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四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巻一百四十八

宋　李焘　撰。

仁宗

庆歴四年夏四月癸巳，诏广南东西、荆湖北路转运、提㸃刑狱，比者羣盗结集，未尽捕灭，其体量逐路配军编管人，内有凶恶不可存者，徙犯近里州军」。甲午，上谓辅臣曰：「前调发军士，往湖南捕击蛮贼，方夏瘴热，罹疾者衆，宜令医官院遣医学一员驰往诊视之」。乙未，监察御史里行李京言：「近闻契丹筑二城于西北，南接代郡，西交元昊，广袤数百里，尽徙缘边生户及丰州、麟州，被畧人口居之，使絶归汉之路，违先朝誓书，为贼声援，其畜计不浅。况国家前年方修河北缘邉，故满城隂城，再盟之后，寻即罢役，请下河东安抚司诘其因依，或因贺乾元节使人还，责以信誓，使罢二城，以破未然之患」。从之。

丙申，上谓辅臣曰：「前发兵捕衡、道、永州猺贼，如闻误杀山下居民，其令每口给绢五疋，仍抚存其家」。此或用余靖奏议也。泽州刺史、冀州钤辖刘澄为左千牛卫大将军、昭州刺史，权判左金吾街仗司、宁州刺史、髙阳钤辖周荣为左千牛卫大将军、端州刺史。并以本路转运使言其罢老不任事也。　諌官孙甫言：「窃闻刘沪等修水洛城，而泾原副部署狄青以沪等不听令，并枷送徳顺军，此狱系一方利害，但未知朝廷处置何如耳！昔曹玮尝欲修其城以通渭秦救援之师，㑹邉防多事，其志未克。自西事以来，邉城亦屡有营度者，盖其城在生蕃中未能通之。昨郑戬为四路部署，与刘沪等具上修建之利，而沪等入生蕃界，服其衆，渐立城堡，朝廷已赏其功矣。近闻韩𤦺等宣抚回，以修城虽有利，虑生蕃难制而功莫就，乞且罢其役，戬固请城之，且言：沪等招得生蕃，皆愿借耕牛以助播种，又城中有𣙜酤之利，可以赡军事，茍不行，沪等虽诛毋悔！缘狄青之意，元与郑戬不同，戬既罢四路，青以韩𤦺等所奏，便抽还水洛城援兵，沪等自谓已见功绪，止乞留兵以毕其役，若便坐以违主帅之令，则沪本以一方利害，初禀朝廷之命，领千馀兵，在数万生蕃中，亦常战鬬杀获，而终使之服属，亦其勇略之可尚也。今以主帅之言而罪之，不惟劳臣不劝，其招来蕃部得不惊惧乎？虽然，狄青为一道帅，下有不从令而朝廷释之，青不无怏怏心，况今之将臣，如青之材勇者，不可多得，此固难处置，惟朝廷两全之」。　余靖言：「凡不受大将节度者，谓师行之际，当进而退，可行而止，动临机㑹，必有胜负，如此之类，或违之者，著于军法，以一其衆。今刘沪因修城堡，自有利害，与夫临阵逗留，不可同论，况水洛城据陇山之利，可以通秦渭之援。昔曹玮在秦州，固已经营，及李紘、韩琦相继亦欲开拓，而生户羌人或降或否，故不克就。今刘沪一战而服数百千户，因其势而城之，虽留援兵，不足为罪。狄青所执，但以筑孤垒于生羌之中，恐贼昊来攻，有难守之势，故与沪等异同，因其忿而执之尔。朝廷若欲伸大将之令而罪沪等，则沪以威信招纳戎人，戎方来归，而谋者获罪，今后立功者怠，而又失信于戎，必不可也。若以狄青倚公法，肆私忿而责之，则恐今后偏裨轻于违犯，此又非朝廷之意也，二者之间，均是害焉。臣愚以为生羌利我交易，因沪招抚，故献其地，非沪不可守也。沪若失职，戎将生心，古者矫制及违节度者，因其立功，则可赎罪，今为朝廷计，当切责沪罪，而推恩恕之，使其城守，责以后効，仍诏青等共体此意，沪等所筑之城业已就，将军既困之矣，恕之令其自守，此边鄙安危之计，非私于沪，傥有缓急，通其䇿应，勿以谋之异同，幸其有急而不救也，仍乞不候奏到沪等公案，特与踈放，无使羌戎因此疑贰」。此据余靖諌草附见，寔録无有也。　欧阳修言：「近闻狄青与刘沪等争水洛城事，枷送沪等徳顺军。窃以边将不和，用兵大患，况狄青、刘沪等皆是可惜之人，事体须要两全，利害最难处置。且水洛城自曹玮以来，心知其利，患于难得，未暇经营，今沪能得之，则于沪之功不小，于秦州之利极多。韩琦等自陜西来，非以水洛为不便，但恐难得而成，今沪能得之，又有以城之，正宜责其必成，而狄青所见不同，遂成衅隙，其间利害，臣请详言之，国家近年边兵屡败，常患大将无权，今若沮狄青而释刘沪，则不惟于青之意不足，兼缘邉诸将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刘沪经营水洛之初，先以奋身力战，然后诱而服从，乃是诸蕃族畏沪之威信，今忽见沪先得罪带枷入狱，则新降生户，岂不惊疑？若使翻然复叛，则自今邉将欲以威信招诸族，谁肯听从？不惟水洛，更无可成之期，兼缘邉生户，永无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琦在秦州，尝经营而未暇，今沪奋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获罪，后谁肯于邉防立事者？此其不便三也。又闻水洛之城，虽能援秦州，而须渭州刍粮之助，今刘沪既与狄青异议，纵使城得成，他时狄青怒沪之异，已又欲遂其偏见，缓急不为之力，则必须复失，此其不便四也。若遂移青于别路，则是因一小将易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谓利害最难处置者也。近遣鱼周询定夺利害，臣谓宜命一中，使令周询宻谕狄青曰：沪城水洛，非擅役衆，盖初有所禀，且筑城不比行师之际，沪见利坚，执意在成功，不可以违节制加罪，今不欲直释沪以挫卿之威，宜自释之，后若出师临阵而违节制者，自当以军法从事」。然后又谕沪曰：「汝违大将命，自合有罪，今以汝城水洛有功，故使青赦尔，责尔卒事以自赎，俟城成，则又戒青不可幸其失城，以遂偏见，如此则水洛之利可固，蕃戸之恩信不失，邉将立事者不懈，大将之威不挫，茍不如此，未见其可也」。实録以修䟽系四月六日丁酉，今并附五日丙申孙甫、余靖后。丁酉，京西转运按察使、虞部员外郎杜把为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广南西路转运按察使、兼安抚使。宝元初，朝廷出兵讨安化叛蛮，把时知横州，言：「岭南诸郡无城郭甲兵之备，牧守非才，横为邕、钦、廉三郡咽喉，地势阻险，可以屯兵，应援三郡，贼或奔冲，足为控扼。邕、管内制广源，外控交趾，愿择文臣达权变、练岭外事者，以为牧守，使经制边事」。于是执政请用把平区希范，乃自京西召见，迁秩而遣之。　谏官余靖言：「朝廷蓄养贤俊，当如民家收积财货，平时先有营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以来，陜西举知州，始用杜把，三司择判官，则又用把，京西，多盗贼，则又用把，今兹蛮人作叛，则又用把，皆席未遑暖而即移之，是使杜把有奔命之劳，朝廷有乏贤之叹，如斯事体，良亦可惜。臣亲见杜把言京西之政始有端绪，乃未尽施设，今遽舍去，不成绩效，此屡易官之患也。伏惟庙堂之上，当思天下有多少贤才，可与共了天下事者，广为询访，预作处置某人可了某职，某人可当某路，一旦缓急用之，如指诸掌，此乃庙堂之䇿，当有素定者也。今二年之内，讲求贤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观听之不广，示天下之狭也？设使别路更有盗贼，则将又移杜把，无乃取笑四方乎？每见大臣谋事，当平居无事时，优游暇逸，如不足忧者，及一隅有警，则仓皇移易，如素不经心者。且去年冬，两府大臣共选诸路转运使，田瑜为广西转运使，梁载为判官，必谓才能出人，今蛮徼才动，未见瑜等如何处置，有甚利害，早已疑之，此择人之术，不自信矣，始若不知，不如勿用，只如近差王丝往湖南安抚，待其奏报，不中事节，乃知其人不可委任，知人不明，为害不细，伏望陛下敕谕两府大臣，广思博采天下贤才，以应万务，无使临事仓卒，有乏才之叹，则社稷之福。古人有言曰：覇王之主，终不采将于往贤，求相于后哲，自是识㧞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诬四海也，惟陛下图之」。　諌官言馆职阙人，即乞朝廷先择举主，方许荐人。诏：今后馆阁阙官，即据合举人，数降敕委学士院与在京龙图阁直学士以上，或舍人院与在京待制，同共保举，有文字，徳行官员，具姓名并所著述该时务文字十巻以闻」。㑹要庆歴四年四月六日事，实録无有，当考。諌官姓名，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癸未诏更详。

戊戌，上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茍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初，吕夷简罢相，夏竦授枢宻使，复夺之，代以杜衍同时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在二府，欧阳修等为諌官，石介作《庆歴圣徳诗》，言进贤退奸之不易奸，盖斥夏竦也，竦衔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衍仲淹及修为党人，修乃作朋党论上之曰：「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䟽，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凯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皐、䕫、稷、契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收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觧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絶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谓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主，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于是为党论者恶修掷语其情状，至使内侍蓝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茍以报谢当时歌咏之徳，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六人，门下党与已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逓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讐，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几至重，何由察知？」上终不之信也。此一节恐在修进论前，更详之。己亥，上谓辅臣曰：「上封者以河东刍粮不继，数请废麟州，其利害如何？」章得象对曰：「麟州四面蕃汉，皆为元昊所掠，今野无耕民，故一路困于馈运，欲更其寨，徙其州少近府州，以省邉民之役」。上曰：「州不可废，但徙屯军马近府州，别置一城，亦可纾其患也」。乃命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往河东与转运使议之。初，河东转运使张奎于晋州铸铁钱，而民多盗铸，又晋州矾，比歳课益亏，并下修计度之。铁钱及矾二事，修集有矾奏状，而实録及本志并不载。　省郓州通判一员。

庚子，度支判官、太子中允、直集贤院李绚为京西转运按察使。时范雍知河南，王举正知许州，任中师知陈州，任布知河州，并二府旧臣，绚皆以不才奏之。居半歳，召入修起居注。修注在十一月。　知永兴军郑戬言：「尹洙使狄青带领兵马，趍徳顺军，追摄知水洛城刘沪及本部勾当公事董士亷，枷项送狱，称洙累令住修水洛城，不禀节制。缘臣昨移兴军，被诏令一面兴修，已移文报洙，洙等既知筑城已就，又闻朝廷专委鱼周询定夺，更难以利害自陈，便欲图陥，沪等一旦用兵，擒胁下狱，必恐蕃汉人民惊溃，互相仇杀，别生邉患，惟深察之」。壬寅，契丹国母遣左监门卫上将军萧忠孝、利州观察使刘从顺，契丹遣始平节度萧诣、髙州观察使赵柬之来贺乾元节。罢垂拱殿置酒，以翼日燕王𦵏故也。　审刑院、大理寺上陈留县移桥狱。权三司使王尧臣罚铜七斤。权户部副使郭难、知陈留县。太子右賛善大夫杜术，开封县主簿杨文仲、陈留等县催纲、右侍禁李舜举，并罚铜六斤，皆以公罪坐之。户部判官、国子博士填钺，罚铜七斤。提㸃在京仓草场、殿中丞陈荣古罚铜十斤，都官员外郎王溟追一官，卫尉寺丞卢士伦追一官，仍罚铜十斤，并以私罪坐之。先是，舜举建言，请移陈留南镇土桥，于近西旧施桥处，以免倾覆舟船之患。开封府差文仲与衍相度，而衍等请如舜举之奏。士伦县之大姓，有邸舍在桥下，徙则邸舍尽废。溟前监县税，尝减直僦舍居之，溟与尧臣为同年，因白尧臣，且谓徙桥于官无利害，又桥柱未尝壊舟船，安用更张为？」翼日，尧臣谓钺曰：「自移陈留桥仅三十年，今忽议徙故处，动费官钱不赀」。时开封府已毁桥，而三司帖下县不得毁，因奏遣荣古徃相度，而请于旧桥西展木岸五十步，擗水入大洪，而罢移桥。权知开封府吴育固争之，又命监察御史王砺再定夺，砺言徙桥故处便，且言三司称桥下有官私屋，今按其处，惟有士伦邸舍而无官屋，切恐私有请求。于是内降下开封司録司，命工部郎中吕觉就鞫之，钺坐尝遣人诣砺刺其事，为砺所得，荣古不言庆歴二年，有船触桥柱破，故以私罪论，及狱上，特诏免溟追官，罚铜二十斤，荣古暨钺仍改从公罪。　范仲淹言：「臣前日与章得象以下，亲奉徳音，谓近知左右臣僚，恐上不能主张，不敢尽心言事，今后不得更事形迹，避涉朋党，须是论列，必无所疑。臣等千载遭逢，得陛下圣言及此，不胜庆幸，臣日夜发愤，愿尽其心，以副陛下待辅弼之意，虽犯雷霆，岂敢囘避？今窃见审刑、大理寺奏断王尧臣以下公罪，内有情理不圎、刑名未当之处，如便降敕，恐外议纷纷，传播天下，臣忝参预大政，岂当缄黙，负陛下前日之训，为天下罪人？今略指陈事节，奏陈如后。一、陈留桥是真宗皇帝新造，为损舟船，遂遣使经度而迁之。姚仲孙在三司日，杜衍乞移此桥，仲孙不行，王拱辰知开封府日，又乞移之，拱辰亦不行，昨又催纲使臣，乞移此桥，本府只差一主簿相度，便具申奏，朝廷不知先朝有诏，失于检详，遂许移之三司，为去年新曽添修，今又破材料，遂奏乞差官相度，乃是举职，今却以不应奏而奏坐罪，惟圣慈深察，方可见情。一、据案中照勘得三司手分，已先检寻移桥文字，于初九日纳在王尧臣处，要行遣申奏。初十日，方见王溟为本人自陈留替囘，尧臣遂先发言，问当移桥利害，溟方对答，即非因溟请托而后行也，一经曰：贵贵为其近于君也，贵老为其近于亲也。又堂髙则陛髙，盖言重公卿者，所以尊天子也。今三司使主天下大计，在天子股肱之列有大罪，则陛下自行贬废，不可使法吏以小过而辱之，投䑕忌器，正在此矣！陛下纵有轻近臣之意，不可外示于人，何哉？近臣轻则减天子之重矣。今法寺坐尧臣杖七十公罪，其过至小。一王溟得替赁卢家宅子，称每月饶减得房钱一千，其人已移辰州通判，只是暂时，即非久住当赁宅子时，又未曽言请托桥事，量人情，只是为溟曽在本县守官，遂欲借宅与住，溟尚不肯，须用钱赁，只饶减得一千，今因王砺奏，溟受卢家请托，入狱之后，须至虚有招认，岂可一两千钱，便使得一员外郎请托此事？兼案内照勘得，因尧臣问及，遂说利害，又未尝及不移桥，此岂是请托？今独追官勒停，衆议未允，望深察其情，或与罚铜监当，亦减得外邉怨说，又免本人频来理雪，紊烦朝廷。一、陈荣古定夺桥事，据案帐上开说，所损舟船五十五只，内五十只因风并相磕撞致损，只有五只，因桥致损。又根究得元乞移桥状内，所说损却人命及陷没财物，并是虚诳，所以荣古定夺，更不移桥。今来虽依王砺所奏，移归旧处，一则为先朝诏命，二则未及月馀，已闻新桥不利，损却舟船，撞折桥柱，及水势稍恶，重船过往不易，若再差人体量，必是先朝不错移改，以此荣古，所定未必不当，虽三度取状，不全招认罪名，盖有此情理，须至分疏，本因公事，别无私曲，今法寺坐为私罪，伏望特与改作公罪。一填钺是三司判官，本案管移桥公事，既闻差王砺重行定夺，遂令人探问，移与不移，今来勘得，别无情弊，伏望特与改作公罪。一、王砺与尧臣祖同姓名，素不相喜，因此定夺，遂诬奏乞勘三司情弊，又奏填钺是尧臣所举，必有奸谋。今来勘劾，别无情弊，亦无奸谋，王砺亲自定夺，此事当以实言，且非风闻之失也。右前件王尧臣罪名，乞特出圣意，差中使传宣放罪，令依旧起居，并乞特降圣㫖：王溟免追官，罚铜与监当，陈荣古填越，并与改作公罪，如此施行，则衆情稍安，羣议自息。王砺初奏王尧臣必有情弊，及有奸谋，满朝公卿忧尧臣祸在不测，赖陛下仁圣，特与辨明，不陥深辟，臣又近奉徳音令，不避嫌疑，而况陛下越次擢用，敢不尽心，助陛下之明徳」。从之。

己酉，监修国史章得象上新修国朝㑹要一百五十巻，以编修官王洙兼直龙图阁，赐三品服。监察御史王砺既奏论陈留移桥事，而諌官欧阳修言：「臣伏覩朝廷近为王尧臣、吴育等争陈留移桥事，互说是非，陛下欲出至公，特差台官定夺，而王砺小人，不能上副圣意，内挟私狥情妄，将小事张皇，称王尧臣与豪民有情弊，诬奏填越，令凶吏潜行杀害，及妄称真宗皇帝朝移桥不便，致民切齿等事，及勘出事状，王尧臣元不曽受豪民请托填越，亦不曽令小吏潜行杀害，及据先朝日歴内，真宗皇帝亲谕王旦，为陈留桥损害舟船，特令修换，证騐得王砺所言，悉是虚妄，上惑圣听，赖陛下圣明，谨于听断，不便轻信其言，别令吕觉根勘，今既勘出事状，方明王砺不公，伏以台宪之职，本要纠正纪纲，而砺但务挟私，欺罔天听，合行黜责，其罪有四：一曰谤黜先朝圣政，谨按日歴书，真宗皇帝亲谕王旦移桥一事，乃是先知民间利病，移得此桥为便，故史官书之，以章圣政，为后世法。今王砺却称是真宗皇帝朝权臣，受豪民献赂，移得此桥不便，民间至今切齿，若如王砺所说，即是真宗悞信权臣移桥，致民怨怒，乃是当时阙政，今国史书移桥便利，彰先朝圣政，王砺言移桥不便，是先朝阙政，臣不知国朝旧史可信，为复王砺之言，可凴其虚妄谤黩之罪，可诛一也。二曰中伤平人，使今后劳臣不劝，臣见向前三司使不能擘画钱榖，至有强借豪民二十万贯，买天下物业至税课菜之类，细碎刻剥，自王尧臣在司，不闻过外诛求，而即今财用不至大阙，又闻南郊渐近，诸事亦稍有备，当此窘乏之时，而能使民不加赋而国用粗足，亦可谓劳能之臣，方当责其办事，今因移一桥小事，而王砺诬其与豪民有情，致兴大狱，及至勘出，并无情弊，是王砺不恤朝廷事体，当此乏用之际，将能干事之臣，因小事妄加伤害，其罪二也。三曰诬奏平人为杀贼。凡台官事，许风闻者，谓耳目不及之事，即许风闻者。今王砺目见填钺，所遣小吏，别无武勇，又无器仗，而诬其有杀害之心，及至勘出，并无迹状，其罪三也。四曰挟私希㫖：初朝廷本为省府互争，别选不干碍官，定夺王砺，既吴育是举主，即合自陈乞别差官，岂可谤黩先朝，希合举主？且砺言填钺，是尧臣所举，感惠本深，今砺是吴育所举，岂不懐感？且吴育与王尧臣本无怨恨，各为论列，本司公事，所见异同，乃是常事，但王砺小人，妄思迎合，张皇欺诳，其罪四也。且王砺谤黩先朝圣政之罪，若不重责，则无以彰陛下孝治之明，中伤尧臣，若不重责，则使劳能之臣，不安心展効，其诬奏填钺遣吏杀害，及挟私迎合举主之罪，若不重责，则今后小人恣情妄作狱枉，必多事系朝廷之体，臣忝諌职，不可不言。其王砺，伏乞重行贬黜」。庚戌，罢砺御史，授太常博士、通判邓州。

辛亥，诏广州发澄州军一千人屯宜州。壬子，判国子监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言：「首善当自京师汉太学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馀室，生徒三万人，唐学舍亦一千二百间，今取才养士之法盛矣，而国子监才二百楹，制度狭小，不足以容学者，请以锡庆院为太学，葺讲殿，备乗舆临幸，以潞王宫为锡庆院」。从之。癸丑，诏诸路招禁军而人才小弱者，官吏并劾罪以闻。时上封者言招军有常格，而所至务张其事，多得怯弱不及等之人，比有复自禁军降𨽻厢军者，故条约之。甲寅，诏诸路罪人权住配广南东西、荆湖南北路。　始，狄青械刘沪、董士亷送徳顺军狱，寻有诏移邠州，既而释二人，令往水洛城讫役，须勘到罪状，别聼㫖。丙辰，諌官欧阳修言：「近差鱼周询等相度修水洛城，如闻蕃族见狄青械系刘沪等，因致惊骚，今周询却将沪往，以此可见。沪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之为利，而不欲废之，非沪守之不可。然沪与狄青、尹洙难共了此事，臣谓不得已宁移，尹洙不可移刘沪尚虑，议者谓不可因沪而动大将，今但移尹洙而不动狄青，若洙更以恩徙他路，即不是因沪而屈大将矣！如此则于洙无损，于沪，得全其功，于边防之体无不便，三者皆获其利，不则有害大凡武臣尝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寔是武人理曲，然终亦不服，但谓执政尽是文臣，逓相党助，轻沮武人，况沪与洙争，而沪寔有功，又其理不曲罪沪，则缘邉武臣尽鼓怨怒，其害一也。自西事以来，擢用邉将固多，能立功效者殊少，惟范仲淹筑大顺城，种世衡筑青润城，沪筑水洛城，沪尤为艰勤，而功不在二人下，今若曲加轻沮，则武臣无复为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沪若不在水洛，则其生聚，恐他人不能绥抚，茍别致生事，则自今蕃部更难以招辑，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于尹洙，曲有顾虑，则不与邉防生患，此系国家利害甚大，伏望圣意断而行之」。　余靖言：「臣窃闻狄青、刘沪争修水洛城事，朝廷尚候鱼周询勘到沪等方行断遣者，切以将帅协心，乃成绩效。朝廷处法，要在公平，专听偏词，恐未为允。凡大将节度，不从者诛，谓可从而违，则置于法。今二臣所争之事，各有奏陈，臣愚以为若强贼在近，须兵救援，召沪不到，罪则当诛。今沪言筑城有利无害，事已复奏，乞听朝㫖。青等知沪所执，自有本末，但以所议不同，輙肆私忿，一召不至，即举兵擒之，既囚其身，又围守其妻子，脱有他变，岂不上贻国忧？若沪及士亷犯大将之怒，而朝廷不能保全，则今后边臣谁肯立效？况生蕃数千帐因沪来附，若使沪守必与此城同其存亡，他人继之，恐不能及。伏乞早降指挥周询，如所筑新城的寔利便，即因刘沪等令其专守此城，招抚蕃部，仍以此意诫敕狄青、尹洙，今后行事，不可如此仓卒。朝廷若以沪与青等既有私隙，不欲令在一路，则宁移青等不可移沪，以失新附之心」。此奏附见欧阳后，寔録无有也。丁巳，梓䕫钤辖司言，泸州淯井监夷人攻三江寨。诏秦凤部署司发兵一千人及选使臣三人驰往捕击之。㑹要四月二十五日事。　诏：「三司丞郎给諌以上、两省待制以上。御史中丞、正卿、监，岁得举正郎以下官，不得过三人。起居郎、舍人、三司副使、知杂御史、少卿，歳得举员外郎以下朝官不得过二人。左右司：郎中、司諌、正言、三院御史并馆职。知谏院、天章阁侍讲、三司判官、开封府推判官，并员外郎以上及正郎、见任知州，有出身无赃罪者，并岁得举。太常博士以下朝官，不得过二人。安抚制置。发运使、转运使副、提㸃刑狱朝臣，于本部内得举正郎以下朝官，提㸃刑狱使臣，发运转运判官，得举本部内员外郎以下朝官，并限人数，仍于状内开说，其人堪充何任使同举以闻」。

己未，遣官祈雨。　秘书丞、集贤校理张掞，往江淮两浙路转运司体问利害事。掞初调临淄主簿，李廸荐知益都县，罢里正弗用，而赋租以时入，石介献《息民论》，请以益都为天下法。明道中，京东大饥，盗贼充斥，御史中丞范讽荐掞才可治剧，以天平节度推官知掖县，人诉旱，州不欲蠲税，掞自力为奏，诏除登、莱税。掞，歴城人，揆弟也。

庚申，以宜州捉贼、右侍禁李徳用为阁门祗候、宜融缘边廵检使。先是，徳用出韩婆岭，击区希范，斩获甚衆，俘伪将崔盈、谭护二人，故赏之。希范自是入保荔波洞，间出拒官军。　诏閤门副使须歴引进、客省副使方转使，其西上须歴东上方，转四方馆使。此据㑹要。　先是，边奏契丹修天徳城及多建堡寨，知制诰田况意敌蓄奸谋，乃上疏曰：「朝廷予契丹金帛歳五十万，朘削生民，输将道路，疲敝之势渐不可久，而近西羌通欵，歳又予二十万，设或复肆贪黩，再有窥求，朝廷尚可从乎？臣至愚，不当大责，每念至此，则惋叹不已。矧两府大臣，皆宗庙社稷、天下生民所望而系安危者，岂不为陛下思之哉？每日垂拱之对，不过目前政事数条而已，非陛下所以待辅臣，非辅臣所以忧朝廷之意也。有唐故事，肃宗以天下未乂，除正衙奏事外，别开延英，以询访宰相，盖旁无侍卫，献可替否，曲尽讨论。今北敌桀慢，而河朔将佐之良愚，甲兵之善窳，道路之夷险，城垒之坚敝、军政之是否、财粮之多少，在两府辅臣，寔未有知之者，万一变发所忽，制由中出，少有差跌，则事不测矣！如前歳萧英、刘六符始来，和议未决，中外惶扰，不知为计，此臣所目覩也！和议既定，又复恬然若无事者，岂得为安哉？愿因燕间召执政大臣于便殿，从容赐坐，访逮时政，专以敌患为急，则人人惟恐不知，以误应对，事事惟恐不集，以孤圣懐，日夕忧思，不敢少懈，同心协力，必有所为，今不此为务，而日以委琐之事，更相辨对，议者羞之。臣叨备近列，寔同朝廷休戚，惟陛下不以人废言也」。况本传载，况此疏在出为陕西宣抚副使前。按况以二年八月宣抚陕西，十一月召还，时孙甫、欧阳修始有许西人岁赂二十万之言，若况未使陕西，则二十万岁赂，朝廷亦未尝即许西人。疏又称前歳萧英、刘六符始来，按萧、刘之来，乃二年三月，若况疏即以三年工，则当云去岁，不当云前歳，又二年北敌始和三年即多建堡寨，亦恐不然，传或误也。按是年四月三日乙未，李京乞因乾元节使谕敌罢修二城，今取况疏附四月末，但京称代洲西北，况称天徳城，其地里逺近，当考，或即附四月乙未京上言后。或移入七月末。张方平疏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