此，北距河，南介山，东西境壤无馀，其耕种之地既不足以自食，其州粟日益贵，费日益广，又况贼兵一出，则立至州之西野，増兵严备，无时而已，岂不危哉！此所谓从夏人之请，于本路边面有无穷之大患者也。臣访闻定西一带，川原广阔，昔喀木所居西市，夏人置仓以积谷，智固、胜如川僞号御庄，自归本路，其土人皆走天都山及㑹州之境，地瘠人贫，未尝一日不回思其地，又闻夏人尝使此方之人，自谋争夺之计，昨正月中，西界所差分画首领与边臣议论，不合而去，今其再至，探得集兵数万屯于境上，时出游骑道不逊之语，度其意，盖将必争而后已，虽至于用兵废絶和事，皆且不顾，此所谓不从其请，将见兵争而不解，未有可息之期者也。以臣计之不与，则用兵虽速而患小，盖吾边有易守之形也，与之则用兵虽缓而患大，盖吾边有难安之势也。然此二事皆已形之患，又有未形之患，大于此者，不可不虑，臣请终言之。窃闻青唐鄂特凌古昔以篡国，朝廷既行封爵，尝与夏贼同谋冦边，赖朝廷威断，边将出兵，生擒果荘，断河桥以挫其锋，遂寝奸谋纳质，效顺，自心，数嵗之边患，今闻鄂特凌古常疑其下有怨雠之谋，日图诛杀，易置首领，且与夏贼结约甚欢，遣人往夏国，诘其与汉和，激其用兵之意，盖二方气类既同，其嗜欲既一，势必相为，而又鄂特、凌古篡于前，梁、叶普篡于后，昔也相视而成其谋，今也同心而济其恶，理必然矣，臣恐二贼缔交，夏贼出兵于通逺金城之郊，本路严兵以御之里，贼又出兵河岷之郊，则本路分兵而力不给，朝廷方且益发兵増备，不知几何而止也。商者不得安于途，耕者不得安于野，则所仰之粟不知几何而足也！五州之境，边面二千馀里，二贼据吾腹背，嵗嵗不可弛备，一日不可减兵，备其东则西出，备其南则北出，左提右挈，四面受敌，朝暮相救之不暇，一有交兵，则五州之势，岌岌乎皆有动揺之忧，万一至于败挠而不可支，可不虑哉！此臣所谓无形之大患，可为朝廷忧者也。以臣愚计，欲防此未形之患，必为制胜未然之术，臣愿朝廷垂听，毋忽。臣昨累曽经画青唐、邈川利害，朝廷未赐俞允。近鄂特凌古再召温锡沁，愈怀疑惧，邈川人情亦不安，又杀圭罗族四人，锢其酋首，及勾隆博乔家族首领徙杓鲁新族，其人戸不从，遂拘执首领，致有五百馀戸走入河州界，约栏未去。自朝廷除结斡磋镇州刺史，勾在青唐，拘留不还，又勾界边斯博格，亦留青唐，其国人携贰酋长，忧惧愈甚于前，近又探得鄂特凌古病甚，或云已死，匿哀不发，欲踵前日篡董戬之迹，此逆酋之暴虐，与人情之怨叛，较然可见矣！臣观夏贼之于邈川，地近而形势便，青唐情通而利害同，彼两地之动息，夏人知之固熟，徒以叶普始篡，及疆议未决，故迟迟计未发尔，使其志得谋行，移兵以举邈川，并青唐若振槁木之易，其为西边大患，臣前日已尝具奏于朝矣，就其未能，二贼方且合谋为患，如臣今日所陈，其势必矣。臣又闻古人善为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今本路欲与夏人交议地界，当贼兵之锋，而争口舌之胜，臣未见其可也，不若缓其所当争，而出其所未发，先为之计，伐夏贼之谋而絶其交，乗青唐之变而定其国，用臣前策，纳赵醇忠，继董戬后，醇忠既立，忠顺戴汉，因抚诸酋，悉皆内向，则二贼之交絶矣！董戬既死，人心皆服，虐乱既除，国内举安，则青唐之变定矣。夏贼失青唐之援，则有背腹之忧，本路得邈川之归，则有形势之利，彼之所恃者复在我，吾之所患者复在彼，如此，则区区之夏贼，将假息于巢穴，而不敢窥吾边鄙、通逺金城之疆，锡之则为朝廷之德，不与则亦不敢争，吾兵不用，而可以制夏贼之猖獗，平西贼之祸乱，威行万里，义服四方，虽唐虞三代之御戎，不是过矣，将见本路之氓，有卧鼓息烽之安，趣耕稼而成乐俗矣！复何边鄙之忧哉？此所谓制胜于未然之术也。臣伏思朝廷大计，务欲安边息民，不用兵革，臣为此谋，其始惟护赵醇忠，假以兵力，因其人心，助其声势，过此以往，更不烦兵，其津遣赵醇忠镇抚部族，合措置事件，如蒙朝廷赐可，乞别具条析闻奏。臣虽述此利害，或恐更有未尽事理，朝廷若行诘问，却致往复，已依近降朝旨，选差本司勾当公事种朴乗递马赴阙，诣三省枢宻院禀议去讫，伏乞朝廷检㑹臣累状及今奏事理，早赐处置指挥」。结斡磋授镇州刺史，乃四年七月二十四日，苏辙十二月十四日初上官均云云可考。是月，令保安军牒宥州熈河地界如前，已申枢宻院候指挥。政目六月末事。　夏人犯智固、胜如二堡。政目六月末事。七月十二日令牒宥州。　御史中丞苏辙言：「臣伏见西夏轻狡屡叛，为患莫测，昨与延安商量地界，迁延不决，舍归本国，招之不至，边人之议，始谓地界自此不可复议，而坤成贺使亦当不至矣！今者天诱其衷，使者既已及境，而地界复议如故，方其未遽吿絶招怀之计，犹可复施，此实中国之利也。然臣恐朝廷忽而不虑，不于今日穷究端由，窒其衅隙，必俟边患既起而后图之，则无及矣。臣闻熈河近日创修智固、胜如二堡，侵夺夏人御庄、良田，又于兰州以北，过河二十里，议筑堡寨，以广斥堠，夏人因此猜贰，不受约束，其怨毒边吏，不信朝廷，不言可见矣，徒以嵗赐至厚，和市至优，是以勉修臣节，其实非德我也，非使之稍有便利，岂肯帖然不作过哉？何者？中国既失大信，则外国不可复责故也。臣窃惟朝廷之于西夏，弃捐金帛，割裂疆土，一无所爱者，累年于兹矣，而熈河帅臣与其将吏，不原朝廷之心，徼求尺寸之利，妄觊功赏，以害国事，深可疾也！顷年熈河筑西闗城，声言次筑，康古果荘疑惧，遂举大兵攻扰，一路疮痍，至今未复，今既城智固胜，如其势必及康古，夏人惊疑，正与董戬事同，由此言之，则曲在熈河，非夏人之罪也。夫兰州之为患，所从来逺矣，昔先帝分遣诸将入界，李宪当取灵武，畏法不敢深入，遂以此州塞责，自是以来，筑城聚兵，完械积粟，劳费天下，动以千万，为计议者患之久矣，好事之臣，因此讲求遗利，以为今城本汉屯田旧地，田极膏腴，水可灌溉，不患无食，患在不耕，不患不耕，患无堡障，凡西闗、康古、智固、胜如与过河筑城，皆所以为堡障也。从来熈河遣兵侵耕，此地皆为夏人所杀，况于筑堡，致冦无疑，而朝廷恬不为怪，坐视边衅之啓，深可惜也！夫兰州不耕，信为遗利矣，若使夏人背叛，则其为患，比之不耕兰州，何啻百倍，故臣以为朝廷当权利害之重轻，有所取舍，况兰州顷自边患稍息，物价渐平，比之用兵之时，何止三分之一，若能忍此劳费，磨以嵗月，徐观间隙，俟夏人微弱，决不敢争，乃议修筑，如此施行，似为得策，臣不知边臣何苦而为此匆匆也？昔唐明皇欲取吐蕃石堡城，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名将也，以为顿兵坚城，费士数万，然后可图，恐所得不酬所失，请厉兵马，待衅取之。帝意不快，忠嗣由此得罪，其后帝使哥舒翰攻拔之，虽开屯田、获军实，不为无补，而士卒死亡略尽，皆如忠嗣之言，《唐史以为深戒，此则今日之龟鉴也。若朝廷不用臣言，臣料夏人久必复叛，用兵之后，不免招来，其为劳费，必甚今日。敌人强梁则畏之，敌人柔服则陵之，恐非大国之体也，惟陛下留神省察」。贴黄称：「臣闻朝廷欲遣孙路以㸃检弓箭手为名，因商量熈河界至，臣观孙路昔在熈河，随李宪等造作边事，由此蒙朝廷擢用，深恐路狃习前事，不以夏人逆服利害为心，而妄图兰州小利，以失国家大计，伏乞明赐戒敕，若因界至生事，别至夏人失和，劳民蠧国，罪在不赦」。八月二日，穆衍代孙路措置熈河、兰州弓箭手田土，不知孙路以何时往，必在六月间，或因苏辙言遂不遣路，然据范育奏，则孙路亦往熈河，但未得其时。辙又言：「臣近以熈河帅臣范育与其将吏种谊、种朴等妄兴边事，东侵夏国，西挑青唐，二难并起，衅故莫测，乞行责降，至今未蒙施行，臣已别具论奏。臣窃伏思念，熈河边衅，本由谊、朴狂妄，觊幸功赏，今育虽已去，九月二十八日，知熈州范育除户侍，叶康直知熈州而谊、朴犹在，新除帅臣叶康直，又复人才凡下，以臣度之，必不免观望朝廷为谊、朴所使，若不并行移降，则熈河之患，猝未可知，加以朝廷议论，亦自不一，臣请详陈本末，惟陛下察之。昔先帝始开熈河，本无兰州，初不为患，又李宪违命，创筑此城，因言若无兰州，熈河决不可守，自取兰州，又已十馀年，今日欲筑智固，胜如以侵夏国良田遂言若无智固胜，如兰州亦不可守，展转生事，类皆浮言，盖以边防无事，将吏安闲，若不妄说事端，无以邀求爵赏，此则边人之常态，而自古之通患也。今若试加诘问，理则自穷，何者？二寨广狭几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掩袭，其势必难保全，既克二城，乗胜以击兰州，则兰州孤危，何异昔日？今朝廷不究其实，而轻用其言，以隳大信？夏国若因此不顺，外修朝贡，以收赐予之利，内实作过，以收卤获之功，臣恐二寨所得地利，殊未足以偿，此臣所谓智固胜如，决不可城者，由此故也。昔先帝绥御西蕃，董戬老而无子，赵醇忠其族子也，先帝常遣苗履，多持金帛，率醇忠见之，是时圣意盖有在矣，事既不遂，而董戬昏病，遂为鄂特凌古所杀。鄂特凌古本、董戬之家奴，先乱其家，次取其国，董戬之臣，如果荘温、锡沁等，皆有不服之志，此实一时之机㑹也，是时朝廷若因机投隙，遣将出兵，拥纳醇忠，则不世之功庶几可立，而一时大臣不知出此，遽以旄钺宠绥篡夺之臣，使得假中国爵命之重，以役属蕃部，臣主之势，由此而坚。然自是以来，颇亦外修臣节，未显背叛之迹，而育等欲于此时复举前策，盖已踈矣！昔曹公既克张鲁，刘晔言于公曰：公既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刘备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诚因其倾而压之，蜀可传檄而定，若少缓之，蜀人既定，据险守要，不可犯矣！公不从。居七日，闻蜀中震动，公以问晔，晔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夫机㑹一失，七日之间遂不可为，今乃于数年之后，追行前计，亦足以见其暗于事机，而不达兵势矣。臣闻种谔昔在先朝，以轻脱诈诞，多败少成，常为先帝所薄，今谊、朴为人，与谔无异，谊于顷嵗，偶以劲兵掩获果荘，以此自负，而西蕃惩于无备，久作堤防，亦无可乗之势，况育自到任，屡陈此计，咫尺蕃界，谁则不知？臣谓兵果出境，必有不可知之忧矣。兼闻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数以千计，纳之则本无朝㫖，未有住坐之处，却之则于彼为畔，必被屠戮之苦，据此专擅，罪名不轻，臣不晓朝廷，曲加保庇，其意安在？若不并行责降，臣恐朝廷之忧，未有艾也。借使鄂特凌古因此怨叛，结连夏人，同病相䘏，更出盗边，羽书交驰，胜负未决，当此之时，大臣相顾，不敢任责，而使圣君圣母忧劳帷幄之中，虽食主议者之肉，复何益乎？臣所谓鄂特凌古，决不可取者，由此故也。凡此二事，皆国家安危，边民性命之所系，祸机之发，间不旋踵，故臣愿陛下早发英断，黜此三人，外则使异域，知此狂谋，本非圣意，易以招怀，内则使边臣知赏罚尚存，不敢妄作，此当今所宜速行者也。然臣尚谓熈河遭此破坏，彼此相疑，却欲招纳，令就平帖，非得良帅，未易安也。臣观叶康直之为人，深恐未足倚仗。何者？康直顷縁权贵所荐，节制秦凤路，边面至狭，号为无事，而康直于前年冬无故展修甘谷城，致令夏国大兵压境，兵役已集，康直恐惧，不敢兴功，妄以地冻请于朝廷，役既不成，敌兵乃去，既无将帅靖重之略，而当熈河揺动之秋，臣恐陛下西顾之忧，未可弭也！要须徙置他路，更命熟事老将以领熈河，仍特赐戒敕，使知朝廷怀柔逺人，不求小利之意，如此而边患庶几少息矣」。贴黄称：「叶康直顷嵗差知秦州」。中书舍人曽肇、谏议大夫鲜于侁皆言：「康直昨因兵兴，调发刍粮，一路骚然，及令儿男掘取窖藏斛斗货卖，及建言欲由泾原路入界，和雇车乗人夫，为知永兴军吕大防所奏，有违诏敕，先帝欲深置于法，康直数事李宪，宪营救得免，按其为人如此，今熈河方反侧未安，而付之此人，中外知其不可也。种朴昔因永乐覆师之后，父谔权领延安之日，与其亲戚徐勲矫为谔奏，妄自保明劳效，仍邀取诸将赂遗，并奏其功，先帝觉其奸诈，欲加极典，既而释之，并特降官，落职停替，谔因此忧恚，发病至死。狂妄如此，若不加贬责，臣恐熈河终未宁靖也」。　翰林学士范百禄言：「臣窃闻熈河边帅有请，欲令赵醇忠遥领青唐节度以代鄂特凌古，如其拒抗，则进兵入讨而禽之，以威夏国者。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自临御以来，日务安边息民，以惠天下，常程法式之事，犹须谨重循理而行，至于控御四裔八蛮，未尝轻易举动，岂听此狂谋，以开边衅，自贻后悔？鄂特凌古尝被诏书恩数，酋长一国，夫羌戎荒忽，叛服去来，固其常事，是以自古帝王知其如此，皆不臣之，而以度外置焉，使不为中国叛臣也。今若谓鄂特凌古本无向化之心，其下族属率多怨叛，如其丑类，自相残贼，并来求哀，犹当从而绥之，以示中国恩信，此乃天子守在四夷之道，岂谓遣人刺探，得其徒党离贰，便可选置得力蕃官而使代之耶？此计诚行，彼鄂特凌古者安肯听顺而受代乎？彼必拒抗，则吾即举兵，彼既知此举兵，岂不先事㸃集作过，以犯吾边鄙乎？议者若以比昨来禽致果荘之易，则恐亦思之未审。臣窃闻往者朝廷许令便宜进兵指挥，至彼未久，遂能宻切举事，掩袭果荘，出其不意，因以成禽，窃料自此后来，彼方酋长虽甚庸谬，安得不以果荘之故，各自警戒，岂肯更如前日，令我边吏出其不意而生禽之乎？事非万全，何可妄动？臣窃意庙堂皆耆儒硕画，必不以之为然，万一不择，尝试为之，臣恐边臣之功，未可必望毫髪，徒啓夏国，唇齿疑叛之隙，忿鸷不服之心，为国生事，虽悔无及，臣愚不自量，輙敢先事言之，宁冒僭狂之罪？若知而不言，臣实耻之，干凂宸听，惶恐万死。欲乞置臣此章于禁中，以参考羣言，特出圣断，天下幸甚！贴黄：「臣窃闻昨来诸路奏，探得夏国主母皆被残害，以至朝廷信之，比下别路审细保明，及以永乐回归，生口照验，元无此事，盖从来报探之人，多虚少实，徒规贿利，终无罪责，何可轻信？今来探得鄂特、凌古，丑类怨叛，何以辨其真虚？而欲望一旦仓卒内应，悉为我用，谁能保其必然乎？若万一指挥行下后，鄂特凌古未能成禽，即赵醇忠遥领之命，如何了当？自古以来，有此措置，传之四裔，则招侮一时，书之史册，则贻笑久逺，国家置帅，所寄非轻，敢乞圣裁，更赐详酌。汉武帝时，匈奴来请和亲，上下其议，韩安国曰：和亲便。王恢曰：「不如勿许，举兵击之。于是恢首为马邑之谋，因听恢用兵，敌觉遁去，无功，遂诛恢以谢天下。是后兵连祸结，馀三十年，武帝悔之，终下哀痛之诏，亦无及已，盖议兵之不谨也如此」。百禄䟽不得其时，因苏辙言范育谋纳赵醇忠，附见其后，更须考详。　御史中丞苏辙言：「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奏司马康久病，谏官阙人，乞早赐选择除授，寻奉圣㫖，只为难得人，臣退而思之，知人之难，莫如已试之验。窃见前左司谏吕陶、右司谏吴安诗，昔任言责，知无不言，虽各曽罢去，并不縁过恶，同时台谏已斥复用者，迨今已遍，惟陶以言韩维不公，韩氏党与强盛，为衆所疾，安诗以言王谠进用不当，谠连姻权势，无由复进，质之公议，皆为不平，若蒙圣恩还付旧职，俾得尽心图报，必有可观。方今台谏并阙，臣虽备位执法，才短无助，深恐言职旷弛，无补圣明，谨采衆论，冒昩尘献，乞更加采察，特赐録用，不胜幸甚！」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安诗论王谠，十月四日，为直集贤院兼侍讲。五年六月四日，司马康除左司谏。　辙又言：「臣窃见祖宗旧制，河上夫役，止有差法，元无雇法，始自曹村之役，夫功至重，逺及京东西、淮南等路，道路既逺，不可使民间一一亲行，故许民纳钱以充雇直，事出非常，即非久法，今自元佑三年，朝廷始变，差夫旧制为雇夫新条，因曹村非常之例，为诸路永久之法，既已失之矣，而都水使者吴安持等，因縁朝㫖造成弊政，令五百里以上，不满七百里，每夫日纳钱二百五十文省，七百里至一千里以上，每夫日纳钱三百文省，团头倍之，甲头火夫之类，増三分之一，仍限一月，过限倍纳，是嵗京东一路差夫一万六千馀人，为钱二十五万六千馀贯，由此民间见钱，几至一空，差人般运，累嵗不絶，推之他路，槩可见矣！近因京东转运使范锷得替回，论其不便，安持等方略变法，罢团头、火长，倍出夫钱，工部知罚钱之苦，又乞立限至六月以前，虽苛虐比旧稍减，然访之公议，终不稳便，何者？朝廷本欲寛恤民力，故许出钱雇夫，若其钱足以充雇，则朝廷将复何求？今河上雇夫，日破二百而已，昨来京城雇夫，每人日支一百二十文省，则河上支二百文，已为过厚虽欲稍増数目，为移用、陪补等费，亦不当过有掊敛，以伤民财也，故衆议皆谓七百里以下与七百里以上人戸，若系差夫，则一人效一人之力耳，今乃利其逺近，有费用多寡之殊，遂令逺者多出五十，以为寛剰，此岂朝廷䘏民之意？兼一夫出二百五十，亦已自过多，如臣愚见，若于每夫日支出二百文外，量出三十，以备杂费，则据上件京东所差夫数，止约合出一十一万贯省，比本监所定五分之二耳，昔王安石为免役之法，只縁多取寛剰，致令民间空匮，怨讟并作，二圣临御，为之改法，今疮痍犹未复也，安持本安石之党，昔日主行市易，多出官，本散无根之人，虚桩息钱，以冒不次之赏，虽略行追夺，而寻复任使，盖从来习为聚敛之政，至今不改，是以雇夫之法，名为爱民，而隂实剥下，臣欲乞圣慈，特降指挥，应民间出雇夫钱，不论逺近，一例只出二百三十文省，所贵易为出备，不至艰苦。兼臣闻自来诸路，计口率钱，百姓，如遭兵火，若用之河防之上，一无枉费，于理尚可也，今取之良民之家，而付之河埽使臣，壕寨之手，费一称十出没，不可复知，民独何负而为此哉？且今河埽梢桩之类，纳时数目不足，及私行盗窃，比之他司官物，最不齐整，及其觉知欠少，或托以火烛，或诿以河决，虽有官司，无由稽考，今以免夫钱付之，类亦如此矣。兼访闻河上人夫，自亦难得，名为和雇，实多抑配，臣今仍乞令河北转运、提刑司同共相度，如何处置闗防所支雇夫钱，以免欺盗之弊，亦乞体量所雇人夫有无抑配，具结罪保明闻奏，然后朝廷裁酌，从长施行」。贴黄：「今嵗修河夫人数不少，且以逺近各半约之，仍据见行法，逺者每人一日多出五十文省，则其钱数亦必甚多，若蒙圣恩便令裁减，则民间受赐不少，乞指挥速赐施行」。范锷除金外，在七月二日，今因以此奏附六月末，更须考详。　辙又言：「臣顷于门下、中书后省详定吏额文字，已具进呈，后来都省吏额房，别加改定施行，其间二事，最为不便，人情不悦，是致六曹寺监吏人，前后经御史台论诉者不一，本台亦曽为申请，终未见果决行下。臣既措手综其事，今又目覩所诉，理难黙已，谨具条列如后，一、自官制以来，六曹、寺监吏额，累经増添，人溢于事，实为深弊，臣既详定，既依先降指挥，取逐司已行两月生事，分定七等，因其分厘，以立人数。然是时案：此下永乐大典，原本重出逐司，至是时共二十三字，详前后辞义，当是衍文，考苏辙栾城集中亦无之，今据文删去逐司之吏仅三千人，皆惧见沙汰，不肯供具，臣遂禀白三省执政，言事干衆人，既怀疑惧，文字必难取索，虽或以朝廷威势，逼令尽供，及至裁损，必致纷竞，于体不便，不若且据事实，立成定额，竢将来吏人年满转出，或死亡事故，更不补填，及额而止，如此施行，不过十年，自当消尽，虽稍似稽缓，然见在吏人知非身患，必自安心，极为稳便。当时执政率皆许诺，遂于元佑二年十一月内，具状申尚书省，其略曰：「今来参定吏额，本欲称事立额，量力制禄，惟务人人效实，事务相称，即非茍要裁损人额及减廪禄，纵人额实有可损，亦俟他日见阙不补，即非便于法行之日，径有减罢，若非朝廷特降指挥，晓谕本意，终恐人情不以为信，致供报不实，虚陷罪名。寻准当月九日尚书省札子：「奉圣㫖：依所申，臣等遂备出榜晓示逐司，自此数月之间，文字齐足，方得裁损成书，却被吏额房违废上件圣㫖指挥，将所减人数便行裁拨，失此信令，人情汹汹，又縁此任永寿等得骋其私意，近下人吏恶为上名所压者，即为拨上名于他司，侍郎左司为下名，乐毅在吏额房，故为拨上名孔仲卿等于考功之类是也。闲慢司分欲迁入要局者，即自寺、监拨入省曹，于大理寺拨任永寿亲情任中立等十人入考功之类，是出任永寿坐受任中立赃决配，六年五月十八日可考。任情纷乱，弊幸百出，由此旧人多被排斥，以至失所，凡所诉说，前状已具开陈，下则衆口怨谤，感伤和气，上则朝廷失此大信，今后虽有号令，谁复听从？臣今欲乞只依前件圣㫖，将所损人额，直候他日见阙不补，见在人数，且依旧安存，况尚书左选拨到兵部手分，近已准都省指挥发遣归原来去处，伏乞检㑹此例，一体施行。一、六曹、寺、监吏人，多系官制以前诸司名额，其请受多少，及迁转出职，迟速髙下，各不同，及官制后来，分𨽻逐司，一司之中，兼有旧日诸司之吏，臣详定之日，与衆官商量，以谓若将旧日诸司之吏约入今日逐司名额，则其请受、选转、出职，参差不齐，理难均一，盖将逐司数种体例，并为一法，其势非薄即厚，非下即髙，若不亏官，必至亏私，亏官则黙而不言，亏私则不免争诉，俱为不便。况今旧司吏人，并权依新额请受，许从多给，迁补出职，皆依旧司，并有见行条贯，若且依此法，可以不劳而定，及吏额房创意改更，务欲一例从新，以显劳效，遂除见理旧司迁转，已补最上一等名目，见理年选，更无迁转职名之人，即听依旧条出职，若就迁试补填阙者，令候降到新法施行，所有旧司迁补出职指挥，更不行用。窃縁旧诸司吏人，根源各别，立法不同，不可槩以一法，新法虽工，止于一法而已，以待新法吏人则可以待旧法，吏人则不幸者必衆，求其无讼，不可得矣。见今刑部田受贤等，经台理诉，势必难抑，欲乞止依后省所用旧条，庶几便可止絶，臣闻孔子论为政之本，欲去兵去食而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今初议吏额，羣吏疑惧，陛下与二三大臣既令臣等明出榜示，吿以将来虽有所损，直候见阙不补，圣㫖明白，人谓信然，竞出所掌文案，输之有司，臣等赖之，以立条例，曽未逾嵗，书入他司，凡有所损，即行裁拨，弃置大信，略无顾惜，此正先圣之所禁也。兼前件二事，如后省所定，皆人情所便，极为易行，如吏额房所定，皆人情所不便，极为难守，今弃易即难，以招词诉，又政事之大失也，伏乞圣慈速命有司改从其易，以安羣吏之志」。辙䟽不得其时，斟酌附六月末，更须考详。　始，中书门下后省准诏同详定六曹条例，元丰所定吏额，主者茍悦羣吏，比旧额几数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减，已再上再却，吏有白中孚者，吿中书舍人苏辙曰：「吏额不难定也。中孚昔尝典其事，知弊所在」。辙曰：「其弊安在？」中孚曰：「昔流内铨，侍郎，左选也，事之最烦，莫过于此矣。昔铨吏止十数，而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数倍者，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入，故竭力办事，劳而不辞。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旧法：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轻者至一厘以下，积若干分为一人，今试抽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若比旧不加多，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以中孚之言为然，即与僚属议曰：「此羣吏身计所系也，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损，将大致怨诉，虽朝廷亦将不能守」。乃具以白执政，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不补填，及额而止，如此不过十年，自当消尽，虽稍似稽缓，而见在吏知非身患，则各自安心，事乃为便。执政以为然，遂申尚书省，乞取诸州两月生事，而吏人不知朝廷意，皆疑惧莫肯供，遂再申乞榜示诸司，使明知所立吏额，候他日见阙不补，非法行之日径有减损，时元佑二年十一月也。后数月，诸司所供文字皆足，因裁损成书，以申三省。左仆射吕大防得其书大喜，欲此事必由已出，将别加详定，而三省诸吏皆不能晓，无可委者。任永寿本非三省吏也，为人精悍而猾，尝预元丰吏额事，适以事至三省，独能言其曲折，大防悦之，即于尚书省创立吏额房，使永寿与吏数辈典之，凡奏上行下，皆大防自专，不复经由两省，一日，内降画可二状付中书：其一裁定宗室冗费，其一吏额也。省吏白中书侍郎刘摰，三年四月六日，摰自左丞迁中侍録，黄误下当在此后，不必此时也。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自中侍改门侍。请封送尚书省，挚曰：「当时文书録黄过门，今封送，何也？」对曰：「尚书省以吏额事，毎奏入，必径下本省已久，今误至此」。挚曰：「中书不知其他，当如法令」。遂作録黄永寿见録，黄愕然曰：「两省初不与，乃有此耶？」即禀大防，乞两省各选吏赴局，同领其事。大防具以请摰，摰曰：「中书行録，黄法也，岂有意与吏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耶？」他日，大防又持奏藁示挚曰：「吏额事本欲谨宻而速，故请径下，然未经立法，欲三省同奏，依致仕官文书法。致仕官法者，近制以臣僚疾病请致仕，多縁经歴迂滞，不及被受而亡，故立法：文书虽三省签入，而直付都省。挚曰：此非其类也，当聚议」。明日，大防复出奏藁，谓挚曰：「势不可不尔」。摰乃从之。吏额事寻毕，永寿等推恩有差，议者皆指为侥幸，永寿急于功利，不顾后省，前已得㫖，又尝榜示诸司，更劝大防即以立额日裁损吏员，仍以私所好恶，变易诸吏局次，凡近下吏人恶为上名所压者，即拨出上名于他司，凡闲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即自寺、监拨入省曹，吏被排斥者纷然，诣御史台诉不平，台官因言：「吏额事在后省，成就已十八九，永寿等攘去才数月，而都司擅拟优例，冒赏徇私，不可不惩」。谏官继以为言，章数十上，永寿等既逐，而吏诉禄额，事终未能决，苏辙时为中丞，辙为中丞，在五月二十一日。改尚书右丞，在六年二月二日。具言后省所详定皆人情所便，行之甚易，而吏额房所改，皆人情所不便，极难守，且大信不可失，宜速命有司改从其易，以安羣吏之志。大防知衆不伏，徐使都司再加详定，大略如辙前议行之。此据苏辙遗老传、龙川志略、栾城集第四十四卷奏议，刘仿、王知常所编刘挚行实増修，仍各具注于后。苏辙龙川别志云：予为中书舍人，与范子功、刘贡父同详定六曹条例，子功领吏部，元丰所定吏额，主者茍悦羣吏，比旧额几数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减，已再上再却矣，予偶坐局中，吏有白中孚者，进曰：吏额不难定也。中孚昔尝典其事，知弊所在，予曰：其弊安在？中孚曰：昔流内铨，今侍郎左选也，事之最烦，莫过于此矣。昔铨吏止十数，而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者，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入，故竭力办事，劳而不辞。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旧法：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轻者至一厘以下，积若干分为一人，今试抽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若比旧不加多，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予曰：汝言似得之矣。即以吿属官，皆莫应，独李之仪曰：「是诚可为也。即与之仪议曰：此羣吏身计所系也。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损，将大致怨诉，虽朝廷亦将不能守」。乃具以白宰执，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不补填，及额而止，如此不过十年，自当消尽，虽稍似稽缓，而见在吏知非身患，则各自安心，事乃为便，诸公以为然，遂申尚书省，乞取诸司两月生事，而吏人不知朝廷意，皆莫肯供，遂再申乞榜诸司，使明知所立吏额，候他日见阙不补，非法行之日径有减损，如此，数月之间，文字皆足，因裁损成书，以申三省。时左相吕微仲也，极喜此事，以问三省诸吏，皆不能晓。有任永寿者，本非三省吏也，尝预元丰吏额事，以事至三省，能言其意，微仲悦之，即于尚书省立吏额房，使永寿与堂吏数人典之。小人无逺虑而急于功利，即背前约，以立额日裁损吏员，复以私所好恶，变易诸吏局次，凡近下吏人恶为上名所压者，即拨上名于他司，凡闲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即自寺监拨入省曹，凡奏上行下，皆微仲专知，不复经由三省，法出，中外纷然，微仲既为台官所攻，称疾在吿，而永寿亦以恣横赃污狼籍，下开封府推治，府官观望，久不肯决，至宣仁后以为言，乃以徒罪刺配，久之，微仲知衆不伏，徐使都司再加详定，大略依本议行下，辙所记吕大防称疾在吿，不知在何时。八月，刘挚求出，大防相继亦求去，然大防称疾在吿，必在挚求去前也。按：辙为中丞，在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任永寿坐受任中立赃决，配在六年五月十八日。龙川别志云：微仲为台官所攻，称疾在吿，而永寿亦以恣横赃污狼籍，下开封府推治，府官观望，久不肯决，至宣仁后以为言，乃以徒罪刺配，久之，吏额乃从辙议，则从辙议必在六年五月后也。既不得其的月日，且以辙议附五年六月末，并别叙吏额曲折于此。八月一日，刘挚遂求去，盖与吏额事相闗也。四月八日，大防与同列皆以旱求免，辙所称在吿，当非此时，称疾必是六年五月九日也。范百禄传云：「为吏部侍郎兼详定省寺敕令，患吏胥猥冗，议加澄汰，宰相吕大防遽欲废其半，百禄白失职者衆，法必不行，莫若以渐销之，自今犯法及死亡皆勿补，不数嵗，所减过半矣！大防不从」。按苏辙自敕吏额事，盖辙代百禄领此，此议未必自百禄出，今不取。元佑元年二月六日，诏三省，元丰八年九月十八日后来増置职级，逐省从上各留録事、都事两人，后永为定额，更不得増置。其以次合递迁之人依旧外，馀并罢。此盖吏额事祖，不知何时复委后省，别加详定，当检。刘仿等编挚行实云：挚为中书侍郎，一日，降画可二状：其一裁定宗室冗费，其一裁定六曹吏额，房吏请封送尚书省，挚曰：常时文书，録黄过门，今封送，何也？对曰：尚书省以吏额事，每奏入，必径下本省已久，今误至此。挚曰：中书不知其他，当如法令」。遂作録黄。初尚书令史任永夀精悍而猾，与三省吏不相能，数以奸弊本末告诸宰执，右仆射吕大防深然之，是时，户部裁节冗费，后省裁定吏额，皆逾年未就，大防尽取其事，置吏额房于都省，射司空府为局，召永寿辈领之，次第就绪矣。至是，永寿见録黄愕然曰：两省初不与，今乃有此耶？即禀大防，命两省各选吏赴局，同领其事。大防具以白挚，挚曰：中书行録黄，法也，岂有意与吏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耶？他日，大防又持奏藁示挚曰：吏额事本欲谨宻而速，故请径下，然未经立法，欲三省同奏，依致仕官文书法，致仕官法者，近制以臣僚疾病请致仕，多縁经歴迂滞，不及被受而亡，故立法：文书虽以三省签入，而直付都省，挚曰：此非其类也，当聚议。明日，大防出奏藁示挚曰：势不可不尔。挚曰：诺。其事寻毕，永寿积劳补官，时忱、苏安静、时恽皆迁有差，于是外议喧然不平，台谏交章论列，谓事在后省，成就已十八九，永夀等攘去才两月，而都司擅拟优例，都司擅拟优例，当在四年十二月末，或五年正月间，据刘安世第三章云。正月二十三日敕，具载时忱等恩例，然则必在正月也。冒赏徇私，章数十上，大防不怿，而挚已迁门，侍挚，迁门侍，乃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每于上前开陈吏额本末曰：此皆被减者鼔怨，言者风闻过实，不足深罪。大防亦语客曰：使上意晓然者，刘门下力也。然而士大夫趋利者交攻其事，谓大防与挚且有隙，于是造为朋党之论，挚语大防曰：吾曹心知其无他，然外论如此，非朝廷所宜有，愿少引避」。大防曰：行亦有请。是嵗八月一日，奏事毕，少留奏曰：臣久处近列，器满必覆，愿赐骸骨，避贤者路。既退，连上章，出就外第，期必得请。上遣中使召挚入对，太皇太后谕曰：侍郎未得去，须官家亲政，然后可去。使者数辈趣入视事，挚不得已受命，未几，大防辞位，亦不许。明年，挚继为宰相。六年二月，不满嵗，前日汹汹者在言路诋挚，挚竟去位，朋党之论遂不可破，盖其本末如此」。挚新传大略删取此，此刘仿、王知常所编挚行实也。行实盖崇宁元年正月𦵏时所作。宣和四年七月，刘安世作刘挚文集序云：「公在中书，一日，内降画可二件：其一裁节宗室冗费，其一减定六曹吏额，房吏请封送尚书省，公曰：常时文书録黄过门，今封送，何也？对曰：尚书省以吏额事，每奏入，必径下本省已久，今误至此。公曰：「中书不知其他，当如法令」。遂作録黄。初尚书令史任永寿精悍而猾，与三省吏不相能，数以奸弊告诸宰执，吕丞相大防信任之，时户部裁节浮费，后省裁定吏额，皆经年未就，吕丞相专权狠愎，尽取其事，置吏额房于都省，射司空府为局，召永寿辈领之，未尝谋及同列也。《永寿见録，黄愕然曰：两省初不与，今乃有此。即禀丞相，命两省各选吏赴局，同领其事，以是白公。公曰：中书行録，黄法也，岂有意与吏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耶？是日，又持奏藁，以丞相指禀公曰：吏额事本欲谨宻而速，故请径下，然未经立法，欲三省同奏，依致仕官文书法。公曰：此非其类也，更当聚议。明日，吕相又袖藁厉色示公曰：势不可不尔。公不欲立异，勉应曰诺。其后事毕，永寿以劳进官，时忱、苏安静、时恽皆迁秩有差，于是外议喧然不平，台谏交章论列，以谓事在后省，成就已十八九，永寿等攘去才两月，而都司不用司勲格，擅拟优例，冒赏徇私，章数十上，时公已迁门下，毎于上前开陈吏额本末，此皆被省者鼔怨，言章风闻过实，不足深罪。吕丞相亦以语客曰：使上意晓然者，刘门下力也。然自此怨公益甚，隂谋去之，遂引杨畏在言路，谏官疏其奸邪反覆，章十馀上，竟不能回，士大夫趋利者詾詾，交攻其事，于是朋党之论起矣！公语丞相曰：吾曹心知无他，然外议如此，非朝廷所宜有，愿少引避。丞相曰：行亦有请。是嵗八月一日，奏事毕，少留，奏曰：臣久处近列，器满必覆，愿赐骸骨，避贤者路」。上遣中使召公入对，太皇太后谕曰：「侍郎未可去，须官家亲政，然后可去。使者数辈趣入视事，公不得已受命，顷之，吕丞相亦求退，不许。明年，公继为丞相，不满嵗，前日詾詾者在言路，诋公竟去位，朋党之论遂不可破，其本末如此。事在后省，成就已十八九，而吏额房攘去才两月，都司擅拟优例，按挚自三年四月为中侍，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乃迁门下侍郎，如刘仿等所言，都司擅拟优例，约度在五年正月，所称两月，则吏额房创建，当在四年十一月初或十月末也。苏辙遗老传、龙川志略及奏议二年十一月九日得㫖，依所申，出榜晓示逐司，自此数月之间，文字皆足，因裁损成书申三省，左仆射吕大防遂创吏额房。不知创吏额房果是何时，大防三年四月始为左仆射，创吏额房必在四月后，即与刘仿等所云「吏额房攘去才两月，殊不合。以意约度，大防虽以三年四月为左相，挚亦以三年四月为中侍，其创吏额房，不必在此时，或于四年始创吏额房，但不得其月，要不必在四年十月末十一月初，盖刘仿等既去，才两月似太廹，而苏辙云数月之间即成书申，三省又愈廹，恐俱未然，须详考之。録黄误下中书，亦不得其时，既与裁定宗室冗费同下。按裁定冗费置司，乃三年闰十二月八日诏，其误下録黄必在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挚未迁门侍以前，顾不知果是何月耳，此又足明创吏额房不在三年决也。后得刘挚日记载吏额房事甚悉，録黄误下乃四年秋八九月间，今别见五年八月十八日庚戌年复改易先所述者，俱存两说，亦自有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