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百九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巻三百九十四

宋　李焘　撰。

哲宗

元佑二年春正月甲寅朔。乙卯，诏以雪寒权停在京工役三日。御集正月二日。

辛酉，户部言：「中都吏禄嵗计缗钱三十二万，法当以坊场税钱，及免行市易司市利、僧道度牒等钱充，㑹元丰七年所入才二十三万，兼以系省钱乃给，今议罢市易，则市利钱随废，将见阙乏。因究诸司有以应给吏禄钱别费者，适与所阙数相当，度支以闻。诏以坊场税钱尽充利禄，毋得他用。　殿中侍御史吕陶言：「伏见朝廷徳惠及生民者多矣，臣下聚敛之态，亦已悛革，惟坊场一事，根株牢固，条约交紊，犹有馀弊，未尽蠲除，盖累界放卖，至今凡十五年，其始则有实封投状，竞利争占，虚増价值，诈通抵産之欺，其中则有争利过重，月纳不足，出限罚钱，年满不替之患，其终则有正名已败，壮保纳官钱馀欠，尚存邻人买産业之禁，期㑹严廹，莭目烦多，不惟酒戸，縁此困穷，抑亦平民因而脧削，或系狱，或受棰，或转徙道路，或自经沟渎，天下郡县无处无之，大率一县之内，上中等户因买坊场及充壮保而失业破産者，十常四五，欠多者至数十贯，少者亦三五百缗，以四海总计凡几千家，罹此疾苦矣，毎家以十口为率，凡几万人失所矣！恭惟陛下至仁博爱，亦宜为之动心也。昔者神宗皇帝通知此弊，加意救恤，于元丰三年明堂降赦及八年正月赦文，累行蠲免外，仍与展限二年送纳，去嵗大飨，亦有权住催理指挥，委监司保明闻奏，当议等第蠲放。徳泽之流，非不广厚，然而此弊终未尽去者，一则为有司违慢㫖法意，少有疑似，遂不保明。二则为物轻弊重，钱货乏絶，或灾伤所困，或兵役相仍，衣食之费尚且不完，至于官钱，何有以纳？盖縁第一界至今已十五年，第二界今亦十二年，往往生业荡尽，子孙沦散，虚载簿书，枉费刑挞，嵗月已久，重不聊生，憔悴之馀，必无可得。臣愚欲望陛下推广先志，霈发异恩，无逺近之差，为轻重之序，应第一、第二界见欠者，并与除放，其第三、第四界，亦乞量立分数蠲免，如此则大法简易，不为官吏之沮遏，圣泽寛深，遂除生灵之疲瘵」。又言：「承买场务之家，抵産物业，元价髙大，为近年物轻币重，田宅既减价，今虽拘收在官，出卖之际，必不依得元估，官司，仍于欠人身上理纳馀钱，极为搔扰，谓如抵産一处，元估一千贯，今只直七百贯，即更令纳三百贯之类，伏乞特降指挥，应系因坊场没官抵産，并许依元估价直充折，庶寛民力。第一、第二界价虚而髙，第三、第四界价实而低，今第一、第二界虽欠钱三分，比之第三、第四界已是増剰，况无可得，宜特蠲放，若须候监司保明奏到，方议蠲免，深恐诸路迁延期限，或所见不一，及吏縁为奸，别生事莭，致使朝廷实惠，未能均遍，莫若只以界分逺近，各与蠲减，所贵徳泽早及细民」。此疏不知何时，附正月八日以坊场钱给吏禄后，其从违当考。　先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傅尧俞、王岩叟相继上疏论苏轼不当置祖宗于议论间，其意欲以救朱光庭也，既皆不报。是日，正月八日辛酉。尧俞、岩叟又各上疏论之，岩叟言：「臣近以学士苏轼撰试馆职䇿题不当评议，祖宗，因言者论之，初令放罪，后复收还，典刑不明，损国大体，乞赐辨正，累上封奏，至今未䝉施行。臣窃以天下之事，虽纷然万端，而可以执一御者，惟理而已，陛下天资髙明，知为国之道，其要在此，自听政以来，未尝以爱憎喜怒迁是非之至理，故人心有恃，而天下以安。臣䝉被奨拔，付之言责，何敢不体陛下此意以图报？愿陛下不惑于虚名，不牵于偏说，而平心以察之，是非之理，明若日星，伏望圣慈早赐睿断，或尚有疑，则乞降臣前后章疏，集百官于朝堂定议，如以评议祖宗为当然，弹奏苏轼为非是，正臣之罪，臣所不辞，终不可混乱是非，使天下有所惑也！陛下省纳，幸甚！」

壬戍，右正言王觌言：编类章疏二年正月九日。「臣窃闻近者左司諌朱光庭言学士院䇿题轻议仁祖、神宗，以为不可师法者，初有圣㫖，学士放罪，及指挥到尚书省，收还不下，光庭继有章疏论列未已，臣虽未尝预其事，今既是非曲直，久而不决，臣安敢黙黙，请为陛下一论之。夫学士初有放罪指挥，是朝廷以学士为本有罪也，既而指挥不下，是朝廷以学士为本无罪也，以学士为本有罪，则大臣必有以光庭之言为是者矣，以学士为本无罪，则大臣必有以光庭之言为非者矣，有以为是，有以为非，则大臣之论既不同矣。臣又闻言事官章疏，亦或以光庭之言为然者，亦或以光庭之言为不然者，或以为然，或以为不然，则言事官之论又不同矣。夫大臣与言事官之论皆不同，则陛下将孰从耶？臣愿陛下姑置衆说，取学士所撰䇿题详察之，则是非立见矣，彼同异之因，不足考也，陛下若悉考异同之因，深究嫌疑之迹，则两岐遂分，朋党之论起矣。夫学士命辞有罪无罪，小事也。使士大夫有朋党之名，大患也。凡小人欲倾害君子者，必以朋党名之，然后君子可以尽去，而小人可以尽得志焉。今朝廷清明，贤能萃衆，不可因小事以生大患，此陛下所当慎也！臣故不敢黙黙，而先事以献说，惟圣慈裁择」。贴黄：「臣窃闻朱光庭之论䇿题，言者既以谓因苏轼与光庭之师程頥有隙而发矣。吕陶之言朱光庭，论者又谓陶与苏轼同是蜀人，而遂言光庭也，故今外议籍籍，以谓势不两全。臣窃谓二人者皆不避嫌疑而已，陛下若置而不问，惟详察䇿题之是非，而有罪无罪，专论苏轼，即党名不起矣，若因其嫌疑之迹，而遂成其朋党之名，此非朝廷美事也，兼执政大臣可否二人之言者，尚未必同，伏望陛下因执政奏陈之际，而断自圣意，此臣区区之愿也」。

甲子，右正言王觌又言：「臣前日曽有封事，言苏轼所撰䇿题，是非曲直，乆而不决，大臣之论既不同，言事官之论又不同，陛下将孰从耶？望陛下姑置衆说，取䇿题详察之，则是非立见矣！臣今窃恐陛下终以衆说之不同，未即与夺，縁臣初不预其事，士大夫与臣言者无所嫌疑，获闻公论最详，兼轼所撰䇿题，臣观之亦熟矣，今更为陛下终其说。臣谓原轼之意，则不过设疑以发问，按轼之言，乃失轻重之体也。轼之䇿题曰：欲法仁祖之忠厚，则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则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于刻，又引孝文、孝宣，以谓不闻其有怠废不举之患、督责过甚之失，何营可以及此也？用此以观轼之本意，则诚出于设疑以发问而已，然孝文、孝宣之治，岂无弊者耶？轼举之既已过当，而又忧我之有弊，而慕彼之无弊，则疑若仁祖神考之政，不迨于孝文、孝宣矣，则轼之措辞，岂非失轻重之体哉？臣故曰原轼之意，不过设疑以发问，按轼之言，乃失轻重之体也。臣前疏所谓取䇿题而详察之意，则是非可以立见者盖如此，惟圣慈裁酌施行」。乙丑，朝散郎杜天经权发遣开封府推官，从知开封府钱勰辟也。　诏辅臣分诣诸寺观谢雨雪。　右諌议大夫鲜于侁言：「熙宁中，以戎泸夷汉主客户通为义勇、保甲，嵗以农隙教习武艺，令提㸃刑狱司按閲赏劝，厥后夷人不免作过，而税地遂或废耕垦，请罢之」。㑹知郑州岑象求亦以为言，诏本路转运、钤辖司详度以闻。　诏于阗国和罕王贡方物，囘赐外，馀不以有无进奉，悉加赐钱三十万。　故夏国主秉常以遗进物遣使来贡，诏其子乾顺为夏国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莭度使西平王例，上与太皇太后降诏，赐物悉视庆厯八年银绢各三万、钱三万贯之数。以起居郎、权枢宻都承㫖公事刘奉世假直集贤院，借三品服，为册礼使，崇仪副使、带御器械翟象先副之。册曰：「皇帝若曰：于戯！尧建万邦，黎民时雍，周立五等，重译来贡，此帝王之所同，而国家之成法也。咨尔乾顺，惟我列圣，顾乃西陲，锡壤建邦，卫于王室，保姓受氏，同于宗盟，爵命褒嘉，恩礼甚渥，今尔承其胄绪，绍兹藩屏，而能事上钦肃，饬躬靖䖍，申遣使人，来陈方物，达于朕听，实惟汝嘉，是用稽酌典故，表显宠名，锡尔以茅土之封，加尔以服乗之数，诞颁丕册，以绥一方。今遣朝奉大夫、起居郎、直集贤院、上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刘奉世，崇仪副使、上骑都尉、安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翟象先，持莭册命尔为夏国主，永为宋藩辅。夫笃于好徳，乃克显光，忠于戴君，永膺福祉，往祇明命，无忝予一人之猷训」。　诏罢诸路将下管设：自今诸将嵗赐公使钱五十万，东南路军三十万，毎公使十万，造酒毋过十石，嵗终有馀，以缮军器。　右司郎中范纯礼奏：「瀛州防御推官钱世雄等进状理雪，受苏轼讥讽文字案后罚铜事，元案内连坐官黄庭坚、周颁、顔复、盛侨、王汾、钱世雄、呉绾、王安上、杜子方、戚秉道、陈圭、王巩，受苏轼谤讪，诗不缴，罚铜二十斤。王诜隠讳，上书诈不实，徒二年，追两官，合牵复，昨有㫖王诜诉雪文字不得收接，未敢看详」。三省进呈：王诜以尝追官，难从矜恕，黄庭坚等并特与除落。

是日，诏：「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以苏轼撰试䇿题不当，累有章疏，今看详得非是讥讽祖宗，只是论百官有司，奉行有过，令执政召逐人面谕，更不须弹奏」。丙寅，三人赴都堂，右仆射吕公著、门下侍郎韩维、中书侍郎吕大防、左丞李清臣、右丞刘挚谕㫖：三人者谓公著等皆知轼为有过，然特欲以上意两平之耳，皆不敢奉诏。丁卯，三人者又各上疏，岩叟言：「伏覩圣意周旋委曲，优容臣下，惟恐有伤，虽天地父母，无以过也，臣当何以报，惟知不敢爱身为陛下守官耳，茍避犯顔逆鳞之诛，而阿意顺㫖，不尽其心，以事陛下，则臣所不忍。臣按苏轼如圣谕非是讥讽祖宗，然只以祖宗置于议论之间，便是有伤大体，安得以为无罪？今陛下既不欲罪轼，又不欲罪臣等，而拟两罢其事，在慈仁兼爱之心，则可谓至矣，于朝廷欲以立纪纲、正典刑，则未为得也。后日他事若更烦陛下和解，则恐纪纲由此隳，典刑由此废，启侥幸之门，开陵迟之端，自臣等始，负陛下罪，不可容也。陛下听政以来，未尝有一事少差，此事更愿圣慈曲加思虑，必有所得者，臣愚不胜拳拳忠告之至」。贴黄：「臣窃闻有与轼为地，曲为之辞，以释其说，上欺天听者，愿陛下察其出于私意，不以为惑，则事遂矣」。

戊辰，诏：「自今举人程试，并许用古今诸儒之说，或出已见，勿引申、韩、释氏之书，考试官于经义论䇿通定去留，毋于老列荘子出题，及举经明行修。京东西、河北、陜西路各五人，淮南、江南东西、福建、河东、两浙、成都府各四人，荆湖南路、广南东西、梓州路各二人，荆湖北路、䕫州、利州各一人，委知县当职官司同保任申监司，监司再加考察以闻，仍充本州解额，无其人则阙之」。吕大防作《吕公著神道碑》云：「自熙宁四年始改科举，罢词赋等，用王安石经义以取士，又以释氏之说解圣人之经，学者既不博观羣书，无修词属文之意，或窃诵他人已成之书冩，之以干进，由此科举益轻，而文词之官渐艰其选，先帝以荅髙丽，书不称㫖，故当时以为言，议者欲以诗赋代经义，公著乃于经义之外，益以诗赋而先经义，以尽多士之能，又禁有司不得以老荘之书出题，而学者不得以申、韩、佛书为说，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学，不得专用王氏复置太官令一员，从光禄卿赵令铄言也。庚午，翰林学士苏轼言：「臣近以试馆职䇿问为台諌所言，臣初不敢深辩，盖以自辩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窃闻圣明已察其实，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义，身非已有，词穷理尽，不敢求去，是以区区复一自言，臣所撰䇿问，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齐鲁后世皆不免衰乱者，以明子孙不能奉行，则虽大圣大贤之法，不免于有弊也。后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废，核实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无观望希合之心，则虽文帝、宣帝，足以无弊也」。中间又言：六圣相受，为治不同，同归于仁，其所谓媮与刻者，专谓今日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识朝廷所以师法先帝之本意，或至于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黒白，何尝有毫髪疑似，议及先朝，非独朝廷知臣无罪可放，臣亦自知无罪可谢也。然臣闻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亲者，母子也。不惑者，圣贤也。然至于窃鈇而知心目之可乱，于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于拾煤而知圣贤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数十，而圣断确然，深明其无罪，则是过于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亲、圣贤之相知逺矣，徳音一出，天下颂之，史册书之，耳目所闻见，明智特达，洞照情伪，未有如陛下者，非独微臣区区，欲以一死上报，凡天下之为臣子者闻之，莫不欲碎首糜躯，効忠义于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独臣受暧昧之谤，凡天下之为臣子者闻之，莫不以臣为戒，崇尚忌讳，畏避形迹，观望雷同，以求茍免，岂朝廷之福哉？臣自闻命以来，一食三叹，一夕九兴，心口相谋，未知死所，然臣所撰䇿问，似实亦有罪，若不尽言，是欺陛下也。臣闻圣人之治天下也，寛猛相资，君臣之间，可否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孔子所谓惟予言而莫予违，足以丧邦者也。臣昔于仁宗朝举制科，所进䇿问及所荅圣问，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䝉召对访问，退而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已以裕人也。臣之区区，不自度量，常欲希慕古贤，可否相济，盖如此也。伏覩二圣临御以来，圣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衔戴恩徳，固无可议者，然臣私忧过计，常恐百官有司矫枉过直，或至于媮，而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致隳壊，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寛，理财之政渐踈，备邉之计渐弛，而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者。虽陛下广开言路，无所讳忌，而台諌所击，不过先朝之人，所非不过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济水，臣窃忧之，故輙用此意，撰上件䇿问，实以讥讽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諌之流，欲陛下览之，有以感动圣意，庶几兼行二帝，忠厚励精之政也。台諌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则斧钺之诛，其甘如荠，今乃以为讥讽先朝，则亦踈而不近矣！且非独此䇿问而已，今者不避烦凟，尽陈本末，臣前嵗自登州召还，始见故相司马光，光即与臣论当今要务，条其所欲行者，臣即荅言：公所欲行者诸事，皆上顺天心，下合人望，无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何则？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縁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畧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光闻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计将安出？」臣即荅言：「法相因而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昔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迩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户率出钱，专力于农，虽有贪吏猾胥，无所施其虐，坊场、河渡，官自出卖，而以其钱雇募衙前，民不知有仓库纲运破家之祸，此万世之利也，决不可变，独有二弊：多取寛剰役钱，以供他用，实封争买坊场、河渡，以长不实之价，此乃王安石、吕惠卿之隂谋，非先帝本意也。公若尽去二弊而不变其法，则民悦而事易成，今寛剰役钱，名为十分取二，通计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实一钱无用，公若尽去此五分，又使民得从其便，以布帛谷米折纳役钱，而官亦以为雇直，则钱荒之弊，亦可尽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则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议之亦未晩耳！光闻臣言，以为不然，臣又与光言：熙宁中，常行给田募役法，其法以系官田，及以寛剰役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边郡弓箭手，臣时知宻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圣意所建，推行未几，为左右异议而罢，今畧计天下寛剰钱斛约三千万贯石，兵兴，支用仅耗其半，此本民力，当复为民用。今内帑山积，公若力言于上，索还此钱，复完三千万贯石，而推行先帝买田募役法于河东、河北、陜西三路，数年之后，三路役人可减大半，优裕民力，以待边鄙缓急之用，此万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为不可。此二事，臣自别有画一利害，文字甚详，今此不敢备言。及去年二月六日敕下，始行光言，复差役法，时臣弟辙为諌官，上䟽具论，乞将见在寛剰役钱雇募役人，以一年为期，令中外详议，然后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旧人，仍一依旧数支月给重难钱，以坊场、河渡钱，总计诸路通融支给，皆不䝉施行。及䝉差臣详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辙前议，先与本局官吏孙永、傅尧俞之流论难，反复次于西府及政事堂中，与执政商议，皆不见从，遂上䟽极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变之意，因乞罢详定役法，当此之时，台諌相视，皆无一言决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许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变法许雇，天下皆以为便，而台諌犹累䟽力争，由此观之，是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也。臣为中书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宁以来不该赦降去官法，凡数十条，尽欲删去，臣与执事屡争之，以谓先帝于此盖有深意，不可尽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毎行监司，守令告词，皆以奉守先帝约束，毋敢弛废为戒，文案具在，皆可复按，由此观之，臣岂谤议先朝者哉？所以一一缕陈者，非独以自明，诚见士大夫好同恶异，泯然成俗，深恐陛下平居法宫之中，不得尽闻天下利害之实也。愿因臣此言，警䇿在位，赦其所偏，损所有馀，补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识忌讳，虽赐诛戮，死且不朽」。辛未，傅尧俞、王岩叟入对，论苏轼䇿题不当，曰：「汉唐以来，多少䇿题，无有将祖宗与前代帝王比量长短者」。䇿题云欲师仁宗之忠厚，则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若当时百官有司皆不举其职，不知仁宗在上却何所为，乃是全然荒怠，致得百官有司如此，果如此，因何成得四十二年太平，至今耆老言之，犹往往流涕？仁宗何负却言不如汉文尧俞既读札子竟」，太皇太后曰：「此小事，不消得如此且休」。对曰：「此虽数句言语，縁系朝廷大体，不是小事，须合理㑹」。又曰：「苏轼不是讥讽祖宗」。对曰：「若是讥讽祖宗，则罪当死，臣等不止如此论列。既只是出于思虑言词失轻重，有伤事体，亦合畧有行遣，譬如误入禁门，于法罪亦不可轻。何则？君臣上下之分，不可不严也。今若不以此事为戒，他日有一人指斥乗舆，而云本出于误，亦可恕否？陛下虽欲恕之，七庙威灵在上，岂得容恕？昨执政于都堂对臣等皆言苏轼不是，既知不是，岂可却教朝廷做不是底事？又岂有朝廷明知不是，却抑言事官要休？若寻常人私事则可休，朝廷事则不可如此。臣等为朝廷持风宪，若凡所论奏，常指挥令休，要将安用耶？是臣等壊却风宪，更有何面目居职？真宗朝，知制诰张秉撰一叙，用官制辞云：「顷因微累，谪于荒遐，真宗览之曰：如此，则是先帝失政。遂罢其职。今所论苏轼，若是臣等分上私事则可休，事干祖宗、干朝廷，臣等如何敢休？朝廷若不行，破书在史册，后世视朝廷如何哉？𫝊入逺，方必有轻慢朝廷之心，万一辽使发问，不知如何」作荅，乃曰：「言事官有党。此朱光庭私意，卿等党光庭耳。光庭未言时，何故不言？」皆对曰：「有一人论之，且观朝廷行不行，中间或有差失，方当继言。昨朱光庭初言，朝廷有放罪指挥，则是朝廷行遣得正，自不须言。后见反汗，又是非颠倒，臣等方各论奏」。岩叟因于袖中取轼所撰䇿题，就帘前指陈，未终，帘中忽厉声曰：「更不须看文字也！」岩叟又进读札子，帘中极不以为然，尧俞曰：「如此，是太皇太后主张苏轼」。又厉声曰：「太皇太后何故主张苏轼，又不是太皇太后亲戚也！」岩叟曰：「陛下不主张苏轼，必主张道理，愿于道理上断事。适䝉宣谕言事官有党，臣等不知有党无党，但只据事之是非论列，陛下亦只合看事如何，若心疑于有党，则必失事之实，既失事之实，即是非难辨。自古小人欲倾害君子者，君子无过，别无可以奈何，惟是指为朋党，人主遂疑，人主既疑，因而可挤矣！陛下不可不察也！此事是苏轼轻易不思，语伤大体，以致议论，若不正其罪，则此失却在陛下，陛下何苦力主此人，反自取后世讥诮？台官之职，只在触邪指佞，岂当却为人解纷？此意可察」。帘中曰：「䇿题是里面㸃去」。对曰：「闻是」。进入三首䇿题，其两首是邓温伯撰，最后一首是苏轼撰，陛下已爱其虚名，故㸃轼所撰者，必然不曽反覆详览，则虽是㸃中，于陛下何伤，今既分别得，事理明白，陛下已知其虚名，不欲加罪，是惑也。陛下今不欲人言轼之短，假令司马光在，政事或失，不知合论与不合论，臣等所职是言责，所论只据是非，更不敢问其人。问着人，则须生私意。曰：今日改先帝事，何故不得问？」对曰：「修改政事，与形于文字不同，兼今日所改政事，皆是复祖宗旧法，况陛下下诏求民间疾苦者力改之，乃所以承祖宗之美，不知䇿题，须得论耶？不须得论耶？陛下如此主张，臣等却如此力言，违忤陛下，以就罪责，不知臣等是何意，陛下可体察。况臣等与轼皆熟，素无怨仇，只知忠于陛下，要正朝廷事，使天下后世不能指议陛下，故都无所避。陛下只当责臣等不言事，不可戒约臣等令不言，恐天下窥陛下此意。隂相顾望，不肯尽忠于朝廷，更非朝廷之福。前日召臣等去都堂，外庭不知，皆言是。奉圣㫖召台諌官戒励，甚骇听闻，臣等被摧抑，则不足道，却是损朝廷风宪，且愿陛下爱惜朝廷事体。陛下于苏轼所惜者小，则于言路所损者大，不可不思风宪之地，非臣之私，乃陛下家事。陛下不崇奨，则臣等一匹夫耳！」帘中峻语曰：「待降责苏轼」。尧俞、岩叟皆曰：「此在陛下。假令暂责，随即召之，亦是行遣正」。乃曰：「待相度」。尧俞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乃所以为平。今待轼如此，轼骄，将何以使之？」曰：「便总由台諌官」。岩叟曰：「若台諌所言，陛下能尽听纳，自足以成陛下之美，台諌何预焉？」又曰：「但言不妨，行与不行，须由宸衷」。岩叟曰：「如此，则是顺朝廷意者乃得行，恐非朝廷之福。《尚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愿陛下常于此加察，恐逊顺陛下之言有非道之事」。岩叟又曰：「小人之欲破壊言路者多，陛下欲求言路则难，欲沮之则易，一沮之，则人将以言为戒，恐陛下不得尽知外事，愿加深察」。尧俞曰：「臣尽至诚告陛下，陛下不察，亦无可奈何，愿为国家更深思逺虑」。遂下至台，尧俞与岩叟议待罪，乃同奏曰：「臣等今月十八日奏事延和殿，䝉宣谕，谓臣等党附諌官朱光庭，弹奏翰林学士苏轼撰试馆职䇿题不当事，臣等误承厚恩，上辜任使，更不敢诣台供职，伏俟谴斥」。自十九日各家居，已而却降出尧俞、岩叟札子付三省。二十二日进呈。王岩叟朝论叙十八日入对事，其初甚畧，二十七日供职后，别叙初对时语言，方更详悉，但文字互换，颇有不同，其实不异也。今参考删修，只作一叚，庶易于观览，盖二十三日既降各供职指挥，二十五日，三人俱待班次，二十七日仍俱入谢，未必登对，亦无縁更重说许多也。　司封员外郎盛侨为国子司业。国子司业，旧止一员，于是更増其一，侨与黄隠并为之。苏轼草词云：「先帝肇新辟雍，以养多士，于兹厯年，学者云集师儒之任，此亦重焉，是以増命乐正之官，以主司成之教」。　殿中侍御史吕陶言：「近曽弹奏国子司业黄隠问学寡陋，操尚邪诐行，不知义事不狥公，教化之地，非所宜处，伏请罢隠职任，未䝉施行。陶前章附十月末。臣谨按隠叨冒学职，无以训导诸生，私枉之迹，衆所不伏，嘲诮姗笑，喧闻庠序。近日考校私试文字，不与祭酒、博士，公共去留，輙敢专纵，擢其壻张汝明为第二升，降髙下多出其意，皆此类也。恭惟至治之世，为官择人，循名究实，咸欲宜称，虽一司一局米盐簿书之责，不敢虚授，茍有旷废，必论其罪，而师表之官，风化渊源，乃以素履囘险之人，窃位乆处，则士林何所法？臣属何所劝？伏乞检㑹臣前章及今所奏，早赐降出，以允公论」。又言：「隠平日阿私无状，固宜罢黜，况今盛侨已除司业，则隠不可尚处冗员，玷累教育之寄，伏请早赐施行」。久之，乃左迁隠为鸿胪少卿。政目八月十五隠，改鸿胪少卿，实録无之。曽肇集有制词云：「烦言屡至，士不诚服」。朱无惑萍州可谈云：「黄降与时宰韩绛同名，乃托故改名，隠清论贬之」。按：黄降以元丰五年正月除监察，八年五月迁殿中，十二月二十五日改司业，皆非韩绛当国时。又「绛」与「降」音同，而字别，恐无惑云云未可信。又八月十五日丁隲云云，当并考登科记。黄降，开封人，治平四年第四人及第。　朝奉大夫章楶为吏部郎中。御史孙升言：「楶自成都府路转运副使有此除授。按楶昨任荆湖北路提㸃刑狱司，内臣甘承立在本路，肆为贪暴不法，残虐人命几千人。臣近闻公安县僧清愿者，经荆南陈状，于打造上供生活所收拾承立虐死无主工匠骸骨数百副，作大冡以𦵏之，道路闻者莫不痛愤，岂有仁圣在上，而承立小臣，乃敢残虐人命，至于如此！良有章楶在本路迎逢承立，以希进用，随意上下，无所不至，所部官稍违承立意，则楶随以他事劾之，故承立肆意虐人，无所忌惮，皆楶所致。臣窃以章楶职按一路刑狱寃滥，身寄朝廷，外台耳目，坐视承立残虐，平人性命，以为容纵，成就其恶，路不上闻，按楶之罪，重于承立。今承立虽流岭表，未足以偿寃命万分之一，而章楶置而不问，复被迁擢进用，何以惩小人之恶，为后来之戒？伏望圣慈详察，特降指挥罢黜，以慰存殁之寃」。楶寻知越州。四月二十二日知越州，盖除吏中未至改命。　朝散郎黄景为职方员外郎。初，文彦博荐楚建中、李之纯、唐义问、范育、杜纯及景凡六人，景时知懐州，纯等皆擢用，彦博复以景为言，故有是命。此据彦博奏札増入。　校书郎黄庭坚为著作佐郎。　权知陜州陈侗为直秘阁、知梓州，侗辞之。六月末吕陶云云可考。　诏看详诉理所：应元佑元年明堂赦恩以前内外官司所断公事，情可矜恕者，并听于元限内进状诉理，依前诏看详」。政目云：诏诉理所展，至元佑明堂赦已前。　诏助役钱只许支充补助役人费用，嵗终具剰数奏。政目十八日事，新、旧録并无，当考详増入。壬申诏：「明堂赦书条目甚多，皆所以寛恤下民，深虑吏奉诏不䖍，其诸路转运司、开封府界提㸃刑狱司，分按所部紏，不如令者，即监司违慢，令互察以闻」。旧録有此，新録乃不书。

甲戍，复卫州新乡镇为县。　殿中侍御史孙升奏：编类章䟽系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臣闻古人有言曰：武王谔谔而昌，桀纣黙黙而亡。夫以一士之謇谔，岂足以致成周之昌？一人之循黙，安能速夏商之亡？积累然也，何以故謇谔之言达，则壅蔽之患除。壅蔽之患除，则忠言日闻，忠言日闻，则变止于未然，祸消于未兆，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则其昌也，不亦宜乎？循黙之风长，则壅蔽之患成。壅蔽之患成，则忠言不闻，忠言不闻，则变生于不测，祸至于已然。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曽是莫听，大命已倾，则其亡也，不亦宜乎？壅蔽之伤国，其患如此，是以秦之盛强，金城千里，子孙万世帝王之业，而赵髙咫尺，以鹿为马，则四海九州之逺，以乱为治，以安为危，以白为黒，以贤为愚，固无足怪，是以民穷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壅蔽之极，而秦之所以亡也！夫世之治乱，系乎君子小人消长内外而已，天下君子寡而小人衆，君子常患乎在外，而小人常患乎在内，是以自古及今，治世少而乱世多也。然则朝廷之有君子，可不贵哉？恭惟二圣临御以来，首开言路，登用正人，天下所谓忠信端良之士、豪杰俊伟之材，俱收并用，无有弃遗，近世得人之盛，未有如今日者也。君子日进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长而邪慝日消，在朝廷济济，有成周之风，此首开言路之効也。臣愚不肖，遭遇明时，获在言职，尝䝉赐对，奉承徳音，使尽言无间，虽有过差，圣慈为之主张，臣佩服训辞，以谓自古圣帝明王，欲治求言之意，不过如此，伏惟皇帝陛下恭黙不言，太皇太后陛下帘听庶政，一日万几之繁，四海九州之逺，深居房闼，所以共事者，重恃元老执政大臣尔，令此数人者皆至公无私，处事无一不当于理，犹当广达耳目，杜渐防微，况未能皆至公而无私，处事无一不当于理，而陛下乃于耳目之臣，议论之际，置党附之疑，开小人之隙，疑间一开，䜛巧必作，则君子不可胜诛，而言者不安其职矣！言者不安其职，则朋党比周之说胜，卖直掠美之言入，则虽圣听不能无惑，圣听惑则其弊必至，于厌言厌言，则循黙之风作，壅蔽之患生，忠言不复闻矣！臣窃恐非朝廷之福也！臣不胜大惧，愿陛下深思往古之明戒，无替前日之训辞，除党附之疑心，待端良之君子，无使循黙之风作，壅蔽之患生，则天下幸甚！伏望圣慈，少留听焉，臣不胜惓惓，披沥肝胆，激切待罪之至」。贴黄：「御史中丞傅尧俞，厯事四朝，白首一莭，端方重厚，中外共知，必不党諌官，以负陛下，自汚平生操履也。侍御史王岩叟，刚劲不囘，超擢进用，皆出圣知，必不党諌官，以负陛下，自取弃絶也」。

乙亥，承议郎、秘阁校理张舜民为监察御史。从御史府举也。　国子监丞张缋为正字。　宣徳郎陈烈落致仕，充福州州学教授，本路监司言烈虽老犹少，请加任使，故有是诏。　广南东路经畧安抚都钤辖司言：「西染院使、本路钤辖杨从先，躬率召募兵，获贼首岑探并其徒」。诏：「亲获岑探人与西头供奉官，仍赐钱二百万，令经畧安抚司以名闻，馀官吏等捕贼功赏，速具来上，当视轻重推恩。其新州、南恩州、新㑹县民，元因焚香祈福，入山避贼被杀及中毒死者，其元佑元年未输租税及凡逋负，悉除之，仍以常平钱米赈其家，馀因捕盗践蹂田宅与追呼，妨废生业者，亦除其半，皆赈给之。凡诏㫖有未尽事，令比类施行讫以闻」。蒋之竒传云云，已见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刑部言：「请以南京、郓、兖、曹、徐、齐、濮、济、单、沂、滑、澶、博、沧、亳、夀、濠、泗、宿、南劒、汀、建州、淮阳、广济、邵武军，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县，邢州钜鹿、平乡县，洺州鷄泽、平恩、肥乡县为重法地方」。从之。　是日乙亥，三省进呈傅尧俞、王岩叟论苏轼札子，执政有欲降㫖明言轼非者，太皇太后不听，因曰：「轼与尧俞、岩叟、光庭皆逐」。执政争以为不可。丙子，诏苏轼所撰䇿题，本无讥讽祖宗之意，又縁自来官司试人，亦无将祖宗治体评议者，盖学士院失于检㑹。札子与学士院供知，令苏轼、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各疾速依旧供职。盖从右仆射吕公著之议也。　同知枢宻院范纯仁亦言：「苏轼止是临文，偶失周虑，本非有罪，闻言者未巳，深虑，烦凟圣聪，恐致陛下别有行遣。臣以受恩深厚，虽非职事，而不避僭易之罪，輙敢奏陈，盖此事或闻因小有言，恐致交相攻讦，流弊渐大，伏望圣慈深察，召来宣谕之意，只乞以朝廷本置諌官，盖为补朝廷阙失及奸邪害政，今人臣小过，本无邪心，言官不须深论，若其引咎求去，则云朝廷不欲以小事轻去言者，尔等当共成朝廷之美，则必不敢更有他说，以陛下圣明，思之必熟，而臣敢妄有所陈，亦愚诚有所虑，不能自止」。　是日丙子，殿中侍御史孙升奏：编类章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臣窃观尧舜极治之时，忠厚之至，则曰宥过无大，而孟子以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不幸而有所过，小人则无所往而不为恶，过虽大，无害。为君子，恶虽小，终归于小人，改过而不吝，则成有徳恶，积而不掩，则为大奸过可宥而恶不可容也。伏见翰林学士苏轼，昨撰试馆职䇿目，而其词以谓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而或至于媮，虽患在百官有司，而下文称孝文寛厚长者，至于朝廷之间，耻言人过，而不闻有怠墯不举之病，则是仁祖之政有病矣！其词以谓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于刻，虽患在监司守令，而下文称孝宣综核名实，至于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不闻有督察过甚之失，则是神考之政有失矣！且方欲师法祖宗，而盛称孝文、孝宣之政，无病与失，盖言彼之无病，则此必有病，称彼之无失，则此必有失，则轼之命词，岂得谓之无过矣乎？轼尝应方正直言科，文词俊敏，下茟如流，不避嫌疑，遂渉痕迹，若谓轼有意于讥讽，则轼非丧心病狂，何至于此哉！臣窃谓苏轼以命词之失而自当之，是乃君子改过不吝，则师法成汤之徳矣！陛下以苏轼命词之过，而降放罪指挥，则是忠厚之至，而宥过无大，躬行尧舜之仁矣！君臣之徳，岂不美哉！朝廷之体，岂不正哉！臣比闻苏轼居家不出，恳求去位至于四五，又自辩其非而不自以为过，则乖改过不吝之徳矣！陛下慈仁爱敬，追还放罪指挥，以明轼之无过，茍以含容于一时则可矣，安能逃天下异时之公议乎？臣愚深为朝廷惜之！臣愚不肖，待罪言职，为陛下耳目之臣，居朝廷纪纲之地，方是非纷起之时，独无一言者，非为循黙茍容之计也！臣以谓文词之过，君子所有，不必深辩，而是非之理，明如白黒，陛下至眀至圣，洞照物情，而当国元老、执政大臣，皆天下以为公忠正直之人，必无彼我爱憎之论，以惑圣听，而苏轼以俊敏之过，受言词之失，则何害为君子，则臣复何言哉？今则不然，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因奏论放罪指挥，而陛下疑以为党附諌官，而以苏轼为无过，尧俞、岩叟居家待罪，而元老大臣，曽无骨鲠之论，以别是非，而止降札子，令尧俞、岩叟供职，二人去就，实系国体，茍放罪指挥，留而未下，则二人者何顔以出？而朝廷之体，何从而正？臣于此时，岂可默黙坐观，以负陛下耳目纪纲之寄乎？伏望圣慈，详汉文汉宣彼此轻重之词，察尧舜、成汤宥过改过之徳，早出先降，放罪指挥，以全君臣之美，以正朝廷之体，则天下幸甚！」升虽有此奏，尧俞、岩叟既承诏即出就职，至二十七日乃入谢，今附此，不别书。丁丑，朝散大夫、知徐州杨绘复天章阁待制。绘自翰林学士坐罪责降，至是以赦叙也。　兵部郎中杜常为光禄少卿。　太常丞贾易为兵部员外郎。　诏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著为景灵宫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礼仪使，入内内侍省都知张茂则都大管勾。　龙图阁直学士、正议大夫张诜卒。

戊寅，端明殿学士、吏部尚书孙永为资政殿学士、兼侍读、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公事，立班佩鱼，视资政殿大学士韩维例。后三日，永卒，赠银青光禄大夫，谥康简。永卒以二十八日，今附见。旧録孙永传云：时司马光变更免役等法，永预有力。先是，谢景初为成都府路提㸃刑狱，坐与娼滛免官。元佑置诉理所，而永以景初之罪出于诬构，为雪其事。迁吏部尚书。元丰铨法，以荐者多寡为差。至是，永请改不以荐者多寡，而以到选先后为次，士论不平」。新録辨曰：「按永敭厯中外，其为吏部尚书，盖以次迁，非因雪正景初罪也。铨法以荐者多寡，则长奔竞之风，故永请改法。今删去「时司马光」以下至「士论不平」。　刑部尚书苏颂为吏部尚书。己卯，左諌议大夫、兼权给事中鲜于侁言：「蔡河拨发催纲司，督京西、淮南粮运，以供畿内半嵗，不能周一运，请令催纲司统按县道立赏罢之法，使人自为功」。从之。工部侍郎王克臣提举万夀观，克臣请老故也。　宣徳郎杨国寳为太常博士。刘挚云云。辛巳，诏中书舍人苏辙、刘攽编次神宗皇帝御制。　殿中侍御史孙升言：升言不得其时，斟酌附此。元年九月十八日指挥，并近有建议乡村出役钱者，二事当考。「臣昨奉元佑元年二月六日朝㫖：司马光札子，奏论免役，为害于天下有五，言词激切，圣意感悟，即时施行，应天下免役悉罢，并依熙宁元年以前差役条贯施行，令下之日，四方之人，莫不鼔舞，而又放逐吕惠卿于闽，告之以首建青苗，次行助役，是则免役为害于天下，陛下知之详矣，诏令宣之，信矣，因民之倦而变更之，岂得已乎？臣尝奏陈，以谓陛下此因耆徳正论，复行祖宗百年差役旧法，慰安元元，苏息疲瘵，中外欢欣，幽眀庆快。臣又言：今民力困极，非十五年前之比，要在委曲随宜，斟酌施行，则人无异论。臣窃以祖宗百有馀年，徳泽深厚，浃于民心者无他，知为国者蔵于民之术而已。民非财不可以生国，非财不足以富，而钱为圆法，流通货财于上下，且非地之所生，非民之可为也。货殖百物，産于山泽田野，售之于城郭，而聚于仓库，而流通之以钱，不可以饱人之饥，暖人之寒也，为国者不取民之力，而取民以钱，则货殖百物无以售，而民至于困极也。城郭乡村之民，交相生养，城郭财有馀则百货有所售，乡村力有馀则百货无所乏，城郭富则国富矣，钱流通于下，则可以相生养，钱蓄积于上，则终无所蕃滋，为国者，不蔵于民而聚之于库，此财力所以耗竭，上下所以怨也。祖宗百有馀年，圣贤经纶用度，资国赡军、备边，政术详矣，而差役之法行于乡村而不及于城郭，非不知城郭之人优逸，而乡村之民劳苦也。夫平居无事之时，使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由之而不知，乐之而不倦，然尺地莫非所有也，一民莫非朝廷之臣也！朝廷之于民，犹父之于子，父子之财宜无异籍，故古语谓未闻子富而父贫也，朝廷一旦缓急，则计费之多寡，随所蓄之厚薄而均取之，天下之民皆知用之不为私，取之非无名也，欢然乐输而无憾矣！此祖宗藏于民之术也。昔人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盖盗取于人，犹有止息，而容或幸免，聚敛则无时而已，必至于穷竭而后止也。今凖元佑元年九月十八日朝㫖，诸路城郭五等以上，及单丁、女户、寺观第三等以上，旧法纳免役钱五分，自今年正月为始，其収到钱，如逐处坊场、河渡钱，支酬衙前重难，及纲运公人接送食钱，委是不足，方许将上项钱贴支，其馀并封桩，以备缓急支用，臣自奉上项指挥，日夜罄竭愚虑，不敢轻议。臣比闻四方之人，自降上项，指挥訩訩不安，以谓朝廷命令更改不定，而刻剥聚敛之徒，假息窃视，幸其有间，复肆毒螫，此臣所以不敢嘿嘿也。臣窃以陛下始因司马光之言，感悟圣意，复行祖宗差役旧法，罢去出钱免役，而放逐首议之臣，布告四方，鼔舞天下矣，而复令城郭减半，出钱免役，城郭之民，祖宗以来，无役而有科率，科率有名而无常数，今嵗令城郭免役，则是其取无名矣，贴支有馀，封桩以备缓急，则是犹袭聚敛矣。无名聚敛之迹犹踵袭乎前，则建议放逐之臣，必讥讪于后，臣愚深为朝廷惜之！臣以为与其无名而取于民，封桩于府库以备缓急，曷若蔵蓄在民，使之交相生养，待缓急而后取也？伏望圣慈详察臣所奏，宣示重事元老执政大臣，熟议得失，早赐裁决，以慰四方人心，则天下幸甚！」贴黄称：「良医之治病，必去其根本，则无后患。朝廷既知免役之病民而除之，又复踵袭其故而使之出钱，则是馀毒犹在，馀毒未除，其病必作，故近有建议者，令乡村元出役钱三百贯以上，不令充役，依旧减半出钱，均为乡村之民，何独有钱可出？若以为物産髙大，人力强壮，则或令频并充役，或令増添充役年限，以寛下户可也。自免役出钱以来，乡村极力人户，破荡殆尽，所存无几，今又踵袭出钱之迹，以为诛剥，则更数年之后，物业优厚者，破荡尽矣！是岂仁人之用心哉？臣近询问福建路提刑喻陟，言福建一路八州，见有寛剰钱，犹可支雇役十年之费，而殿中侍御史吕陶自成都府路囘，言西川每嵗坊场钱可足一年所用，或诸路例皆如此，则何忍重困斯民，使之出钱以封桩也？今东南民间所用无完钱，皆乌旧缺边，而乡村所出谷帛，贱无人售，城郭人户比十五年前破家者十七八，皆因纳钱免役之患，此上下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或谓近年开边之役，所费非昔时之比，则乞每嵗计边用所阙多少，于诸路城郭人户等第科率应副，不为定制，则取之有名，不为聚敛之患也」。二月末，升有章论买田募役，与此相重，故两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