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百九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巻三百九十七

宋　李焘　撰。

哲宗

元佑二年三月辛巳，太师文彦慱奏乞致仕，右仆射吕公著以旱乞退，皆答诏不允。　范纯仁言：「臣窃见近日乆无雨泽，圣心焦劳，深究军民利病，特罢厢兵逺役劳费之苦，足以感动天心，消弥灾旱，尚有禁军常日教閲弓弩，斗力太重，比之祖宗旧法，驱率甚严，虽朝廷曾降指挥寛减，縁为将官人员，各有赏罚，是致将官等惟顾已身利害，不暇体恤衆人，其有招㨂新到及老旧之人，或疾病初支，或筋力稍亏，必不能尽应格法，便遭鞭扑驱逼，不免告假百日，求为小分，不惟枉有退减兵卒乆逺，亦人情之所难堪，伏望特作圣意，宣谕殿前三帅，今后诸营教閲，并依祖宗故事，弓弩石斗，各量人力等第閲习，不须科罚人员，及乞指挥枢宻院，所有将官得替赏罚，亦皆寝罢，但令监司察其不职，自然不致废惰，如此则衆情感悦，必能召致和气，臣职在枢宻院，亦合奏请施行，又縁事系衆情，不若特降圣㫖处分。数日前，有兵士惧见教閲，商量自缢者，乞宻问燕逹等，必知，如称不知，即乞宣问枢宻院」。此事从违，当考。罢厢军逺役劳苦之费，当是二十七日指挥，今附见。

是月，宥州牒送陷蕃人三百一十八口。诏鄜延经畧司，候到其葭芦、米脂、浮屠、安疆四城寨，并特行给赐，其馀不系可还城寨地土，各委官画定界至，开立壕堠。政目有此二大事也，而实録不载，当考。元佑元年十月末并四年六月戊申可考。　先是，左司谏王岩叟或移入三年春言：「臣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延和殿进札靣奏，葭芦、吴堡二寨限隔大河，深在贼境，创建以来，困弊河东，而实无益于国家，不如弃之，为休养百姓长乆之计，䝉宣谕，欲令施行，至今累月，未闻别有处分。窃以二寨废兴，系一路生灵休戚，朝廷不应置而不思，必料已有计议。臣访闻二寨公使钱，毎年各二千馀贯，河里诸州郡皆不及，逐寨官属利于所得之厚，惟恐其废，多是张皇形势，縁饰事宜，以惑上下之听，凡有被差官员到寨，献遗丰腆，人人过其所望，故帅府监司之门，常有与为地者，臣恐虽有指挥，下本路相度废置，朝廷终不得闻利害之实，伏望陛下深赐体察，特以圣意诏庙堂早决大议，无贪外虚内，贻后日无穷之悔，天下幸甚！」贴黄称：「臣风闻尝有朝㫖，问兴废利害于本路经畧司，不肯，真具实害以闻，而推之边臣」，边臣曰：「大帅犹不自言，我軰且何敢当？臣窃以去大害，复大利，非朝廷决议，终不可成，若上下交相顾避，不以身任其事，则国家何頼？百姓何望？此臣之所深忧也！惟陛下省察」。又称：「今二寨兵马减省之馀，犹不下三千，腹心，列郡犹不能足，又自籴于寨中，本地无所出，今来米价毎斗二百已上，旣劳逺民以输税，又倾贵价以籴粮，而飬重兵于无用之地，坐以自困，岂持乆之计哉？此事不难见也」。又称：「臣窃以天下之兵，冬衣合是八月五日散，臣闻河东路诸军，冬衣直到冬节，方得，又小分，明堂赏赐，有至今不支处，此事岂得穏便？何若不贪新地，不添戍兵。凡百循守旧疆界兵，用旧兵数，使百事自优足，岂不善哉？」　岩叟又言：「臣昨论葭芦、吴堡二寨，自创制以来，晋绛二州，支移税赋，徃囬一千四百馀里，百姓不堪其弊，非惟百姓受弊，而国家亦无所益，乞行废弃，以絶长乆之患，至今未䝉施行，但见河东转运司相度，乞令合支移州军人户税赋粮草，将户一半，于本州折纳见钱，馀一半令就逐寨送纳本色，又云：如愿并赴逐寨，送纳本色者听。以臣观之，是有寛减之名，无寛减之实，盖一半折纳见钱，州县估价，必于实直上各有所增，又添入加耗数目，纽起地里脚钱，纳钱之际，复有公私一畨费用，此外方始赍持一半本色，依旧徃囬一千四百馀里送纳，比之尽数支移，乃是重成烦扰，本路转运司虽知逺输为害，縁二寨侧近，无人耕种，须藉支移，二寨若存，则逺输终不可罢，逺输不罢，则民力终不可胜。臣访闻逺输之民，毎搬辇粮草至黄河，或遇风雪艰阻，有经旬日不能渡河者，暴露岸次，进退无路，惟相与号泣，平时如此，不知一有警急，增益转输，百姓之苦，又将何如？臣欲乞下本路转运司相度废罢二寨，只于河里旧寨为守御之备外，以息邉患，内以寛民力」。贴黄称：「臣访闻葭芦对岸尅胡吴堡对岸，近上定胡，又有畿内第五将副驻札应援两寨，万一贼马奔冲，其尅胡定胡援兵势，不能急速济河，坐费刍粮，无益于事。又畿内将兵不任劳役，大河内沿邉廵捕兵士，日有作过者，今春初，河上杀人并刧盗、强贼凡七次，尽是畿内兵士，边民不安，皆谓实无西贼抄掠之虞，但有东军惊扰之患，伏乞亦下本路措置，如移葭芦、吴堡下二寨兵马过河，除合留屯守尅胡、定胡外，乞并畿内将兵，尽行减省，庻可以节邉用、安边民，伏望特留宸念，早赐指挥」。　岩叟又尝靣奏曰：「陛下欲养民力，丰国用，须是边上弃置，却如此等无用城寨，自守旧界，则民力日日寛舒，国用日日饶足，民力国用旣有馀矣，自是制服逺人之道，若民力困，国用又空，则逺人便生轻侮之心，此不可不于事前思虑也。大臣各持异见，及顾避，无由议得，今日复一日，养患益深，极为不便，此事须是陛下㫁以一言，大臣即自然议定，今且乞陛下先了此二寨，况此等疆界，縦取得数城，终不可保，縁在他界内，自家供应费力，是他不消忙来争，且教国家自困，甚为得计，潜窥自家力疲，即便乗之，国家先见不若早自为计，里面减浮费、节用度，皆是毫末，都未济事，惟是邉上耗蠧最大，减得两三处，即万倍有馀矣！陛下试下有司㑹计，看此二寨一年，所费十万，仍未能计㑹得民间所费也。昨来小人欺罔朝廷，自邀功赏，修下此寨，于国家全不济事，只是添得患害，坐困百姓。今日陛下救百姓之患，尽除此等事，百姓方得乆逺安乐，若是他日郡县连有天灾，外面逺人攻夺此城，自家如何支吾，其势终有一不可保，至时弃之，却是迟矣！吕大防好邉上修城立寨，熈宁中已曾与韩绛共修娄城费，却无限性命随手为西人所夺，狼狈而弃之，又致庆州兵叛，几至关中之危，西则熈河兰㑹，延州西寨，南则诚州、沆州，皆是贪虚名，受实弊，尽合弃絶以安中国，陛下观国家未开拓邉地以前邉患，如何人心如何，兵威如何，财赋如何，既拓之后，四者复如何，事迹相辽，甚易见也！此等去处，不知国家将何用？使其地足以自赡犹可，况不足自赡，尽烦中国之助，兼河东民穷于他路，国家自得麟、府、丰三州，而民益贫，今又益以两寨，尤非三州之比，日乆月长，恐心腹之民乆而生怨，不为国家之福」。此据岩叟朝论增入崇政殿说书程頥上䟽曰：「伏念臣草莱贱士，䝉陛下擢置劝讲之列，夙夜毕精竭虑，思所以补报万一。昨去年六月中，常有奏陈，言辅导人主之事，已逾半年，不䝉施行，臣愚窃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虽朝廷寛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亲道德之士，岂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虑，不能自己，况臣所言，非出己意，乃先王之法，祖宗之旧，不应无一事合圣心者！臣窃疑文字烦多，陛下不能详覧，或虽䝉覧而未察愚意，臣不敢一一再言，止取事最切者，复为陛下陈之，臣前上言，乞于延和殿讲读，太皇太后毎遇政事稀简，圣体、康和时，至帘下，观讲官进说，不惟省察人主进业，于陛下圣徳未为无补，兼讲官辅导之间，事意不少，有当奏禀，便得上闻，臣今思之，太皇太后双日垂帘聼政只日，若更亲临讲读，亦恐劳烦圣躬，欲乞只就垂帘日聼政罢，圣体不倦，时召当日讲官至帘前，问当主上进徳次第，讲说所至，如何开益，使天下知陛下于辅养人主之道，用意如此，延对，儒臣自言以为美事，陛下试从臣言，后当知其不谬，此一时之事，且非定制，如其无益，罢之何晩？自来经筵赐坐啜茶，盖人主崇儒重道之体，太皇太后省察主上进业，虽或使之讲说，亦无此礼。臣所以再言此一事，盖辅导之间，有当奏知之事，无由上逹，若得时至帘前，可以陈说，所系甚大，陛下必谓主上㓜冲，间日讲读足矣，更无他事，此甚不然，盖从来不曾有为陛下极陈辅养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尔！愿陛下圣明，不以臣之微贱而忽其言，察臣区区之心，岂有他哉？惟欲有补于人主耳！臣披肝沥胆，言尽于此，伏望圣慈采纳，天下幸甚！」　又上䟽曰：「臣近言迩英渐热，乞移就寛凉处，贴黄称：如别无稳便处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窃闻给事中顾临有言，以延和讲读为不可，臣本谓迩英渐热，恐于圣体非宜，今闻修展迩英，茍得寛凉，则臣至愿遂矣。于临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为陛下辨之，若临之言，至于移惑太皇太后圣意，臣官非谏诤不辨尚可也，今以临言为是，则误主上知见，臣职在辅导，安得不辨？臣窃谓自古国家所患，莫大于在位者不知学，在位者不知学，则人主不得闻大道，朝廷不得致善治，不闻道，则浅俗之论易入，道义之言难进，人君功徳高下，一系于此，臣非敢以䛕言悦陛下，窃闻陛下博覧前史，请陛下歴观简册，前世母后，临朝有不壊纪纲者乎？有以至公为心，孜孜求治，为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简册所无之盛徳，则天下亦望陛下为简册所无之功业，不止如前代维持嵗月，俟人主长大而已，盖望陛下致海内于治安，诒孙谋于乆大，诒谋致治之道，当思圣徳日跻，善治日新，进徳在于求道，图治莫如稽古，道必询于有道之士，古必访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浅士，以守道为迂，以稽古为泥，适足以惑乱人主之听，近年以来，士风益衰，志趣污下，议论鄙浅，髙识逺见之士，益少习以成风矣！此风不革，臣以为非兴隆之象，乃凌替之势也，大率浅俗之人，以顺从为爱君，以卑折为尊主，以随俗为知变，以习非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茍如是者衆，则人君虽有高世之见，岂能独任哉？臣不知进道徳之言，足以益圣徳者有几，而损陛下之逺图，移陛下之善意者则有矣，如顾临之言是也。臣料临之意，不过谓讲官不可坐于殿上，以尊君为说尔！夫殿上讲说，义理之至当，古昔所常行也，臣不暇逺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讲易，真宗令崔頥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皆在殿上，当时仍是坐讲，立讲之议，只始于明肃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岂独子孙所当为法，万世帝王所当法也，而临以为非，临谓讲官不可坐殿上，则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迩英讲读，只自仁宗时，亦从便尔，非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则不应置崇政说书之职，虽以殿名设职，不必须在本殿说书，然亦必不肯于不可讲说之处置说书官也。臣每进讲，未尝不规劝主上以祖宗美事为法，如临之意，则是禁止主上不得复为优礼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设职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独不得为。若主上信以为然，所损岂不甚大？殿上说书，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无有重于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辅养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主，光耀史册，不祗此一事而已临之，见与臣之心，何其异也！且讲经与饮宴孰重？真宗、仁宗时皆宴讲读官于崇政殿，从来侍宴皆在殿上，而讲经独不得在殿上，臣未喻其义也，临之意必曰彼一时事尔，日常则不可，夫于义茍当，日常何害？义或不可，一时亦不可也！臣始言之时，执政大臣未以为非也，及临一言，则是而从之，以臣度之，以临为是者，或亦有之，若谓四五大臣皆以为是，则必不然，盖非难知之事，不应四五人所见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临之言，而又廹于尊君之义，故不敢言耳，恐非以道事君之义。今世俗之人，能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徳益髙则益尊，若势位则崇高极矣，尊严至矣，不可复加也，过礼则非礼，强尊则不尊，汉明帝于桓荣，亲自执业，可谓谦屈矣！周宣帝称天，自比上帝，羣臣斋戒，清身数日，方得朝见，可谓自尊矣！然以理观之，汉明帝贤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乱之主，百世所贱也，如临之见，则必以桓荣为不能尊君，以周宣帝之臣为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进，不合理之言日闻，虽人主圣明，习熟见闻，亦恐不能无损耳！后世功业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复见于世者，正由浅俗之论易信而得行尔。夫先王之道虽未能尽行，然稽古之心不可无也，犹学者于圣贤之事，虽未能尽行，然希慕之心不可无也，此乃进学求益之道，今临之意，则以古先之事为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进也，此乃塞进道之门，絶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进德之际，而其所献纳如是，使劝讲官稍思职业，不辩可乎？若陛下以臣言为非，则狂妄之诛，不敢避也。万一以臣言为是，则愿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虽鄙陋之人，见陛下圣虑高明，不喜浅近，亦将勉思义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见，惧其获鄙于圣鉴矣！诚如是，则将见道学日明，正言日进，弊风日革，为益孰大于此？臣职当辩明，义不敢黙」。吕陶亦奏驳頥请独与顾临辩，当是临疏付出也。四月十二日，顾临除待制、河北漕，或缘此议不合。四月二十日，苏轼等乞留顾临。　监察御史上官均言：「臣昨于去年尝具疏论官冗之弊，乞行裁省，澄清入仕之源，继闻朝㫖，以臣封章下给事舍人、吏部㑹议，近闻已上都省，事多仍旧，或畧加裁损，以塞诏㫖。臣窃恐议者习于耳目之故常，牵于人情之所不欲，而不深究利害之本末，请为陛下重论而详陈之。夫治天下之要，在官得其人，官得其人，在夫入流不滥，今之入流，可谓冗矣，其别有进士、有资，䕃有摄官，有特奏名，有胥史，有纳粟，考其自㓜向学，晓知义理，累试有司，考择详悉，无甚幸进者，莫如进士，然三年一取士，进士登第者仅五百人，而年老举人毎次推恩者，不减四五百人。至于资䕃胥史之类，计三年之间，又不知授官凡几人？以此较之，特奏名与夫资䕃胥史之类，在籍者常多于进士，贤愚比肩，并趋吏部，故京官自承务郎至朝议大夫，凡二千八百馀人，选人一万馀人，大使臣二千五百馀人、小使臣一万三千馀人，举天下之员阙，不足以充入仕之人，故吏部左右，选用阙，京朝官及大小使臣，大率须一年以上选人，须及二年以上或三年，而阙次之逺，莫如选人，居闲待阙，七年之间，方成一任，入流之人，可谓冗且滥矣，计入仕之人，其有才可以治事，喜名可以为善，皆莫如进士，然常患于居闲之日多，在官之日少者，以杂流之冗占，妨其仕进也，不清其源，欲才者之不滞，不可得也。才者滞于闲地，而使鄙浊昏耄之軰居杂职任，欲天下政事之治，不可得也。故臣前日奏论乞罢纳粟授官，裁任子之数，节特奏名之滥，增摄官之举数，抑胥史之幸进，四者既损，则进士有才之人，不乆于闲滞矣！臣窃以谓朝廷以资䕃任子者，非谓其才行可尚也，以是恩宠而不絶其世也。以特奏名授官者，非谓其才德可用也，悯其困老而廪禄之也，俾胥史就任者，非谓其循法谨亷也，矜其勤力而嵗乆也。臣窃思之，设官分职，以待贤能，为人择官，以治政事，故不当推侥幸之恩，以害天下之公议，飬不才之人，以妨有才之仕进，然而积习既乆，非可遽革，故臣前日论奏乞定任子之恩，使有常数，则资䕃不致冗矣，特奏举人，以实歴举数，俾就省试殿，毎等限定人数，则推恩不至滥矣。增广南摄官之举数，裁三省人吏酬奬之减年，则入流不至太幸矣。四者既加裁损，行之十数年后，则昏耄鄙浊之吏少，而进士可用之才不滞于闲地，待阙之日少，而居职之日多，天下之政事未有不治者也。臣窃以为修立法制，为国逺计，但当度理之是非、事之利害耳，不必待人人悦之而后为便也。自近年以来，官冗可谓甚矣，若不思澄损，数年以后，仕进益滥，鄙耄愈多，才者愈困，天下政事将愈不治矣！臣窃意㑹议之臣，非不知官冗之弊，然聚论半年，执笔相顾，不敢少加裁损者，畏世俗之讥议也。夫畏世俗之讥议，而不计朝廷之利害，悯鄙耄之不进，而不思才者之闲滞，非䇿之善也。臣愿诏执政大臣检㑹臣前章，详议官冗之弊，深加澄省，实非小补。均前章附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其后，均又请对，靣陈官冗之弊，不可不革，太皇太后嘉纳，均请行法先贵近，太皇太后曰：「当自我家始也」。均前奏在元年八月二十六日，此据均家传増入。三年十一月乙丑，始裁减宰执以下奏补恩。十二月甲寅，太皇太后裁减本家恩，均请对不得其时，因附再章下。侍御史王岩叟言：「臣伏见翰林学士苏轼上言，乞出内帑钱帛，补常平元数三千万贯石，尽出以买田募役事，欲一变陛下成法，所系甚大，原无朝㫖，令下三路相度，其详定役法所专輙行下，窃恐三路郡县，人情惊扰，妄疑国家别欲更张，陛下方务以安静飬天下，今日之事，不宜轻有动揺，伏望圣慈先诏执政大臣深究可否，如执政大臣皆以为可更，乞下近臣集议，近臣又以为可，然后访之四方，未为晚也。臣欲乞速赐指挥，详定役法所，追収三路相度文字，及令分析行下因依闻奏」。岩叟又言：「伏见苏轼建议，乞尽发天下所积常平寛剩钱斛三千万贯石，买田募役，欲卓然立一大事，自陈五利二弊。臣窃考五利皆难信之辞，二弊皆必然之理，然未足以尽也。臣与士大夫深究其说，又得十弊，为陛下列之无知之民，茍于得地，初或应募佃地，三五嵗间，或以罪得，或以疾废，或老且死，其家无强丁以代役，则当夺其田而别募，乃是中路而陷其一家于沟壑，此一弊也。富民召客为佃户，毎嵗未收，获间，借贷周给，无所不至，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今一两顷之，空地佃户，挺身应募，室庐之备，耕稼之资，刍粮之费，百无一有，于何仰给，谁其主当？此二弊也。近郭之田，人情所惜，非甚不得已不易也。今郡县官吏廹于行法，或倍益官钱，曲为诱劝，或公持事势，直肆抑令，愚民之情，一生于贪利，一出于畏威，不复逺思，容肯割卖，洎官钱入门，随手耗散，遂使兄弟啓交争之患，父子有相怨之家，旧章既隳，羙俗亦壊，此三弊也。良农治田，不尽地力，故所获有常，所利无尽，今应募之人，知官田终非已业，耕耘种植，定不致功，务劫地力，以苟所收，所收浸薄，其去益轻，此法果行，数年之后，不独变民田为官田，将见壊好土为瘠土，此四弊也。前日以钱雇役，患在市井之小人，今日以田募役，又止得乡村之浮客，均之不可为郡县，此五弊也。弓箭手虽名应募，实不离家，有事则暂时应用，无事则终嵗在田，虽或轮次上番，自亦不妨农事，非如其馀色役，长在公门，犹闻未足者难招，已招者时去，引之为比，不切事情，此六弊也。第三等已上人户皆能自足，必不肯贪佃官田，愿充永役。今既立法，须第二等以上人户许充弓手，第三等以上许充散从官以下色役，乃是以给田募役之名，得揭簿定差之实，既云百姓乐于应募，何故第四等以下，即须要第一等、第二等户委保，一有逃亡，便勒保人承佃充役，仍是知其不可，曲为之防，既不能措下户于安业，又不能跻上户于乐生，此七弊也。民间典卖庄土，多是出于婚姻，丧葬之急，徃徃哀求，钱主先为借钱，后方印契畧遭梗碍，犹必陈辞，今卖之入官，官吏艰阻，事节必多，设法虽严，终难杜絶，或已申官欲卖令佐，未暇亲行相验，或已定价卖到，未有投名，人情愿承佃，未敢支钱，抑留多日，百姓欲罢则不能，欲诉则无路，此八弊也。应募之人，若尽纳贫民，则水旱㐫饥，何以禁其流徙？若皆收募上户，则支移折变，却当并在何人？此九弊也。朝廷患不理，去官赦䧏原减之法为太重，方诏有司更定，而又立此条，盖议者自度其难，而专欲以力制事，以法驱人，若缘乆逺召募不行官吏并科违制，又不以赦降去官原减，则凡歴三路郡县之吏，无全人矣！此十弊也。臣虽陈十弊，止百姓有司之事，未及社禝计也，盖有大可惜者三焉！陛下之所恃以为国者，祖宗之成法也。成法之中，天下共以为利而不可改者，莫大于差役之法，陛下复之而行之方几日，今率然献议而欲变之，此大可惜者一也。有天下者，常以得民心为难也，自陛下与百姓休息，人人之心，以父母戴陛下矣，保而勿失，安乐之福，足以无穷，何苦而欲扰之？此大可惜者二也。内帑之所藏，常平之所积，积之甚艰，国家宜留以备仓，猝纾百姓之急，今平居无事，而欲倾竭之，不知将何以待非常？此大可惜者三也。臣诚愚不足以知天下事，徒知天下苍生不容再悞，故区区之忠而无所避。陛下守成法，固人心，爱国用，为庙社生灵无穷之计，天下幸甚！乞下臣章与轼之议参考而择之」。贴黄称：「建议者云：给田募役，真先帝本意。臣契勘熈宁七年五月，因李承之奉使陜西，于役法内修立奏请施行，次年四月，即降朝㫖寝罢，若非先帝意已释，然明知其不可，何由有后来指挥？乞下中书省检寻本末文字详究。又建议者云：弓箭手已有成法，无可疑者。臣按元丰元年，河东经畧使韩绛奏，以麟、府、丰三州招置到弓箭手逃亡及放免外，其阙额人，自来为地土瘠薄，招置不得。元初招置之时，惟仰借请官中牛具、农器、钱斛，以狥目前之利，复值连年不丰，官给口食飬育，逃免者二千人，逋欠钱斛一万七千馀贯、石，及有不㑹农作，只在城市卖熟食之人，其空闲地土又大半砂瘠，不堪耕种，此奏具在，乞赐考详。又建议者云：系官田，先问见佃人，若无丁应募，或自不愿充役者，方得别行召募，按三路百姓佃官田者甚衆，徃徃父祖相传，修营庐舎，种植园林，已成永业，一朝夺去，遂使何归，臣恐大伤民情，非陛下今日意也。三路元丰八年，人户见佃户絶荒田，都共一万一千六百八十顷有零，河北三千八百三十八顷，河东三千一百七十八顷，陜西八千六百七十一顷朱光廷奏议第五巻与岩叟此奏同　右司谏王觌言：「伏见苏轼建议免役寛剩钱斛三千馀万贯石，向缘军兴，借支几半，乞出内帑金帛，复全三十万贯石，于河北、河东、陜西三路买田募役，详定役法所已下，三路相度，臣窃以为非计也。夫尺地莫非王土也，一民莫非王民也，自天地既分，君臣既立，民为君役，亦已久矣，短长之命，君所制也，天地之宜，君所相也，故食其租，役其力而不为虐也，虽使陷水火而不敢辞冐白刃而不敢怨者，分定故也。今买田募役之议，逺不法二帝三王常行之道，近不用一祖五宗已成之法，而必欲如富家大姓幸其隣里之破産卖田，则啗以厚利而兼并之，然后可以食其租而役其人，亦已陋矣！夫田连阡陌，役属佃户，匹夫用此以雄于一乡，可也，以为此真可以为有天下者，力役之良法，则岂不惑哉？今陜西缘边与羗戎之地，犬牙相错也，故朝廷出捐其地以募弓箭手，而免其租税，所谓弓箭手者，身先常役也，彼得其地以力耕，而无租税之忧，我得其人以捍冦，而省养兵之费，世以为使，不亦宜乎？以至镇戎、徳顺，皆在极塞，所募役人，虽有常职，而人肯应募者，亦以田无租税而已，自馀惟洮河数州，未有租税之民，与徳顺、镇戎事体均等，既无五等税户可以差役，则势不得已，恐须给田召募，盖常赋既不及之，则役人固其愿也，然亦岂须效富家大姓，出金币以买田而后可为耶？今若创买民田，行其法于内地，而免其常赋，则是县官先有买田之费，又嵗嵗以其租税而雇役也，与给钱雇人果何异哉？所谓异者，前日雇人，钱出于民，今日雇人，税出于官而已，税既太亏，岂不为经费之害？若不免其常赋，则一二顷之田，嵗得几何？而既夺其力，又责其税，使终身不得休息，而更为子孙之累，岂不酷哉！夫无知之民，初虽以得田为悦，及其劳于役使，困于饥馑，则以逃亡自免而已，岂常久之计耶？今差役之法，万户之邑，嵗役不过数百人也，择数百人于万户中，非物力优厚者不预也，又有时而更休焉，然论者犹恐其不能胜役，故生以田募役之议也。彼应役之民，得田于官，虽为一时之幸，若论其实，则受田于官，与受田于父祖者，有以异乎地利之所生，均有限也，岂不受田于父祖者，则田虽甚多，又有更休，而犹虑其不能胜役，受田于官者，则田虽至少，又无更休，而反可以应役无穷邪？此不待于深思而可知者也。轼之议曰：熈宁中书行给田、募役法，闻之道路，出自先帝圣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速成，且利寛剩钱以为他用，故更相驳难，遂不果行。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周公所以见称于万世也，臣亦以为不然，谓其法出于先帝之圣意，非臣之所能知也，谓其法废于大臣之私意，亦非臣之所能知也。然有可以知者，初行之，则先帝必以其法为是，而终罢之，则先帝必以其法为非矣，今但欲奉承先帝行其法之意，而不能奉承先帝罢其法之意，又岂非惑耶？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固武王、周公之所务，然圣人之志，惟圣人为能知之，其知之无难者，事而已。所谓事者，亦随时而损益焉，乃所谓善述也。是故文王作丰邑，非不为长久之计也，至武王则不居而作镐京，文王治岐，闗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非不为长久之法也，至周公相成王而治周，则闗市有征，而泽梁有禁，此周公、武王之事，岂尽同于文王哉？然后世以武王、周公为逹孝者，以其事在于适时之宜，而损益更张，不害其为善继善述也。使买田募役之法，先帝终行之，而不宜于今，犹当更改，况先帝察其为非而罢之者邪？且民不可以屡动，前日朝廷以免役之法不能无弊，暨变而为差役，夫差役者，祖宗之旧法，有成书也，行之宜甚易矣，然犹衆议纷纭，民情疑惑者，经年而后定也。今又欲无故改作，以骇郡县，以惑三路之民，非安靖之道也。臣欲乞圣慈详酌，指挥下有司，罢以田募役之议，以安民情」。苏轼买田募役议，附见元年四月六日王岩叟、孙升、王觌议自注云三月十八日。升议云正月以后，而无其日。今因于三月末附王岩叟及觌并上官均议。　殿中侍御史孙升言：「臣尝读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窃以祖宗百有馀年，圣贤经纶，成就太平之业，自三代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治，然则法度典章，万世子孙遵而守之，不可改易，虽圣人之法，行之既久，必有偏弊，要在后世救其偏、补其弊而已。伏惟陛下自临御以来，祗率旧章，乆廸前烈，深知免役出钱以困民，而为害于天下，故自元佑之初，发徳音，诏四方，复行祖宗百年旧法，罢去出钱免役，尽依熈宁元年以前条贯施行，令下之日，四方民庶，莫不鼓舞，然自去年九月中旬以来，复议城郭五等以上出钱，九月十八日今年正月以后，又使乡村三百贯以上减半免役，一年之间，诏令凡三易矣。臣访闻四方之民，自降九月中旬指挥，又见今年正月所颁条贯，皆訩訩不安，以为朝廷命令，变更不定，而祖宗旧法将复改易，刻剥聚敛之徒，假息窃视，幸其有间，复肆毒螫，臣尝罄竭狂瞽，冐闻天听，终未䝉朝廷省察施行。臣又闻议者建言，欲废祖宗差役法，而买田以募役，中外传闻，莫不怪骇，而庙堂之论，不能折其狂言，详定役法之官畏避不决，乃行下三路相度，臣窃恐四方闻之，民心益不自安，且买田募役，在熈宁盖尝行之，曾未数月而罢，今日建议之人，以谓闻之道路，出于先帝之意，臣窃以先帝励精政事，必有见于朝廷，岂当闻于道路？夫买田募役，虽甚愚知其不可行，不待臣言然后见也。臣且以建议者自言其利有五而其害有二，利之大者，不过散免役寛剩钱三千万以买田，使民知先帝非有意于重敛，盖将为今日之用耳！臣以为天下之民，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先帝有仁民爱物之意，而聚敛之臣，行法之过，岂特为区区之迹以自明哉？岂必因议者之言然后信哉？害之大者，使陛下舍祖宗百年太平之成法，而令百姓有患及子孙之害，轻重得失，较然易知，古人以谓利不百不变法，今给田募役，利之小者，犹谓不过有五，而害之大者，自言必须有二，则是利未及百而害已过半矣，徒为纷纷，惑乱天下。恭惟陛下即政之初，正在遵守祖宗成法之时，不当轻有改易，以动人心，伏望圣慈详察，早降指挥，下详定役法所，速止絶三路相度行遣，以慰安四方人心，则天下幸甚！」　监察御史上官均言：「臣窃见翰林学士苏轼近论买田募役事，朝廷送役，法所相度，议出之日，中外士大夫莫不骇异，以为于礼决不可行，臣輙因轼之所具利害条目，得以缕陈之，轼以为募役人，大抵多是州县百姓，若所买田去州县太逺，即久难以召募，欲乞所买田，并限去州若干里，去县若干里。臣以为弓手给田二顷，散从官一顷，计毎县役人，少者须近百人，给田近二百顷，顷畆既多，又须接近城郭，势必难足，盖强民出卖则贾怨，诱民出卖则伤民，听其自便，则田不可得而足，此不可行一也。轼以为今三路官吏推行，恐或抑勒卖田，或召募浮浪，或多买瘠薄，取办一时，不顾后患，欲选材质朴厚知州三人，令自辟属县令，每路一州，先次推行，令一年中畧成伦理，一路便可推行，委转运、提刑常切提举，若不推行，或推行乖方，朝廷觉察，重赐行遣。臣以为民之卖田未必膏腴，所卖膏腴未必近州县，今既不许抑勒，则卖田应格者宜少，虽使材质朴厚，太守自辟属令，若不抑勒卖田，召募浮浪，取办一时，安能一年中成伦理耶？夫士农工商，技有所长，用有所适，盖辨硗肥，相种艺农圃之事，非士之所学也，世之士大夫自买田业，非不悉心，往往价髙而田薄，地广而收鲜，何则？以其非所习也，今若以县令误以髙价买瘠田为推行乖方，便加谴责，而不考其馀事，则循良之吏，将有不幸而罢去者矣！又既令监司督察，则往往承望朝廷风㫖，要以速办，监司督州，州督县属，上下相承，茍务应法，势必至于抑勒卖田，多买瘠薄以逃责矣！自熈宁以来，监司奉法者，类多如此，盖奉法严则䋲吏峻䋲，吏峻则茍免之心生，文具而无实，民受其弊，理之必然，此不可行二也。轼以为百姓卖田，须先申官，令佐亲自相验，委是良田，方得收买，如官价低小，即听卖与其馀人户，不得抑勒，又买到田未得支钱，先召投名，人情愿承佃充役，方得支钱，不得抑勒，臣以为百姓不愿与官中贸易者，盖上下势隔，情意不通，又胥吏軰辗转求索，百方邀赂，虽严明令长，不能絶也。正使官中买田与私价等，百姓宁自相贸易，今令卖田之人，必先申官，官价低小，方得卖与其馀人户，名为不抑勒，实与抑勒无异，又乡闾之民，自非窘乏朝夕待用者，必不肯出卖良田，今令卖者申官，令佐检视，然后收买，役人情愿承佃，方得支钱，近须半年，逺须一年以上，既不能纾日前之急，又重有往来赂遗之费，虽官中不至失利，而卖田之民重困弊矣！此不可行三也。轼以为令佐如买瘠薄田，致久逺召募不行，即官吏并科违制，分故失定断，仍不以去官赦降原减。臣以令佐之能，在于公心爱民，寛明不扰，钜细毕举，则为善政，不当以事之一二论其殿最，今有长令世以为循吏，偶于买田之际，不能辨识，有数十顷瘠薄，召募不行，便加以违制之罪，是以一而废百，得无失刑欤？熈宁之初，柄臣过计，官吏有违，常平新法，不以去官赦降原减，当是之时，官吏以此获罪者，不可胜数，中外窃议，以为非宜，今既已罢烦扰矣，又欲袭前日之过计，未见其善也。大抵议者立法，意欲必行，则必严为法禁，法禁太严，则更以便文茍免，不复计民之利害，此不可行四也。轼以为系官田，若是人户见佃者，先问见佃人，如无丁可以应募，或自不愿充役者，方得别行召募。臣以为人户所请官田，近或五七年，逺或数十年，其间有垦荒粪瘠，费用财力，耕治既熟，一旦夺之，有伤人情，此不可行，五也。轼又以为应募之民，正与弓箭手无异，臣以为并边之地既难得田，又弓箭手平居无役，止于毎岁一閲，故边境之民，乐于受田于官，今则受田一二顷，而役之终身，累其子孙，岂愿民之所欲哉？虽曰受田二顷，服事奔走，当费其半，岂若役属富民为佃户，中分其利，作息自如，刑责不及之为便邪？愿民既不就募，而浮浪者又不许充役，将见有名而无实，安能减色役而寛农民邪？轼又以为榖钱伤农，农民卖田，常多不售，若官为买，则田榖皆重，农可小纾，臣以为顷嵗以来，民多卖田者，以助役纳钱，常平出息，聚敛之臣肆行掊克，中民困于不足，故多鬻田钱归公帑，嵗不流布，卖田者多，积镪者少，故田若不售，今则罢常平助役之法，一切财利皆归于民，行之嵗馀，民力已纾，自今已往，卖田者必少，卖者既少，则不患其不售，如官中出钱买田，厚于私价，则是诱民破産，公私非便，与私价等，则民不愿鬻，无一可者，臣未见其可以重田谷，纾农民也。轼又以为纳钱于官，常苦币重，若散以买田，则货币稍均，臣以为诸路之钱，今已散为平籴，又随州郡所出，变转物货，则曩时之积，既流布于民矣，不待买田而后货币可均也」。轼又以为此法既行，民享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寛剩钱者，凡以为我用耳，疑谤消释，恩徳显白，臣以为先帝神圣文武，兴立法度，所以垂无穷者，如日丽天，孰不瞻覩者？至于役钱寛剩，盖因谋利之臣，私忧过计，此天下之所共知也，安在其散钱买田而后释疑谤邪？轼又以为寛剩役钱，今付有司，逐旋支费，终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建无穷之利，若用买田如私家，变金银为田産，乃是长久万全之䇿，臣以为买田募役，臣已缕陈其有五不可行，至于散常平之积，以为平籴，以为水旱荒凶之备，此所谓出民力而为民用，亦所以结民心而裕民财也，继志之孝，无穷之利，孰大于此？又何必如私家变金银为田产，始为长久之䇿邪？又况变钱为田，常平遂无本钱，将何以因时籴粜，便农民邪？若夫患有司之妄费，为之莭制，适当可矣，日减月亡，又何足恤哉？臣以为三代以来，至于本朝，累圣相继，法度损益，无所不有，至于治民之政，以力供役，以田供税，凡数千年，未之有改也。熈宁中，先帝以议臣之请，买田募役，行之半年，田既难置，民鲜就募，士论不以为便，遂不果行，以先帝之睿虑英断，励精求治，如以此法为便，岂复疑于左右之论而中辍？臣窃意其不然也。今役法已成，颁下四方，四方之民，休息安堵，沐浴圣泽，既已少定矣，愿陛下不以一臣之私论，而破天下之公议，速行寝罢，以解中外之疑，天下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