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一·乐七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典卷九十一乐

大祠与忌日同者，不去乐议宋：宋仁宗嘉佑七年，秘阁校理裴煜奏：大祠与国忌同者，有司援旧制乐，备而不作，忌日必哀，志有所至，其不用乐，宜也。然乐所以降格神祗，非以适一己之私也。谨按：开元中礼部建言，忌日享庙应用乐，裴寛立议，庙尊忌卑则作乐，庙卑忌尊则备而不奏。中书令张说以寛议为是，宗庙如此，则天地、日月、山川、社稷之祠用乐明矣。臣以为凡大祀天地、日月、社稷与忌日同者，伏请用乐，其在庙，则如寛之议，所冀略轻存重，不失其称。下其章，礼官议曰：传称祭天以禋为歆神之始，以血为陈馔之始，祭地以埋为歆神之始，以血为陈馔之始。宗庙以灌为歆神之始，以腥为陈馔之始。然则天地、宗庙皆以乐为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谓此也。天地之间，虗豁而不见其形者，阳也。鬼神居天地之间，不可以人道接也。声属于阳，故乐之音声号呼召于天地之间，庶几神明闻之，因而来格，故祭必求诸阳。商人之祭，先奏乐以求神，先求于阳也。次灌地求神于阴，达于渊泉也。周人尚臭，四时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诸阴也。然则天神、地祗、人鬼之祀，不可去乐明矣。今七庙连室难分，庙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及国朝故事，庙祭与忌同日，并悬而不作。其与别庙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宫、太一及蜡百神，并请作乐。社稷以下诸祠既卑于庙，则乐可不作」。翰林学士王圭等以为：「社稷，国之所尊，其祠日若与别庙诸后忌同者，伏请亦不去乐」。诏可古乐淡且和议。宋

周子通书》曰：「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太和，万物咸若，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以平天下之情，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优柔平，中徳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谓道配天地，古之极也。后世礼法不修，政刑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谓古乐不足聴也，代变新声，妖淫愁怨，导欲増悲，不能自止，故有贼君弃父，轻生败伦不可禁者矣。呜呼！乐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长怨，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至治者逺矣。

律尺议宋

司马光与范景仁论乐书曰：䝉示房生尺法云，生尝得古本汉书，云度起于黄锺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锺之长，一为一分。今文误脱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来，累黍为尺，纵置之则太长，横置之则太短。今新尺横置之则不容容一千二百黍，则大其空径四厘六毫，是以乐声太高。又尝得开元中笛及方响校太常乐下五律，教坊乐下三律，皆由儒者误以一黍为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实管中，随其短长断之，以为黄锺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长一为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径，数合则律正矣。景仁比来盛称此论，以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正积古之谬，袪一世之惑。光窃思之，有所未谕者凡数条，敢书布陈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汉书，异于今本，夫累黍求尺，其来久矣，生所得书，不知传于何世，而相承积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曽不寤也。又其书既云积一千二百黍之广，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将安施设？刘子骏、班孟坚之书，不宜如此冗长也。且生欲以黍实中，乃求其长，何得谓之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孔子称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则为新尺一丈二尺，得无求合其术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权、衡皆生于律者也。今先累黍为尺而后制律，返生于度与黍，无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谓不然。夫所谓律者，果何如哉？向使古之律存，则龡其声而知声，度其长而知度，审其容而知量，校其轻重而知权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无以见度，非度无以见律，律不生于度与黍，将何从生耶？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谓制四器者以相参校，以为三者虽亡，茍其一存，则三者从可推也。又谓后世器或壊亡，故载之于书，形之于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变者也，故于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于黍，将安取之？凡物度其长短则谓之度，量其多少则谓之量，称其轻重则谓之权衡。然量有虚实，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难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为审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为黄锺之律，是则生于量也，量与度皆非律也，舍彼用此，将何择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径三分，围九分。今新律空径三分四厘六毫，此四厘六毫者何从出耶？光谓不然。夫径三分围九分者数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径七分者，围二十二分也。古之为数者，患其空积微之太烦，则上下率之所为三分者，举成数而言耳。四厘六毫不及半分，故弃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体圆，其中岂无负载庣空之处，而必责其丝忽不差耶？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积实于管中以为九寸，取其三分以为空径，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积黍之法，校之则合矣。若从生言度法变矣，而量法自如，则一斛之物岂能满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权衡皆以千二百黍为法，何得度法独一黍光？按黄锺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备数，二曰和声，三曰审度，四曰嘉量。五曰权衡。量与权衡，据其容，与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至于度法，止于一黍为分，无用其馀，若数与声，则无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为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乐太高、太常、黄锺适当古之仲吕，不知生所谓仲吕者，果后䕫之仲吕耶，开元之仲吕耶？若开元之仲吕，则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与方响，里巷之乐，庸工所为，岂能尽得律吕之正？乃欲取以为法，考定雅乐，不亦难乎？此皆光之所大惑。君子之论，无固无我，惟是之从。景仁茍有以解之，使莹然明白，则敢不敛衽服义，岂欲徒为此諓諓也？　范镇答司马君实论乐书曰：「昨日辱书，以为镇不当为议状，是房庶尺律法始得书，𢥠然而惧曰：镇违羣公之议，而下与匹士合，不适中，宜获戾于朋友也。既读书，乃释然而喜曰：得君实之书，然后决知庶之法是，而镇之议为不谬，庶之法与镇之议于今之世，用与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实之书，𫝊于后世之人质之，故终之以喜也，君实之疑凡五，而条目又十数，安敢不尽言解之？君实曰：汉书传于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谬为脱文以欺于镇也，是大不然，镇岂可欺哉？亦以义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阙文，礼记玉藻之脱简，后人岂知其阙文与脱简哉？亦以义理而知之也，犹镇之知庶也，岂可逆谓其欺而置其义理哉？又云一黍之起于刘子骏、班孟坚之书为冗长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长几何，未知其空径几何，未知其容受几何，岂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间哉？宜起一黍积而至一千二百然后满，故曰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其法与文势皆当然也，岂得为冗长乎？若如君实之说，以尺生律，汉书不当先言本起黄锺之长而后论用黍之法也，若尔子骏、孟坚之书，不为冗长，而反为颠倒也。又云积一千二百黍之广，是为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实之意，以积为排积之积，广为一黍之广而然耶？夫积者，谓积于管中也。广者，谓所容之广也。诗云：乃积乃仓。孟康云：空径之广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卫之父子君臣之名分，岂积与广之谓也？又云古人制律与尺量权衡四器者以相参校，以为三者茍亡，得其一存，则三者从可，推也者是已。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变者亦是也。古人之虑后世，其意或当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既知黍之于后世可以为尺，岂不知黍之于后世亦可为律而故于其法为相戾乎？若如君实之说，则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径三分围九分者，数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则弃之也者，今三分四厘六毫，其围十分三厘八毫，岂得谓不及半分而弃之哉？汉书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谓以九分之围，乗九寸之长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围分之法既差，则新尺与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庶之量与尺合，姑试騐之乃可。又云：权衡与量，据其容与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后可，至于尺法，止于一黍为分，无用其馀。若以生于一千二百，是生于量也。且夫黍之施于权衡，则由黄锺之重，施于量则由黄锺之龠，施于尺则由黄锺之长，其实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汉书正文也，岂得谓一黍而为尺邪？岂得谓尺生于量邪？又云：庶言太常乐太高，黄锺适当古之仲吕，不知仲吕者果后䕫之仲吕耶？开元之仲吕耶？若开元之仲吕，则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声者之论也，无复议也。又云：方响与笛，里巷之乐，庸工所为，不能尽得律吕之正者，是徒知古今乐器之名为异，而不知其律与声之同也，亦无复议也。使得其真黍用庶之法，制为律吕，无忽微之差，乃黄帝之仲吕也，岂直后、䕫开元之云乎？书曰律和声，方舜之时，使䕫典乐犹用律而后能和声，今律有四厘六毫之差，以为适然，而欲以求乐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云之士，则不能成名君，实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则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谚曰：抱桥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实之议，无乃为浴者类乎？君实见咨，不敢不为此諓諓也。　徽宗崇宁元年，诏宰臣置僚属，讲议大政，以大乐之制讹谬残阙，太常乐器弊壊，琴瑟制度参差不同，箫篴之属，乐工自备，每大合乐声韵淆杂，而皆失之太高。筝、筑、阮，秦、晋之乐也，乃列于琴瑟之间。熊罴按梁、隋之制也，乃设于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协谱，乐工率农夫、市贾，遇祭祀朝会，则追呼于阡陌闾阎之中，教习无成，瞢不知音。议乐之臣，以乐经散亡无所据依，秦汉之后，诸儒自相非议，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魏汉津之名达于上焉。汉津至是年九十馀矣，本剩员兵士自云居西蜀，师事唐仙人李良，授鼎乐之法。皇佑中，汉津与房庶以善乐被荐，既至黍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说，汉津不得伸其所学，后逸之乐不用，乃退与汉津议指尺，作书二篇，叙述指法。汉津尝陈于太常，乐工惮改作，皆不主其说。或谓汉津旧尝执役于范镇，见其制作，畧取之，蔡京神其说而托于李良。二年九月，礼部员外郎陈旸上所撰乐书二百卷，命礼部尚书何执中㸔详，以谓旸欲考定音律，以正中声，愿送讲议司，令知音律者参騐行之。旸之论曰：汉津论乐，用京房二变四清，盖五声十二律，乐之正也。二变，四清乐之蠧也。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锺清为君，事以时作，固可变也，而君不可变太蔟，大吕、夹锺，或可分也，而黄锺不可分，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㫖哉？壬辰，诏曰：朕惟隆礼作乐，实治内修外之先务，损益述作，其敢后乎？其令讲议司官详求厯代礼乐沿革，酌古今之宜，修为典训，以贻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徳，著移风易俗之美化，廼称朕咨诹之意焉。三年正月，汉津言曰：臣闻黄帝以三寸之器名为咸池，其乐曰大卷，三三而九，乃为黄锺之律。禹效黄帝之法，以声为律，以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之管。又用第四指三节三寸，谓之臣指，裁为商声之管，又用第五指三节三寸，谓之物指，裁为羽声之管。第二指为民、为角，大指为事、为徴。民与事君臣治之以物养之，故不用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为九寸，即黄锺之律定矣。黄锺定馀律，从而生焉。臣今欲请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先铸九鼎，次铸帝座大钟，次铸四韵清声钟，次铸二十四气钟，然后均弦裁管，为一代之乐制。其后十三年，帝一日忽梦人言乐成而鳯凰不至乎，盖非帝指也，帝寤，大悔，叹谓崇寜初作乐，请吾指寸，而内侍黄经臣执谓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畧比度之曰：此是也，盖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于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刘昺试之，时昺终匿汉津初说，但以其前议为度，作一长笛上之，帝指寸既长于旧，而长笛殆不可易，以动人观聴，于是遂止」。盖京之子绦云。　朱子曰：古乐之亡久矣，然秦、汉之间，去周未逺，其器与声犹有存者，故其道虽不行于当世，而其为法犹未容有异论也。逮于东汉之末，以接西晋之初，则已寖多说矣。厯魏、周、齐、隋、唐五季，论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佑、元丰之间，盖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马、刘、杨诸贤之议，终不能以相一也。而况于崇、宣之际，奸䛕之㑹，黥湼之馀，而能有以语失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愤，犹有未摅，是固不遑于稽古礼文之事，然学士大夫因仍简陋，遂无复以锺律为意者，则已甚矣！吾友建阳蔡君元、定季通，当此之时，乃独心好其说而力求之，旁搜逺取，巨细不捐，积之累年，乃若冥契，著书两卷，凡若干言，予尝得而读之，爱其明白而渊深，缜密而通畅，不为牵合傅㑹之谈，而横斜曲直，如珠之不出于盘，其言虽多出于近世之所未讲，而实无一字不本于古人已试之成法，盖若黄锺围径之数，则汉斛之积分可考。寸以九分为法，则淮南太史、小司马之说可推五声二变之数，变律半声之例，则杜氏之通典具焉。变宫、变徴之不得为调，则孔氏之礼疏因亦可见。至于先求声气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则尤所谓卓然者，而亦班班杂见于两汉之志。蔡邕之说，与夫国朝㑹要以及程子、张子之言，顾读者不深考，其间虽或有得于此者，而又不能无失于彼，是以晦蚀纷挐，无复定论，大抵不拘挛于熟习见闻之近，即肆其胸臆，妄为穿穴，而无所据依。季通乃能奋其独见，超然逺览，爬梳剔抉，参互考寻，用其平生之力，以至于一旦豁然而融㑹贯通焉，斯亦可谓勤矣。及其著论，则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条理，撮取机要，阐究精微，不为浮词滥说，以汨乱于其间，亦庶几乎得书之体者。予谓国家行且平，定中原以开中天之运，必将审音协律以谐神人。当此之时，受诏典领之臣能得此书而奏之，则东京郊庙之乐，将不待公孙述之瞽师而后备。而参摹四分之书，亦无待乎后世之子云，而后知好之矣。抑季通之为此书，词约理明，初非难读，而读之者往往未及终篇，輙已欠伸思睡，固无由了其归趣，独以予之顽钝不敏，乃能熟复数过，而仅得指意之彷。佛季通以是亦许予为能知己志者，故属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辞焉。季通更欲均调节族，被之管弦，别为乐书，以究其业，而又以其馀力发挥武侯六十四阵之图，绪正邵氏《皇极经世》之厯，以大备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虽老病，倘及见之，则亦岂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元丰朝，㑹乐十议宋。神宗元丰二年，详定所以朝会乐而有请者十：其一、唐元正、冬至大朝㑹，迎送王公用舒和，开元礼以初入门，舒和之乐作，至位，乐止，盖作乐所以待王公，今中书门下、亲王、使相先于丹墀上东西立，皇帝升御座，乃奏乐引三品以上官，未为得礼，请侍从及应赴官先就立位，中书、门下、亲王、使相、诸司三品、尚书省四品及宗室将军以上，班分东西，入正安之乐作，至位乐止。其二，今朝㑹议举第一，爵宫悬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登歌作庆云、嘉禾、灵芝之曲，则是合乐在前，登歌在后，有违古义，请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乐随歌而发。第二爵，笙入奏庆云之曲，止吹笙，馀乐不作。第三爵，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笙吹瑞木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间。第四爵，合乐奏灵芝之曲，堂上下之乐交作，其三，定文舞武舞各为四表，表距四步为酇缀，各六十四。舞者服进贤冠，左执龠，右秉翟，分八佾，二工执纛引前，衣冠同之。舞者进蹈安徐，进一步则两两相顾揖，三步三揖，四步为三辞之容，是为一成。馀成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为第一成，至第三表为再成，至北第一表为三成，覆身却行至第三表为四成，至第二表为五成，复至南第一表为六成，而武舞入。今文舞所秉翟羽，则集雉尾置于髹漆之柄，求之古制，实无所本。聂崇义图，羽舞所执类羽葆幢，析羽四重，以结绶系于柄，此纛翳之谓也。请按图以翟羽为之。其四，武舞服平巾帻，左执干，右执戈。二工执旌居前，执鼗、执铎各二工。金錞二，四工举，二工执镯、执铙，执相在左，执雅在右，亦各二工。夹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于南表前，先振铎以通鼓，乃撃鼓以警戒，舞工闻鼓声，则各依酇缀总干正立定位，堂上长歌以咏叹之。于是播鼗以导舞，舞者进步自南而北，至最南表以见舞渐，然后左右夹振铎，次击鼓，以金錞和之，以金镯节之，以相而辅，乐以雅而陔步。舞者发扬蹈厉，为猛贲趫速之状。每步一进，则两两以戈盾相向，一击一刺为一伐，四伐为一成，成谓之变。至第二表为一变，至第三表为二变，至北第一表为三变。舞者覆身向空，却行而南，至第三表为四变，乃击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舂、雅节，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为五变，舞蹈而进，为兵还振旅之状，振铎摇鼗、击鼓，和以金錞，废镯鸣铙，复至南第一表为六变而舞毕。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执干戚，若用八佾而为击刺之容，则舞者执干戈。说者谓武舞战象，乐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击刺，戈则击兵，矛则刺兵，玉戚非可施于击刺，今舞执干戚，盖沿袭之误，请左执干，右执戈。其五，古之乡射礼，三笙一和而成声，谓三人吹笙，一人吹和，今朝㑹作乐，丹墀之上，巢笙、和笙各二人，其数相敌，非也。盖乡射乃列国大夫士之礼请，増倍为八人，丹墀东西各三巢，一和其六，今宫悬四隅，虽有建鼓鞞应，相传不击。乾徳中，诏四建鼓并左右鞞应合十有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为均，与鎛钟相应，鞞应在建鼓旁，是亦朔鼙应鼙之类。请将作乐之时，先击鼙，次击应，然后击建鼓。其七。今乐县四隅设建鼓，不击别，施散鼓于乐县内代之乾徳中，尹拙奏宜去散鼓，诏可，而乐工积习亦不能废。李照议作晋皷以为乐节，请乐县内去散鼓，设晋皷，以鼓金奏其八。古者瞽蒙眡了皆掌播鼗，所以节一唱之终，请宫县设鼗以为乐节，其九，以天子礼求之。凡乐事播鼗，击颂磬，笙磬以钟鼓奏九夏，是在廷之乐。戛击则柷敔，球则玉磬搏拊所以节乐，琴瑟所以咏诗，皆堂上乐也。磬奏在堂，下尊玉磬，故进之使在上，若击石拊石，则当一庭，后世不原于此，以春秋郑人赂晋侯歌钟二肆，遂于堂上设歌钟、歌磬、盖歌钟，则堂上歌之，堂下以钟鼓应之耳，歌必金奏相和，名曰歌钟，则以节歌是已。岂堂上有钟邪？歌磬之名，本无所出，晋贺循奏置登歌簨虡，采玉造小磬，盖取舜庙鸣球之制。后周登歌，备録钟磬，隋、唐迄今，因袭行之，皆不应礼，请正至朝㑹堂上之乐，不设钟磬其十。古者歌工之数，大射工六人，四瑟则鼓以四人，歌以二人。天子八人，则瑟与歌皆四人矣。魏晋以来，登歌五人，隋、唐四人，本朝因之，是循用周制也。礼登歌下管，贵人声也，故仪礼瑟与歌工皆席于西阶上，隋唐相承，庭中磬虡之下，击以偶歌琴瑟，非所谓升歌贵人声之义。今堂上琴瑟比之周制，不啻倍蓰，而歌工止四人，音高下不相权，盖乐有八音，所以行八风，是以舞佾与钟磬俱用八为数，请罢庭中歌者，堂上歌为八，琴瑟之数放此，其筝阮筑悉废。太常以谓堂上钟磬去之，则歌声与宫县逺。汉唐以来，宫室之制寖广，堂上益逺庭中，其上下乐节茍不相应，则繁乱而无序。况朝㑹之礼，起于西汉，则后世难以纯用三代之制，其堂上钟磬、庭中歌工与筝筑之器，从旧仪便，遂如太常议。

杨杰大乐七失议宋。元丰三年，杨杰言大乐七失：一曰歌不永言，声不依永，律不和声。盖金声舂容，失之则重。石声温润，失之则轻。土声函胡，失之则下。竹声清越，失之则高。丝声纎微，失之则细。革声隆大，失之则洪。匏声丛聚，失之则长。木声无馀，失之则短。惟人禀中和之气而有中和之声，八音律吕皆以人声为度，言虽永，不可以逾其声。今歌者或咏一言而滥及数律，或章句已阕而乐音未终，所谓歌不永言也。请节其烦声，以一声歌一言。且诗言人志，咏以为歌，五声随歌，是谓依咏。律吕协奏，是谓和声。先儒以为依人音而制乐，托乐器以冩音，本效人非人效乐者此也。今祭祀乐章并随月律，声不依咏，以咏依声，律不和声，以声和律，非古制也。二曰八音不谐，钟磬缺四清声。虞乐九成，以箫为主。商乐和平，以磬为依。周乐合奏，以金为首。钟、磬、箫者，衆乐之所宗，则天子之乐用八钟、磬、箫，衆乐之本，乃倍之为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声，而四者，应声也。本声重大为君父，应声轻清为臣子，故其四声曰轻清，或曰子声也。李照议乐，始不用四清声，是有本而无应，八音何从而谐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发律吕之本声，以七管为应声，用之已久而声至和，则编锺、磬、箫宜用四子声以谐八音。三曰金石夺伦。乐奏一声，诸器皆以其声应，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馀。今琴、瑟、埙、篪、笛、箫、笙、阮、筝、筑奏一声，则鎛锺、特磬编锺磬击三声，声烦而掩衆器，遂至夺伦，则鎛锺、特磬、编锺、编磬节奏与衆器同，宜勿连击。四曰舞不象成。国朝郊庙之乐，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节六变，一变象六师初举，二变象上党克平所向宜北，三变象维扬底定，所向宜东南，四变象荆湖来归所向宜南。五变象卭蜀纳款，所向宜西。六变象兵还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发扬蹈厉，进退俯仰，既不足以称成功盛徳失其所向，而文舞容节尤无法度，则舞不象成也。五曰乐失节。奏乐之始，则翕然如衆羽之合，纵之纯如也。节奏明白，皦如也。往来条理绎如也，然后成。今乐声不一，混淆无驭，则失于节奏，非所谓成也。六曰祭祀飨无分乐之序，盖金石衆作之谓奏咏，以人声之谓歌，阳律必奏，阴吕必歌，阴阳之合也。顺阴阳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今冬至祀天，不歌大吕，夏至祭地不奏太蔟，春飨祖庙不奏无射，秋飨后庙，不歌小吕，而四望山川无专祠用乐之制，则何以赞导宣发阴阳之气而生成万物哉？七曰郑声乱雅。然朱紫有色而易别，雅、郑无象而难知，圣人惧其难知也，故定律吕中正之音，以示万世。今古器尚存，律吕悉备，而学士大夫不讲考击奏作委之贱工，则雅、郑不得不杂。愿审调钟管用十二律还宫均法，令上下通习则郑声莫能乱。雅遂为十二均图并上之。

用正声废中声议宋。徽宗大观八年八月宣和殿大学士蔡攸言：「九月二日，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乐。按乐书，正声：得正气则用之，中声得中气则用之。自八月二十八日已得秋分中气，大飨之日当用中声乐。今㸔详古之神瞽考中声以定律，中声谓黄锺也。黄锺即中声，非别有一中气之中声也。考閲前古，初无中、正两乐，若以一黄锺为正声，又以一黄锺为中声，则黄锺君声不当有二，况帝指起律均法一定，大吕居黄锺之次隂吕也，臣声也。今减黄锺三分，则入大吕律矣，易其名为黄锺中声，不唯纷更帝律，又以阴吕臣声僭窃黄锺之名，若依乐书正声得正气则用之，中声得中气则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不用正声而用中声也。以黄锺为正声，易大吕为中声之黄锺，是帝律所起，黄锺常不用，而大吕常用也。抑阳扶阴，退律进吕，为害斯大，无甚于此。今来宗祀明堂，縁八月中气未过，而用中声乐南吕为宫，则本律正声皆不得预。欲乞废中声之乐，一遵帝律，止用正声，协和天人，刋正讹谬，著于乐书」。诏可。攸又乞取已颁中声乐在天下者。

太正、少三等八条议宋宣和元年四月，攸上书奉诏制造太、少二音，登歌宫架，用于明堂渐见就绪，乞报大晟府者凡八条：一、太、正少钟三等。旧制，编钟、编磬各一十六枚，应锺之外増黄锺、大吕、太蔟、夹锺四清声。今既分太、少，则四清声不当兼用，止以十二律正声各为一架，其二，太、正、少琴三等。旧制一、三、五、七九弦凡五等。今来讨论，并依律书所载，止用五弦弦大者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傍，其馀大小相次，不失其序，以为太、正、少之制，而十二律举无遗音。其一、三、五、七、九弦太少，乐内更不制造，其三，太正少龠三等。谨按周官》龠章之职，和以迎寒暑，王安石曰：龠三孔，律吕于是乎生，而其器不行于世久矣。近得古龠，尝以颁行。今如《尔雅》所载，制造太正少三等，用为乐本，设于衆管之前。其四，太正、少篴、埙、篪、箫各三等。旧制，箫一十六管如钟磬之制，有四清声。今既分太、少，其四清声亦不合兼用，止用十二管。其五，大晟匏有三色：一曰七星，一曰九星，三曰闰馀，莫见古制。匏备八音，不可阙数。今已各分太、正、少三等，而闰馀尤无经见。唯《大晟乐书》称匏造十三簧者以象闰馀。十者土之成数，三者木之生数，木得土而能生也，故独用黄锺一清声，黄锺清声无应闰之理。今去闰馀一匏，止用两色，仍改避七星九星之名，止曰七管九管其六，旧制有巢笙、竽笙、和笙。巢笙自黄锺而下，十九管，非古制度，其竽笙、和笙并以正律林锺为宫，三笙合奏，曲用两调，和笙奏黄锺曲，则巢笙奏林锺曲以应之。宫徴相杂，器本宴乐，今依钟磬法裁十二管，以应十二律，为太、正、少三等。其旧笙更不用其七。柷、敔、晋鼓、鎛钟、特磬，虽无太少，系作止和乐，合行备设。其八，登歌宫架有搏拊二器，按《虞书》戛击鸣球，抟拊琴瑟。王安石解曰：或戛或击，或搏或拊。与虞书所载乖戾。今欲乞罢而不用」。诏悉从之。

《崇宁之乐可变议元

吴莱《渊颖集》曰：乡余北游京师，闻太常所用乐，本大晟之遗法也，自东都不守，大乐氏奉其乐器，北趍燕都，燕都丧乱，又徙汴、蔡、汴、蔡陷没，而东平严侯独得其故乐部人，国初有㫖，徴乐东平太常徐公，遂典乐，向日月山奏观，乞増宫悬文武二舞，令旧工教习，以备大祀，故今乐户子孙，犹世籍河汴间，仅能肄其钟鼓铿锵，不复能究其义矣。予因考求前代议乐，自和岘以下更六七钜公，而议论莫之有定，前日之宿县者，本谓乐和，曽未几时，倐已改铸，或云乐失之清，或云乐过于浊，乐工冶卒且深厌其炉，鞲鼓铸之劳，则或自取其乐之协，时和铜齐以济之。当轩临试，虽以老师宿儒，终不能必其铜齐之轻重，而徒论其铜律之清浊也。迨夫崇宁之世，魏汉津乃以蜀一黥卒为造大晟乐府，遂颁其乐书于天下，盖谓古之制乐者，惟黄帝、夏禹得乐之正，何则？圣主之禀赋上与阴、阳为一体，声则为律，身则为度，故夫黄帝、夏禹之制乐，实自其身而得之，臣今请以圣主中指三节三寸定黄锺之律中指之径围，又即据而定为度量权衡，乐以是制，则臣将见其合天地之正，备阴阳之和，而得夫金石清浊之宜矣。当是时，惟丞相蔡京最神其说，先铸帝鼐八鼎复造金石锺虡，雕几刻镂，盖极后世之选矣，然以崇宁之指尺既长，而乐律遂高，虽汉津亦自知之，尝私谓其弟子任宗尧曰：乐律高北方，元鼎水又溢出，律高则声过，哀而国乱水溢出则国有变，而境土丧没，是不久矣。呜呼！汉津所制，岂复有加于和岘以下诸人所论之乐哉？然且至今沿袭相承，未闻有所改作乐，殊不可以草创，茍且而遽定也，虽然崇寜之乐亦可变矣，盖古之论乐者，一曰古雅乐，二曰俗部乐，三曰胡部乐，古雅乐更秦乱而废，汉世唯采荆楚燕代之讴，稍协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不复古矣。晋、宋、六代以降，南朝之乐多用吴音，北国之乐，仅袭北俗。及隋平江、左，魏三祖、清商等，乐存者什四，世谓为华夏正声，盖俗乐也。至是沛国公郑译复因龟兹人，蘓祗婆善胡琵琶而翻，七调，遂以制乐，故今乐家犹有大石、小石、大食、般涉等调，大石等国本在西域，而般涉即是般赡，华言羽声，隋人且以是为太蔟羽矣。由是观之，汉世徒以俗乐定雅乐，隋氏以来，则以胡乐定雅乐，唐至元宗胡部坐，俗部立乐工肄乐，坐技不通，然后为立技，立技不精，然后使教雅乐，天下后世，卒不复知有古雅乐之正声矣。自唐厯宋大抵皆然，当大晟乐书之行教坊色长张俣曽制大乐元机赋，论七音六十律八十四调，本不脱乎？龟兹蘓祗婆之旧，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令，四部弦管，犹或尚循乎大唐五代梨园法曲之遗，此非胡与俗之杂行者乎？宜雅乐之未易遽复也，古来律厯二事，更相为用，太史郭公一尝定厯，诚旷世所未有，予谓宜依古法，缇室葭灰，随月候气，天地之中气既应，则锺律之中声当无有不应者，要在久而后騐乐，殊不可以草创，茍且而遽定也。呜呼！崇宁之乐，亦可变矣！吾又安得夫伶伦、荣猨之徒，而与之共论乐哉？

黄锺三寸九分不合于理议明。季本律吕别说曰：「近日莆田李教授文，利著律吕元声，专主黄锺三寸九分之说，盖本吕氏春秋仲夏适音萹，其言曰：黄帝令伶伦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阴，取竹嶰溪之谷，空窍厚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锺之宫。次制十二筒以聴鳯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锺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锺之宫律吕之本。宋刘恕作外纪书，黄帝令伶伦造律，亦载此文原恕之意，不过博采古书，以备三皇之事耳。而三寸九分之制，则未暇详求其义焉。然吕氏季夏六月纪又曰：黄锺生林锺，林锺生太蔟，太蔟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锺，应锺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锺，夹锺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锺、大吕、太蔟、夹锺、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锺、夷则、南吕、无射、应锺为下。其法固与史记、汉书上下相生，三分损益者同，而黄锺之宫实起九寸也。吕氏之说，前后不同，亦自相抵牾矣。夫史记、汉书虽未为得古人律制之意，然比之三寸九分之说，犹有可推，而其数亦似自然。若以三寸九分为黄锺，如吕氏上下相生之法而损益之，至于应锺止长一寸八分四厘八毫八丝，何以成声耶？窃意长三寸九分当为长九寸，空径三分之误也。故汉书引此语削去长三寸九分五字，盖有以知其为非矣。隋志亦偶未察，而复述此以论和声，亦欲备古义，踵其误而不觉耳。终亦以上下相生，三分损益，为古人易简之法，而黄锺之为九寸者，皆仍汉旧，未有改也。若韦昭注国语而曰黄锺阳之变本为黄锺，而言其曰管长九寸，径三分，围九分，亦言黄锺之围径长短，而于蕤宾则固曰管长六寸二分八厘，但举成数而曰六寸三分耳，非以九寸本蕤宾之律而为黄锺之变也，岂可据三寸九分之谬说以为黄锺之定数哉？文利之意，本以律吕之数往而不返，非阴阳消长往来之理，故以三寸九分起数，循环升降自大吕以至蕤宾五阳辰，皆以阳升而进九分，惟黄锺阳气尚微，故止进六分。自林锺以至黄锺五阴辰皆以阴降而退九分，惟林锺阴气未盛，故止退六分，此其差也。然阳之进也，气则从微至著以渐而盈阴之退也，气则从盛反衰，以渐而缩，阴阳进退，盈缩适均，不应阳之始进。以六分而后，则五辰皆进九分，阴之始退，以六分而后则五辰皆退九分也。其意虽善，而数亦强排，且非吕氏上生下生之本法也，则亦臆说而已。既以三寸九分为黄锺，因谓黄锺之尊在于清气，上行不在数多，清者数少，浊者数多，数少者贵，数多者贱。黄锺为宫，声极清而上行，至角徴羽乃下降重浊而为民事物，尽斥诸儒言黄锺长九寸之非，殊不知礼有以多为贵者。如献数，天子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卿大夫三，士一豆数，天子二十六，诸公十六，诸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佾数，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之，类各随所重以别尊卑，未尝执一端以为典要也。故数多管长，则声浊而为宫有持重深沈之意焉，何害？其为贵数少，管短则声清而为羽，有飞越轻佻之意焉，何害其为贱商角羽之声，亦因是而上下之，此君臣民事物所以序也。凡天之道，体静而用动，君也者以静制动者也，自商以下，皆以动而制于静者也。古人立法，亦随所用而各有意义，何必务为新奇以成其臆说哉？今律吕大象章：既以子黄锺为正宫，丑大吕亥，应锺为宫，寅太蔟戌无射为商，夘夹锺、酉南吕为角辰，姑洗，申夷则为徴已，仲吕、未林锺为羽午，蕤宾为正羽，以配君臣民事物之等，则明以三寸九分之黄锺以至而至于九寸之蕤宾者也。其定五声生数次第，则曰宫声五十、商声八十、角声九十，徴声七十、羽声六十，商角则自宫而加多徴，羽则自角而减，少或加三十，或加一十，或减二十，或减一十，其参差不齐，又不知其何所本耶？夫宫土，声也，以土当河图之五数十，乗之而为五十徴，火声也。以火当河图之七数十，乗之而为七十羽，水声也。以水当河图之六数十乗之而为六十，犹可说也。商，金声也，而以当河图之。八数十乘之而为八十，则木而非金矣。角，木声也，而以当河图之九数十乘之而为九十，则金而非木矣。其视律吕大象章所差之次，又何其舛错耶？又以变宫五十变徴七十为二变，以备七音，是又袭七始、七同之旧也。故其对调、旋宫之图，悉从律吕。新书每均七声之数，而蔡氏相去一律则音节和，相去二律则音节逺之说亦并用之。然止用全声，不用半声，其数皆不因上生下生而得，徒以雌雄和鸣之。故阳律三为宫、商，角则阴吕，二为徴羽，阴吕三为宫、商、角则阳律二为徴羽，其长短亦不皆一一顺序也，亦安在其为均哉？至于六十调图，虽本律吕新书，而新书之意乃以一律为五调，故每律皆立五均。今以其逆行而正之，以从左旋，而每五调之后又列一宫揑，与大司乐奏歌之说相凑。其双宫对调之图，则止据奏歌二律分配而互换更番也。此本不知《律吕新书》之意而妄意为之，其劳拙亦甚矣。其正五音章以喉舌、齿、唇牙分属宫、商、角徴，羽则别为一义，盖喉舌齿唇牙字音也字亦有清浊、半清、半浊之分，故借宫、商、角徴羽以名之。如沈括所谓字则有喉唇，齿舌当使字字，举皆轻圆而声中无字，又宫声字而曲合，用商声则能转宫为商，使字中有声则可，若谓字声即合歌声，则不可以歌声，即同字声，是又一牵扯也。至引苏祗婆七声之说，正是秦汉以来五声二变之义，但在西域，其名异耳，安得执此以为声清之证哉？其为此书，止有以先儒不识黄锺生成之数一节，足以破往而不返之失。其馀诸论，今不今古，不古以法。象则无取以度，数则不伦，无一合于理者也。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其此之类也夫。

琴以第三弦为宫，为中和议明。朱载堉《律吕精义》曰：「往年与善琴者，论古今雅乐高下，闻其说曰：冷谦之乐，乃古无射调也，俗呼为清商调，以第二弦为宫音，少者歌之，则拽不出失之太下，恐非中和也。蔡元定之乐，乃古夹锺调也，俗呼为清徴调，以第四弦为宫音，老者歌之，则揭不起，失之太高，亦非中和也。所谓中和者，古之正调是也。俗呼为清角调，轩辕氏之所造，以第三弦为宫音，比冷谦高一调，比蔡元定低一调，老者歌之不掲，少者歌之，不拽不高不下，是名为中和也。时典乐尤世贤，亦知音者以所带来神乐观笙吹，其所习旧乐章谱，与琴谱相校，所论不虚也。

钦定续通典卷九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