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九·刑三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典》卷一百九刑

杂议一唐　五代　宋唐宪宗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悦为父报讐杀人，自投县请罪，勅复讐杀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寃请罪，视死如归，特减死决一百，配流循州。职方员外郎韩愈献议曰：「伏奉今月五日勅复讐，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徴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异同，必资论辨，宜令督省集议闻奏者。伏以子复父讐，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于周官又见于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讐，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讐，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讐，讐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讐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曰：凡报讐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讐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羣下，臣愚以为复讐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者，或为官吏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称，将复讐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穉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讐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㫖矣。栁州民莫诚救兄莫荡，以竹刺莫果右臂，经十二日身死，准律，以他物殴伤十二日，辜辜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刺史桞宗元，上桂管观察府状右。奉牒准律文处分者，窃以莫诚赴急而动，事出一时，解难为心，岂思他物救兄，有急难之戚，中臂非必死之创，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当恭守，抚事似可哀矜，断手方迫于深衷，周身不遑于逺虑，律宜无赦，使司明至当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轻之愿，伏乞俯赐兴哀，特从屈法，幸全㣲命，以慰逺黎。穆宗朝，有司每断大狱，令中书舍人一人㕘酌而轻重之，号㕘酌院。大理少卿崔把奏曰：国家法度，髙祖、太宗制二百馀年矣。周礼正月布刑，张之门闾及都鄙邦国，所以屡丁宁，使四方谨行之。大理寺，陛下守法之司也，今别设㕘酌之官，有司定罪，乃议其出入，是与夺系于人情，而法官不得守其职。子路问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以为㕘酌之名不正，宜废。乃罢之。长庆二年，刑部员外郎孙革奏：准京兆府申云阳力人张涖欠康宪钱米，宪徴理之，涖乗醉拉宪，气息将絶。宪男买得年十四，将救其父，以涖角抵，力人不敢挥解，遂持木锸击之，首见血。后三日死者，准律，父为人所殴，子往救击，其人折伤，减凡鬭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则买得合当死刑。伏以律令者用防凶暴孝行者以开教化，今买得救父难，是性孝，非暴击张，涖是心切，非凶以髫丱之歳，正父子之亲，若非圣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称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亲，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周书所以训诸罚有权。今买得生被皇风，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圣慈勅㫖：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义，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处分。是年，中书舍人白居易上言：据刑部及大理寺所断准律，非因鬭争无事而杀者，名为故杀。今姚文秀有事而杀者，则非故杀。据大理司直崔元式所执准律，相争为鬭，相击为殴，交鬭致死，始名鬭杀。今阿王被打狼籍致死，文秀检騐身上，一无伤损，不得名为相击阿王当夜已死，何名相争？既非鬭争，又蓄怨怒，即是故杀者。谨按律疏云：不因鬬争，无事而杀，名为故杀。此言事者，谓鬬争之事非他事也，今大理、刑部所执，以文秀怒妻有过，即不是无事，既是有事，因而殴死，则非故杀，此则唯用无事两字，不引争鬭。上文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杀人杀人了，即曰我有事而杀，非故杀也，如此可乎？且天下岂有无事而杀人者，足明事乃争鬭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鬭殴死者，谓事素非憎嫌，偶相争鬭，一殴一击，不意而死，如此则非故杀，以其本原无杀心也。今文秀怒妻颇深，挟恨既久，殴打狼籍，当夜便死，察其情状，不是偶然，此非故杀，孰为故杀？若以先因争骂，不是故杀，即如有谋杀人者，先引相骂，便是交争，一争之后，以物殴杀，即谓我因事而杀，非故杀也，如此可乎？况阿王既死，无以辨明文秀自云相争，有何凭据？若崔元式所议不用，大理寺所执得行实，恐被殴死者自此长寃，故杀人者从今得计。奉勅，依居易状处死。敬宗寳厯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妇致死者，奏请断以偿死，刑部尚书桞公绰议曰：尊殴卑，非鬭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减死论。文宗太和六年，兴平县民上官兴以醉杀人而逃，闻械其父，乃自归。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就刑免父，请减死。诏两省议，以为杀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许以生，是诱之杀人也，谏官亦以为言。文宗以兴免父囚，近于义，杖徙灵州。

后唐明宗时，复置匦函，谏议大夫萧希甫建言：自兵乱相乗，王纲大坏，侵欺凌夺，有力者胜，凡略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奸赃之吏、刑狱之寃者，何可胜纪？而匦函一设，投诉必多，至于功臣贵戚，有不得绳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爽以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后出匦函以示衆。按欧阳修五代史、唐明宗本纪，天成元年下徐无党注云：实同光四年，而书天成元年者大赦改元，文见下可知。庄宗本纪自书同光四年，各从其所称。天成二年，御史台、刑部、大理等奏：准各律例，诸断罪而无正条者，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疏云：断罪无正条，谓一部律内犯无罪名者，准杂律，不应得为而为者，笞四十。谓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杖八十。疏云：杂犯轻重，触类宏多，金科玉条，包罗难尽，其有在律、在令，无有正条，若不轻重相明，无文可以比附，临时处断，量情为罪，庶补遗阙，故立此条。其情轻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奉勅宜依。其年，洺州平恩县民高宏超父晖为乡人王感所杀，宏超杀感，携其首，自陈大理寺以故杀论。尚书刑部员外郎李殷梦复曰：伏以挟刀杀人，按律处死，投狱自首，降罪垂文。髙宏超既报父讐，固不逃法，戴天㒺愧视死，如归厯代以来，事多贷命。长庆二年，有康买得父宪为力人张涖，乗醉拉宪，气息将絶，买得年十四，以木锸击涖后三日致死。勅㫖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沉命之科，恐失度情之义，宜减死处分。又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恱杀父之讐，投县请罪，勅㫖复讐杀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寃请罪，自诣公门，发于天性，本无求生，宁失不经，特宜减死。方今明时，有此孝子，其髙宏超，若使须归极法，实虑未契鸿慈。奉勅：可减死一等。长兴二年四月，大理正剧，可久奏，准开成格，应盗贼须得本贼赃，然后科决，如有推勘因而致死者，以故杀论。臣请起今已后，若因而致死者，无故即请减一等，别增病患而死者，从辜限，正贼减本罪五等。中书门下覆奏，今后凡闗贼徒，若推勘因而致死者，有故以故杀论，无故减一等，如栲次，因増疾患，候騐分明，如无他故，虽辜内致死，亦以减等论」。从之。

晋髙祖天福六年五月十五日，尚书刑部员外郎李象奏：「据刑法统类节文云：盗贼未见本赃，推勘因而致死者，有故者以故杀论，无故者减一等。又云：今后或有故者，以故杀论无故者，或景迹显然，支证不谬，坚恃奸恶，不招本情，以此致死，请减故杀罪三等。其或妄被攀引，终是平人，以此致死，请减故杀罪一等。臣按上文云有故杀者，以故杀论，此即是矣。其无者亦坐减罪，即恐未当。假如官司或有刑狱，未见本情，未可全不诘问，据言有故者，则是曽行拷捶及违令式，或粗枷大棒强相抑压，以此致死者，并属有故无故者，则是推勘之司不曽拷掠，又不违法律，亦不坚有抑压。此则并属无故不可坐刑。假若有犯事人旧患疾病，推勘之际，卒暴身亡，不可亦坐推司减等之罪。又据断狱律云：若依法使杖，依数拷决，而邂逅致死者勿论。邂逅，谓不期致死而死，且彼言拷决，尚许勿论。此云无故却令坐罪，事实相背，理有未通。请今后推勘之时致死者，若实无故，请依邂逅勿论之义。详定院奏：臣等㕘详，若违法拷掠及托法挟情，以致其死，但有情故者，依故杀论。若虽不依法拷掠，却非托法挟情，以致其死而无情故者，请减故杀一等。若本无情故，又依法拷掠，或未拷掠，或诘问未诘问，及不抑压，因他故致死，并属邂逅勿论之义。从之。按马端临通考载：李象奏定邂逅致死条下。按语有云：有罪者拘滞囹圄，官不时科决而令其瘐死，此诚有国者之所宜矜悯。然既曰盗贼，则大者可杀，小者可刑，其推勘淹时，而不即引伏者，皆大猾巨蠧也，邂逅致死，而以故杀论，过矣。夫李象之议，固谓依法拷掠，而卒暴身亡，是为邂逅致死，不宜坐罪。若果显违令式，非法拷决，因而致死，是为有故，即与故杀同科，但审致死之有故，无故不问罪人之为巨猾，非巨猾也，凡拘拷罪人，亦有并非大猾巨蠧而经时不即引伏者，非尽可杀可刑之人也，如为邂逅，即非猾蠧，亦得勿论，如为故杀，即系猾蠧，亦当坐罪。端临之论，似与李象之议不相符合云。出帝开运二年五月，殿中丞桑简能奏：「请诏所在刑狱委长吏亲自録问，量罪疾速㫁遣，务絶寃滥，勿得迟留。勅从之。又著作郎边玕奏请，勅自今后诸道并委长吏五日一度录问，勅从之。宋太祖乾徳四年，大理正髙继申上言：「刑统名例律：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亲属犯罪，各有等第减赎，恐年代已深，不肖自恃先䕃，不畏刑章。今犯罪身无官，须祖父曽任本朝官，据品秩得减赎，如仕于前代，须有功惠及民为时所推厯官三品以上乃得请。从之。太宗端拱元年，广定军民安崇绪隶禁军，诉继母冯尝与父知逸离，今来占夺父赀産，欲与己子。大理定崇绪讼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寺张佖固执前㫁，遂下台省集议。徐铉议曰：伏详安崇绪词理虽繁，今但当定其母冯与父曽离与不离，如已离异，即须令冯归宗，如不曽离，即崇绪准法诉母处死，今详案内不曽离异，其证有四，崇绪所执父书，只言遂州公论后母冯自归本家，便为离异，固非事实，又知逸在京阿，冯却来知逸之家，数年后，知逸方死，岂可并无论诉遣斥？其证一也。本军初勘有族人安景泛证，云已曽离异，诸亲具知，及欲追寻诸亲，景泛便自引退，其证二也。知逸有三处庄田，冯却后来自占两处，小妻髙占一处，髙来取冯庄课，曽经论讼，髙即自引，退不曽离，其证三也。本军曽收崇绪所生母蒲勘问，亦称不知离絶，其证四也。又自知逸入京之后，阿冯却归以来，凡经三度官司勘鞫，并无离异状，况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崇绪请依刑部，大理正元㫁处死。右仆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议曰：据法寺定断，以安崇绪论嫡母冯罪便合处死，臣等深以为不当。若以五母皆同，即阿蒲虽贱，乃是安崇绪之亲母，崇绪本以田业为冯，强占亲母，永食不充，所以论诉。若从法寺断死，则知逸负何辜而絶嗣，阿蒲处何地而托身？臣等㕘详田业并合归崇绪、冯亦合与蒲同居，终身供侍，不得有阙。冯不得擅自货易庄田，本家亲族亦不得来主崇绪家务。如是，则男虽庶子有父业可安，女虽出嫁，有本家可归，阿冯终身又不乏养，所有罪犯，并准赦原。诏从昉等议。铉、佖各夺俸一月。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卫尉卿、权判刑部慎从吉言：「准淳化三年勅，诸路所奏狱空，须是司理院、州司、倚郭县俱无系囚。又准后勅，诸路自今狱空，更不降诏奬谕奏至，委刑部以逐处旬奏禁状，㸃勘不谬，即具以闻。伏见提㸃刑狱司所奏狱空，本司比对多不应旧勅，外州妄觊奬谕，沽市虚名，近者邠、沧二州勘鞫大辟囚干诖数人，裁一夕即行斩决。伏见前代京师决狱，尚五覆奏，盖欲慎重大辟，岂宜一日之内，便决死刑？朝廷比务审详，恐有寃滥，非有求于急速，其间州府不体朝㫖，邀为己功，但务狱空，必无所益，欲望依准前诏，不行奬谕。其诸州府监，以公事多少分为三等，第一等公事多处五日，其次十日，其次二十日，并须州司、司理院、倚郭县全无系囚及责保寄店之类，方为狱空，委提㸃刑狱司据等第数目勘騐诣实书于夘厯。从之。咸平中，殿中侍御史赵湘尝建言：圣王行法，必顺天道，汉制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此古之善政，当举行之。且十二月为承天节万方祝颂之时，而大辟决断如故，况十一月一阳始出，其气尚微，议狱缓刑，所以助阳抑隂也。望以十一月、十二月内，天下大辟未结正者，更令详覆，已结正者，未令结断，所在，厚加矜恤，扫除狱房，供给饮食薪炭之属，防䕶无致他故，情可悯者，奏聴，勅裁合依法者，尽冬月乃㫁，在京大辟人，既当春孟之月，亦行庆施恵之时，伏望万几之暇，临轩躬览，情可悯者，特从末减，亦所以布圣泽于无穷，况愚民之抵罪未㫁两月亦非淹延，若用刑顺于隂阳，则四时之气和，气和则百榖丰实，水旱不作矣。帝览奏曰：此诚嘉事，然古今异制，沿革不同，行之虑有淹滞，或因縁为奸矣。天禧四年，乃诏天下犯十恶、刼杀、谋杀、故杀、鬭杀、放火、强刼正枉法赃、伪造符印、厌魅呪诅、造妖书妖言、传授妖术、合造毒药、禁军诸军逃亡为盗罪至死者，每遇十一月，权住区断，过天庆节即决之，馀犯至死者，十二月及春夏未得区遣，禁锢奏裁。仁宗天圣四年，刑部侍郎燕肃奏曰：唐大辟罪，令尚书九卿谳之，凡决死刑，京师五覆奏，诸州三覆奏。贞观四年，㫁死罪二十九。开元二十五年，财五十八。今天下生齿未加于唐，而天圣三年㫁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视，唐几至百倍。京师大辟，虽一覆奏，而州郡之狱有疑及情可悯者，至上请而法寺多所举驳，官吏率得不应奏之罪，故皆増饰事状，移情就法，失朝廷钦恤之意。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议者必曰待报淹延。臣则以为汉律皆以季秋论囚，唐自立春至秋分不决，死刑未间，淹延以害汉唐之治也。下其章中书王，曽以为天下皆一覆奏，则必死之人徒充满狴犴而久不得决，请狱疑若情可矜者聴上请。于是有诏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虑者，具案以闻，有司毋得举驳。具详谳篇。五年，知谏院司马光奏言：臣闻勅下京东西灾伤州军，如贫户以饥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㫁放，臣窃以为非便。周礼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率皆推寛大之恩，以利于民，独于盗贼愈更严急。盖以饥馑之歳，盗贼必多，残害良民，不可不除，顷年尝见州县官吏，有不知治体，务为小仁，遇凶年刼盗斛斗，辄寛纵之，则盗贼公行，更相刼夺，乡村大扰，不免广有收捕，重加刑戮，或死或流，然后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勅文，豫言与减等㫁放，是劝民为盗也，百姓乏食，当轻徭薄赋，开仓赈贷，以救其死，不当使之自相刼夺。今歳府界京东、京西水灾极多，严刑峻法，以除盗贼，犹恐春冬之交，饥民啸聚，不可禁御，又况降勅以劝之，臣恐国家始于寛仁，而终于酷暴，意在活人而杀人更多也。事报闻具寛恕篇嘉佑五年，判刑部李綖上言：一歳之中，死刑无虑二千馀夫，风俗之薄，无甚于骨肉相残，衣食之穷，莫急于盗贼，今犯法者衆，岂刑罚不足以止奸，而教化未能导其为善与？愿诏刑部类天下所㫁，大辟歳，上朝廷，以助观省。从之。神宗熈宁元年八月，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初，登州奏有妇阿云母服中嫁韦恶韦寝陋，谋杀不死，按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死，用违律为㛰，奏裁勅，贷其死。知登州许遵奏，引律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刑部断如审刑大理。时遵方召判大理，御史台劾遵遵不伏，请下两制议，诏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二人议不同，遂各为奏。光议：凡议法者，当先原立法之意，然后可以㫁狱。按律，其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释谓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者，盖以与人伤损，既不在自首之例，而别因有犯，如为盗刼囚、略卖人之类，本无杀伤人之意，而致杀伤人者，虑有司执文，并不许首，故申明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杀伤之中，自有二等，其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则谓之谋，直情径行，略无顾虑，公然杀害，则谓之故谋者重，故者轻。今因犯他罪，致杀伤人，他罪得首，杀伤不原，若从谋杀则太重，若从鬭杀则太轻，故㕘酌其中，从故杀伤法也。其直犯杀伤，更无他罪者，惟未伤可首，已伤不在首限。今许遵欲以谋与杀分为两事，按谋杀故杀皆是杀人，若以谋与杀为两事，则故与杀亦为两事也。彼平居谋虑，不为杀人，当有何罪而可首者？以此知谋字，止因杀字生文，不得别为所因之罪，若以刼鬭与谋，皆为所因之罪，从故杀伤法，则是鬭伤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云获贷死，己是寛恩遵为之请，欲天下引以为例，开奸凶之路，长贼杀之源，非教之善者也。臣愚以为宜如大理所定。安石议刑统杀伤罪名不一，有因谋有因鬭，有因刼囚窃囚，有因略卖人，有因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有因强奸，有因厌魅呪诅，此杀伤而有所因者也。惟有故杀伤，则无所因，故刑统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其意以为于法得首，所因之罪既已原免，而法不许首，杀伤刑名，未有所从，惟有故杀伤为无所因而杀伤，故令从故杀伤法至。今因犯过失杀伤而自首，则所因之罪已免，惟有杀伤之罪未除，过失杀伤，非故杀伤，不可亦从故杀伤法。故刑统令，过失者从本过失法，至于鬭杀伤，则所因之罪常轻，杀伤之罪常重，则自首合从本法可知。此则刑统之意，惟过失与鬭，当从本法。其馀杀伤得免所因之罪，皆从故杀伤罪科之，则于法所得首之罪皆原，而于法所不得首之罪，皆不免其杀伤之情，本轻者自从本法，本重者得以首原。今刑部以因犯杀伤者，谓别因有犯，遂致杀伤，窃以为律但言因犯，不言别因，则谋杀何故不得为杀伤所因之犯？又刑部以始谋専为杀人，即无所因之罪。窃以为律，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谋杀与已伤已杀，自为三等刑名，因有谋杀徒三年之犯，然后有已伤已杀绞斩之，刑名岂得称别无所因之罪？今法寺、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谋杀，与法不得首免之已伤，合为一罪，其失律意明甚。臣以为凡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合从谋杀减二等论，然窃原法寺、刑部所以自来用例㫁谋杀已伤不许首免者，盖律疏但言假有因盗杀伤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遂引为所因之罪，止谓因盗杀伤之类，盗与杀伤为二事，与谋杀杀伤类例不同。臣以为律疏假设条例，其于出罪，则当举重以包轻，因盗伤人者斩，尚得免所因之罪，谋杀伤人者绞，绞轻于斩，则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然议者或谓谋杀已伤，情理有甚重者，若开自首，则或启奸。臣以为有司议罪，惟当守法，情理轻重，则勅许奏裁，若有司辄得舍法以论罪，则法乱于下，人无所措手足矣。奏入，诏从安石所议，而御史中丞滕甫犹请再选官定议，御史钱顗请罢遵大理，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定。公著等言：安石、光所论勅律，悉已明备，所争者惟谋为伤，因不为伤因而已。臣等以为律著不得自首者凡六科，而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释谓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盖自首者但免所因之罪，而尚从故杀伤法，则所因之谋罪虽原免，而伤者还得伤之罪，杀者还得杀之刑也。且律于器物至不可备偿，则不许首，今于人损伤，尚有可当之刑，而必使偿之以死，不己过乎？古初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抵罪，后世因刼杀而伤者増至于斩，因谋杀而伤者，则増入于绞，倘有不因先谋，则不过徒杖三等之科而已，岂深入于绞斩乎？若首其先谋，则伤罪仍在，是伤不可首而因可首，则谋为伤因，亦已明矣。律所以设首免之科者，非独开改恶之路，恐犯者自知不可免死，则欲遂其恶心，至于必杀。今若由此著为定论，塞其原首之路，则后之首者，不择轻重，有司一切按文杀之矣，朝廷虽欲寛宥，其可得乎？茍以为谋杀情重，律意不通其首，则六科之中，当著谋杀已伤，不在自首之例也。编勅所载，但意在致人于死并同已伤及伤与不伤情重凶恶不至死者，许奏裁。今令所因之谋，得用旧律而原免已伤之情，复以后勅而奏决，则何为而不可也？臣等以为宜如安石所议便」。制曰：「可」。于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皆论奏公著等所议为不当，又诏安石与法官集议，安石与师元、冠卿反覆论难，师元等益坚执其说。明年二月庚子，诏自今谋杀人已死自首及按问欲举，并奏取𠡠裁。是月，除安石㕘知政事，判部刘述、丁讽奏庚子诏书未尽，封还中书，于是安石奏以为：律意，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若已杀，从故杀法，则为首者必死，不须奏裁。为从者自有编𠡠奏裁之文，不须复立新制。与唐介等数争议帝前，卒从安石议。是月甲寅，诏自今谋杀人自首及按问欲举，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其谋杀人已死为从者，虽当首减，依嘉佑勑，凶恶之人情理巨蠧，及谋杀人伤与不伤，奏裁收还庚子诏书。刘述等又请中书、枢宻院合议，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顗皆请如述奏下之二府，帝以为律文甚明，不须合议，而曽公亮等皆以博尽异同，厌塞言者为无伤，乃以衆议付枢宻院，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也，即已杀者不可首。吕公弼以为杀伤于律不可首，请自今已后，杀伤依律，其从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陈升之、韩绛议与安石略同，时富弼入相，帝令弼与安石议，弼谓安石以谋与杀分为二事，以破析律文，盍从衆议，安石不可，弼乃辞以病。八月，遂诏谋杀人自首，及按问欲举，并依今年二月甲寅勅施行。司马光因奏言：「阿云之狱，中材之吏皆能立㫁朝廷，命两制、两府定夺者各一𠡠，出而复收者一，收而复出者各一，争论纵横，至今未定。夫执条据例者，有司之职也。原情制义者，君相之事也。分争辩讼，非礼不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试以礼观之，岂难决之狱哉？彼谋杀为一事为二事，谋为所因，不为所因，此苛察缴绕之论，乃文法俗吏之所争，岂明君贤相所当留意耶？今议论嵗馀而后成法，终为弃百代之常典，悖三纲之大义，使良善无告，奸凶得志，岂非徇其枝叶而忘其根本之所致耶？不报。按文献通考云：初，安石议行，员外郎崔台符曰：数百年误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已，擢判大理寺。小人之趋势导谀以为幸进之地，固无所不至矣。是时苏州民张朝之同堂兄以枪戳死，朝父逃去，朝执而杀之，审刑、大理当朝十恶不睦死罪案上，㕘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为从兄所杀，而朝报杀之，罪止加役流，㑹赦应原。帝从安石议，特释朝不问。按宋史刑法志：曽公亮尝以中书论正刑名为非，而安石则谓有司用刑名不当，则审刑大理当论正。审刑大理，用刑名不当，则差官定议。议既不当，即中书自宜论奏，取决人主，此乃所谓国体，岂有中书不可论正刑名之理？夫有司奉法，容有过差，审刑大理自可驳正极，而至于差官定议，更无馀事，必使法官聴命于中书，则成宪何以恪守？自安石擅主而后京敦报复，遂至徽宗末年有御笔㫁罪，不许诣尚书省陈诉改正之诏矣。三年，中书上刑名未安者五，其一嵗㫁死刑几二千人，比前代殊多，如强刼盗并有死法，其间情状轻重有絶相逺者，使皆抵死，良亦可哀，若为从情轻之人，别立法如前代斩，右趾之比，足以止恶而除害，禁军非在边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寛首限，以收其勇力之効。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网加宻，良民偶有抵冒，致伤肌体，为终身之辱。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若使情理轻者复古居作之法，遇赦第减月日，使良善者知改过自新，凶顽者有所拘系。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馀条，其间情理轻者，亦可复古徒流移乡之法，俟其再犯，然后法刺充军，其配隶并减就本处，或与近地，凶顽之徒自从旧法，编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时限，无得髠钳。其四，令州县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为衆所知者，给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轻可恕者，特议赎罚，其不悛者科决。其五，奏裁条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删定。诏付编𠡠所详议立法。初，韩绛尝请用肉刑，曽布复上议曰：「先王之制刑罚，未尝不本于仁，然而断肢体、刻肌肤，以至于杀戮，非得已也。盖人之有罪，赎刑不足以惩之，故不得己，而加之以墨、劓、剕、宫大辟，然审适轻重，则又有流宥之法。至汉文帝除肉刑而定笞棰之令，后世因之为律。大辟之次，处以流刑，代墨、劓、剕、宫，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轻重之差。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逺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井，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聴附籍，比于古亦轻矣。况折杖之法，于古为鞭扑之刑，刑轻不能止恶，故犯法日益衆，其终必至于杀戮，是欲轻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贷者，处之以肉刑，则人之获生者必衆。若军士亡去应斩，贼盗赃满应绞，则刖其足，犯良人于法应死，而情轻者处以宫刑，至于劓墨，则用刺配之法，降此而后为流、徒、杖、笞之罪，则制刑有差等矣。按自汉文除肉刑之后，东晋而降，鲜有议及者，曽布忽创议及之，神宗乃问可否于执政，当时互有论辨，遂寝其说。杜典原有肉刑议一门，今已省去，因即并入于此。枢宻使文彦博上言：「臣闻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时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于死。国家承平百年，当用中典，然犹因循有重于旧律者，如伪造官文书，律止流二千里，今断从绞。近凡伪造印记，再犯不至死者，亦从绞坐。夫持杖强盗，本法重于造印，今造印再犯者死，而强盗再犯赃不满五匹者不死，则用刑甚异于律文矣。请检详刑名重于旧律者，以勅律㕘考，裁定其当」。诏送编勅所。又诏审刑院、大理寺议重赃并满轻赃法。审刑院言：「所犯各异之赃，不待罪等而累并，则于律义难通，宜如故事」。而大理寺言：「律称，以赃致罪，频犯者并累科，若罪犯不等者，即以重赃并满轻赃各倍论，累并不加重者止从重。盖律意以频犯赃者不可用二罪以上之法，故令累科为非一犯，故令倍论，此从寛之一也。然六赃轻重不等，若犯二赃以上者，不可累轻以从重，故令并重以满轻，此从寛之二也。若以重并轻，后加重，则止从一重，盖为进则改从于轻法，退亦不至于容奸。而疏议假设之法，适皆罪等者，盖一时命文耳。若罪等者尽数累并，不等者止科一赃，则恐知法者足以为奸，不知者但系临时幸与不幸，非律之本意也」。诏从大理议行之。八年，洪州民有犯徒而断杖者，其馀罪㑹恩免，官吏失出当劾，中书堂后官刘衮驳议，以为：「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准罪人原法，洪州官吏当原，又请自今官司出入人罪，皆用此令。而审刑院、大理寺以为：失入人罪，乃官司误致罪于人，难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衮议。按：洪州民犯徒㫁杖一条，马氏通考作熈宁五年令，从宋史刑法志作熈宁八年。元丰三年，周清上言：审刑院、刑部奏：㫁妻谋杀夫，案问自首变从故杀法，举轻明重，㫁入恶逆、斩刑。窃详律意，妻谋杀夫已杀，合入恶逆，以按问自首，变从故杀，法宜用妻殴夫死法定罪。且十恶条谋与故鬭杀夫，方入恶逆，若谋而未杀，止当不睦。既用举轻明重，宜从谋而未杀法，依勑当决重杖处死，恐不可入恶逆斩刑」。下审刑院、刑部㕘详，如清议。杜紘为大理评㫁官，民间有女许嫁，未行而养于壻氏，壻氏杀以诬人，吏当如昬法，紘议以为：「礼三月而庙见，未庙见而死，则归葬于家，示未成妇也。律定昬而夫犯论，同凡人养妇，虽非礼律，然未成妇则一也」。议乃定。及紘为刑部郎中，邵武军奏谳，妇与人奸谋杀其夫，已而夫醉归，奸者自杀之。法寺当妇谋杀为从紘议，妇加功罪应死。又兴元府奏谳，梁懐吉往视出妻之病，因寄粟，其子辄取食之，怀吉殴其子死，法寺以盗粟论，而当怀吉杂犯死罪引赦原，而紘议出妻受寄粟，而其子辄费用，不入捕法。议既上，御史台论紘议不当，诏罚金，仍展年磨勘，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无所可否，亦罚金。按邵武兴元二条，马氏通考作熈宁六年。宋史刑法志缀于元丰三年，周清议妻谋杀夫未死条下，今从宋史编入元丰时。八年，尚书省言：「诸获盗有已经杀人及原犯强奸、强盗、贷命㫁配之人，再犯捕获者，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按问自首减免法。且律文知人欲告及按问者，欲举自首之类减等㫁遣者，为其情非巨蠧，有改过自新之心，故行寛贷。至于奸盗与馀犯不同，难以例减。请强盗已杀人，并强奸或原犯强盗贷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问欲举而自首及因人首告应减者，并不在减等例」。诏从之。按：熈宁朝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议按问自首法，卒从安石议，虽累问不承者，亦得为按问，或两人同为盗刧，吏先问左，则按问在左。先问右，则按问在右。狱之生死，在问之先后，而非盗之情。至元丰八年，光复为门下侍郎，申前议改焉。马氏通考误作熈宁八年。司马光言杀人不死，伤人不刑，尧、舜不能以致治。近刑部奏钞兖、懐耀三州之民有鬭杀者，皆当论死。今乃妄作情理可悯，或刑名疑虑奏裁，刑部即引旧例一切贷之，凡律令勅式或不尽载，则有司引例以决。今鬭杀当死，自有正条，而刑部不问可否，尽免死决配，作奏钞施行，是杀人者不死，其鬭杀条律无所用也。请自今诸州所奏大辟，情理无可悯，刑名无疑虑，令刑部还之，使依法处㫁，实有可悯疑虑，令刑部具其实于奏钞后，先拟处㫁，令门下省审覆。如或不当及用例破条，即令门下省驳奏取㫖勘」。从之。哲宗元佑元年，给事中范纯仁奏言：「熈宁按问欲举条并得原减，以容奸太多。元丰八年，别立条制，窃详已杀人强奸，于法自不当首，不应更用按问减等，至于贷命及持杖强盗，亦不减等，深为太重。按：嘉佑编勅，应犯罪之人，因疑被执，赃证未明，或徒党就擒，未被指说，但诘问便承，皆从律按问，欲举首减之科，若已经诘问，隠拒本罪，不在首减之例，此勅当理，当时用之，天下号为刑平，请于法不当首者，自不得原减，其馀，取嘉佑编𠡠定㫁，则用法当情，上以广好生之徳，下则无一夫不获之寃。诏从其请。纯仁又言：「前嵗四方奏谳，大辟凡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改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按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人，所活才及六分以上，臣故知未改法前全活数多，其间必有曲贷，然犹不失罪疑惟轻之仁。自改法后，所活数少，其间必有滥刑，则深亏宁失不经之义。请自今四方奏大辟案，并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审覆，略具所犯及原奏因依，令执政取㫖裁㫁，或所奏不当，亦原其罪，如此，则无寃滥之狱」。因诏大辟刑名疑虑情理可悯，令刑部看详，无得枉滥。而是年尚书省言：逺方奏谳待报，淹系甚衆，请川、广、福建、荆南路罪人情轻法重当奏㫁者，申按抚或钤辖司，酌情决㫁讫乃奏」。诏从之。门下侍郎韩维又言：「天下奏案，必㫁于大理，详议于刑部，然后上之中书，决于人主，近歳有司昧于知法，便文自营，但因州郡所请，依违其言，即上中书贴例取㫖，故四方奏谳日多于前，欲望刑清事省难矣。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案，其有刑名疑虑，情理可悯，须具情法轻重条律，否则指所㫁之法，令刑部详审，次第上之」。诏刑部立法以闻。是时中丞刘摰奏言：「元丰编修，勅令旧载勅者多移之令，盖违勅法重，违令罪轻，此足以见神宗仁厚之徳，而有司不能推广，乃増多条目，离析旧制，用一言而立一法，因一事而生一条，意苛文晦，不足以该事物之情，行之几时，盖己屡变。今所续降者，半歳一颁，无虑数帙，宜选经术儒臣明于治体，练达民情者，取庆厯嘉佑以来新旧勅㕘照去取删正，以成一代之典」。右谏议孙觉亦言《元丰编勅细碎烦多，难以检用，乃诏摰等刋修。五年，有诏命官犯罪，事干边防军政，文臣申尚书省，武臣申枢宻院，中丞苏辙言：「旧制，文臣吏民㫁罪公案归中书，武臣军士归枢宻，而㫁例轻重，悉不相知。元丰更定官制，㫁狱公案并由大理，刑部申尚书省，然后上中书省取㫖，自是㫁狱轻重比例，始得归一天下称明焉。今复分隶枢宻，必有罪同㫁异，失元丰本意，请并归三省，其事干边防军政者，令枢宻院同进取㫖，则事体归一，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职。六年，乃诏文武官有犯同案干边防军政者，刑部定㫁，仍三省、枢宻院同取㫖。绍圣元年，权刑部侍郎杜紘言：「诸州大辟，本非疑虑，其间有因奏裁遂获免死而已决者不得蒙宥，是囚之生死，惟奏与否而已。诏刑部、大理寺申明立法。三年，刑部侍郎邢恕等言：「艺祖初定天下，主典自盗，赃满者往往抵死。仁祖之初，尚不废也，其后用法稍寛，官吏犯自盗，罪至极法，率多贷死，然甚者犹决刺配岛，钱仙芝带馆职，李希甫厯转运使不免也，比朝廷用法益寛，主典人吏军司有犯，例各贷死，略无差别，欲望讲述祖宗故事，凡自盗计赃多者，间出睿㫁，以肃中外」。诏从之。元符三年，刑部请复强盗计赃科罪之令。先是，曽布建言：「盗情有重轻，赃有多少，今以赃论罪，则刼贫家情虽重，而以赃少减免，刼富室，情虽轻，而以赃重论死，是盗之生死，系于主之贫富也。至于伤人，情状亦殊，以手足殴人，偶伤肌体，与夫兵刃汤火，固有间矣，而均谓之伤，朝廷虽许奏裁，而州郡或奏或否，死生之分，特幸与不幸尔，不若一变旧法，凡以赃定罪及伤人情状不至切害者，皆从罪止之法，其用兵刃汤火，情状酷毒，及污辱良家，或入州县镇砦行刼，若驱虏官吏巡防人等，不以伤与不伤？凡情不可贷者，皆处以死刑，则轻重不失其当矣。及布为相，始从其议，诏有司改法，未几，侍御史陈次升言：祖宗仁政，加于天下者甚广，刑法之重，改而从轻者至多，惟是强盗之法特加重者，盖以禁奸宄而恵良民也。近朝廷改法，诏以强盗计赃应绞者，并减一倍，赃满不伤人，及虽伤人而情轻者奏裁，法行之后，民受其弊，被害之家，以盗无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邻里亦不为之擒捕，恐怨讐报复，故贼益逞，重法地分尤甚重法地分详刑制篇恐养成大冦以贻国家之患，请复行旧法。布罢相，翰林学士徐绩复言其不便，乃诏如旧法。徽宗宣和六年，臣僚言元丰旧法，有情轻法重，情重法轻，若大辟刑名疑虑，并许奏裁。比来诸路以大辟疑虑决于朝廷者，大理寺类以不当劾之，恐天下无复以疑狱奏矣。请诏大理寺并依元丰法。诏从之。髙宗绍兴三年，宣州民叶全二盗檀偕窖钱，偕令佃人阮授、阮捷杀全二等五人，弃尸水中，罪当斩，有司以尸不经验奏裁，诏授捷并杖脊，流三千里，偕贷死，杖脊配琼州。中书舍人孙近驳之，命更拟，而近尝提㸃浙东刑狱，绍兴民俞富捕盗而并杀盗妻，近奏富与盗，别无私讐，愿贷死，诏从之，法寺因援以为比执前拟不变，近乃言富执本县判状捕刼盗杀拒捕之人，并及妻偕，乃私用威力被杀者五人，所犯不同，乃诏御史台看详。侍御史辛炳等言：偕系故杀，衆证分明，以近降申明条法，不应奏。辅臣进呈，朱胜非曰：疑狱不当奏而奏者，法不论罪。近以宣州有观望，欲并罪之。帝曰：若罪宣州，则实有疑虑者，亦不复奏陈。于是法寺刑部止罚金。二十六年，右正言凌哲上疏曰：「汉髙入闗，悉除秦法，与民约法三章耳。所谓杀人者死，实居其首。司马光有言，杀人者不死，虽尧、舜不能以致治。斯言可谓至当矣。臣窃见诸路州军勘到大辟，虽刑法相当者，类以可悯奏裁，自去歳郊后距今大辟奏裁者五十馀人，中有实犯故杀鬭杀常赦所不原者，法既无疑，情无可悯，刑寺并皆奏裁贷减，彼杀人者可谓幸矣，被杀者衔恨九原，何时已耶？臣恐强暴之风滋长，良善之人莫能自保，其于刑政为害非细。应令今后大辟，情法相当，本无可悯，而所司辄奏裁减贷者，台臣弹劾按：髙宗南渡之初，法官滥用奏裁之例，给事中陈与义尝以为言，虽获申严立法，而有司妄奏如故。及凌哲上疏，髙宗览奏，仍恐诸路灭裂，一例不奏，有失钦恤之意，仅令刑部坐条行下，驯至乾道谳狱之弊，日益滋甚。孝宗乃诏有司縁情引条定㫁，更不奏裁，而其后又从刑部侍郎方滋之议，于勅律条令内分别注明合用奏裁事件，又从臣僚之请，只许奏裁为首应死之罪，其为从不坐死及流徒等，罪槪不许奏终。南宋之世，刑法废弛，理宗朝甚至，谳不时报，往往囚多瘐死，盖于明慎用刑而不留狱之意，失之逺矣。二十七年十月，盗发乌江县王公衮母冡，有司释之，公衮手杀盗事，闻其兄佐为吏部员外郎，乞纳官以赎公衮罪，诏令给舍议。时给舍杨椿等议，大略，谓发冢开棺者，律当绞，公衮始获盗，不敢杀而归之，吏狱成而吏出之，使扬扬出入闾巷，与齐民齿，则地下之辱，沉痛郁结，终莫之伸，为人子者，尚得自比于人，椿等谓公衮杀掘冢法应死之人为无罪，纳官赎弟之请当弗许，故纵失刑，有司之罪宜如律。诏依椿等议，公衮降一官，佐依旧供职，绍兴府当职官皆抵罪。孝宗淳熈十三年，中书舍人葛邲言：乾道六年指挥，强盗并依旧法，议者以为持杖胁人，以盗财者亦死，是胁人与杀人等死，恐非所以为良民地。后来遂立六项一为首，二下手伤人，三、下手放火，四因而行奸，五、杀人加功，六、已曽贷命再犯并依旧法处㫁外，馀聴依刑名疑虑奏裁。自此指挥已行之后，非特刑名疑虑者不死，而在六项者亦为不死。法出奸生，徒为胥吏受赃之地，若犯强盗者不别轻重而一于死，则死者必多，又非所以示好生之徳也。乞下有司详议。其后言者又谓强盗茍不犯六项，虽累行刼至十数次以上，并赃至百千贯，皆可以贷命，谓宜除六项指挥外，其间行刼至两次以上，虽是为从，亦合依旧法处㫁」。诏从之。宁宗开禧元年，知衡州张欣言杀人无证一条㫁狱，注云：杀人尸不经騐与无证佐者，若勘鞫证佐逃死，及虽有证，而于法不许为证者，同夫尸不经騐与证佐逃死，事因显然，往往州郡引用失当，遂致抵牾。盖谋杀刼杀则有佐而必无证，鬭杀故杀，则有证而必无佐。夫谓之证者，旁证之谓也，谓之佐者，助己之谓也。曰证曰佐，自是二事，茍有其一，皆可以表杀人之然否？至于不许为证正，谓杀害人亲属等人，虑其私于党与法，故不许。近日曲法者，凡是重囚，多作无证具奏。且行凶之时，相助协力，到官之后，自相供通，谓之有佐可也，何必更求有证？至如行凶之人，亲属旁援，到官固无由证之理，例拘亲属，不许为证，承舛袭讹，寖失本意，请行下刑寺及勅令所明析施行」。刑寺奏如欣请，诏从之。理宗时，监察御史程元凤奏曰：「今罪无轻重，悉皆送狱，狱无大小，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齐而不问，或以供欵未圆而不呈，或以书拟未当而不判，狱官视以为常而不顾其迟，狱吏留以为利，而惟恐其速。奏案申牍既下刑部，迟延日月，方送理寺理寺看详，亦复如之。寺回申部，部回申省，动涉嵗月，省房又未遽为呈拟，亦有呈拟而疏驳者。疏驳歳月，又复如前展转迟回，有一二年未报下者，可疑可矜，法当奏谳，矜而全之，乃反迟回。有矜贷之报下，而其人已毙于狱者，有犯者获贷而干连病死。不一者，岂不重可念哉！请自今诸路奏谳，即以所发月日申御史台，从台臣究省、部、法寺之慢」。诏从其请。

钦定续通典卷一百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