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一·选举五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典卷二十一选举

杂议论中。

宋太祖以唐末进士不第，多至失职，乃广开科举，然每嵗放榜，所取极少，如安徳、裕作魁日九人而已，盖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所得率江南之秀，真宗景徳二年，帝谓㓂凖等曰：方今文武多士，岂无才识优异未升进者耶？至于将帅之任，尤难得人，前代试以制策，观其能否，用求才实，亦为国之达图也，因出唐制科之目，采其六用之。四年，中书门下言应制科之陈绛、夏竦、史良等三人，文论稍优，可预召试。上谓辅臣曰：比设此科，欲求才识，若但考文艺，则积学者方能中选，茍有济时之才，安得而知？朕以为六经之㫖，圣人用心，固与子史异矣，今策问宜有经义，参之时务。王旦曰：文风丕变，由陛下道化。因命两制各上策问而择用之，时鲁宗道又言：守令去民近而无以区别能否，今除一守令，虽资材低下，而考任应格，则左司无摈斥，故天下亲民者，黩货害政，十常二三，汉宣帝除刺史守相，必亲见而考察之，今守佐虽未暇亲见，宜令大臣延之中书，询考以言，察其应对，以观其施，为才不肖，皆得进退之。吏部之择，县令仿此，庶得良守宰，宣助圣化」。帝从其言。仁宗庆厯八年，翰林学士张方平言：祖宗时，文武官不立磨勘年嵗，不为升迁次序，有才用名实之人，或从下位便见超擢，否则有守一官十馀年不改转者。其任监当或知县、通判、知州，有至数任不得迁者，故当时人皆自勉，非有劳効，知不得进。自祥符后，朝廷之议，益循寛大，故令自监当入知县，知县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两任为限，又守官及三年，例得磨勘，行之人自知恩未见有弊，及今嵗年深乆，习以为常，皆谓本分，无贤不肖，莫知所劝，愿陛下稍革此制，其应磨勘叙迁者，必有劳绩可褒，或特敇择官保任者，即与转迁，如无劳绩，不因保任，更増展年，考其保任之法，不当一例，应选择清望有才识之人，即命举之。如此则委执政之臣，举清望官，委清望官，举亲民，官有员阙，随员数令举，又足以见圣恩急才爱民之意也。英宗治平初，同知知谏院司马光请贡院逐路取人，其略曰：朝廷每次科场所差试官，率皆两制三馆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风俗，在京举人追趋时好易知，体面渊源，渐染文采，自工使避逺孤陋之人，与之为敌，混同封弥，考较长短，势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言虽微陋之处，必有贤材，不可诬也，是以古人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或以徳行，或以才能，随其所长，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逺及夷狄，无小无大，不可遗也，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则所遗多矣。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非逰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学士皆弃背乡里，违去二亲老于京师，不复更归，其间或有身负过恶，或隐忧匿服，不敢于乡里取解者，往往私买监牒，妄冒户贯于京师取解。自间嵗开场以来，逺方举人惮于往来，只于京师寄应者，比旧尤多，国家虽重为科禁，至于不用荫赎，然冒犯之人，嵗嵗滋甚。所以然者，盖由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则人之常情，谁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设美官厚利进取之涂，以诱人于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于后，是犹决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势必不行矣！参知政事欧阳修曰：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取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才是择，又糊名誊録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厚薄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传曰：无作聪明乱旧章，又曰利不百者不变法。今言事之臣，偶见一端，即议更改，此臣所以区区欲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谓偶见一端者，盖言事之人，但见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而西北进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进士尔，殊不知天下至广，四方风俗异宜，而人性各有利钝，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所以科场取士，东西多取，进士西北多取经学者，各因其材性所长，而各随其多少取之，今以进士经学合而较之，则其数均，若必论进士，则多少不等，此臣所以偏见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国家方以官滥为患，取士数必难増，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则却须多减东南之数，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盖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解至十馀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东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减东南而増西北，则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东南之士，于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选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试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当于解时又十倍优假之，盖其初选已滥矣，故至南省所试，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则东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于他路，理不可齐，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须充足十一人之数，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舍颠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専以较艺取人，而使有艺者屈落，无艺者滥得，不问缪滥，只要诸路数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则寄应者争趋而往，今开封府寄应之弊可騐矣，此所谓法出而奸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广南东西路进士，例各絶无举业，诸州但据数解发，其人亦自知无艺，只来一就省试而归，冀作摄官尔。朝廷以岭外烟瘴，北人不便，须籍摄官，亦许其如此，今若一例与诸路，十人取一人，此为缪滥，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概耳，若旧法一壊，新议必行，则弊滥随生，何可胜数？故臣谓且遵旧制，乃务择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选，人自无言，此乃当今可行之法尔。若谓士习浮华，当先考行，就如新议，亦须只考程试，安能必取行实之人？议者又谓西北近边，士要牢笼，此甚不然之论也。使不逞之人，不能为患则已，茍可为患，则何方无之？前世乱贼之臣，起于东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项羽、萧铣之徒是已，至如黄巢、王仙芝之辈，又皆起乱中州者尔。不逞之人，岂専西北？矧贡举所设，本待贤材，牢笼不逞，前别有术，不在科场也，惟事乆不能无弊，有当留意者，然不须更改法制，止在振举纲条耳。近年以来，举人盛行懐挟，排门大噪，免冠突入，亏损士风，伤败善类，此由举人既多，而君子小人杂聚，所司力不能制，虽朝廷素有禁约，条制甚严，而上下因循，不复申举，惟此一事为科场大患，而言事者独不及之，愿下有司议革其弊，此当今科场之患也。论者谓光之说主于均额，以息奔竞之风，修之说，主于核实，以免缪滥之弊。要之朝廷既以文艺取人，则修说为是。神宗从王安石议，罢明经及诸科进士，罢诗赋，用经义。哲宗元佑初，司马光极陈其弊曰：取士之道，当先徳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神宗罢诗赋及诸科，専用经义、论䇿，此乃复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命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同已者取，异已者黜，使圣人坦明之言转陷于竒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于异端。若已论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学者不弃彼而从此，何必以利害胁诱如此其急也？至于律令敇式，皆当官者所须，何必置明法一科，使为士者预习之。夫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㝠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鍊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帝乃更科场法。太学博士吕大临尝上选举六事，曰：古之长育人材者，以士衆多为乐。今之主选举者，以士衆多为患，古之以礼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之以法，抑士，常恐士之竞进为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不患乎衆多也，治事皆任其责，惟恐士之不至，不忧乎？竞进也。宜立士规以养徳厉行，更学制以量才进艺，立贡法以兴贤敛才，立试法以试用养才，立辟法，以兴能备用，立举法以核实得人，立考法以责任考功。先是，仁宗朝，尤以选人改京官为重，苏轼曰：国家取人有制策，有进士，有明经，有诸科，有任子，有府史杂流。凡此者，虽衆无害也，其终身进退之决，在乎召见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爱惜慎重者也。今之议不过曰多其资考而责之以举官之数，且彼有勉强而已，资考既足，而举官之数亦以及格，则将执文墨以取必于我，虽千百为辈，莫敢不尽与。臣窃以为今之患，正在于任文太过，是以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嵗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闻于吏部，吏部以其资考之逺近，举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后使一二大臣杂治之，参之以其材器之优劣而定其等嵗，终而奏之，以诏天子废置，度天下之吏，每嵗以物故罪免者㡬人，而増损其数，以所奏之等补之，及数而止，使其予夺，亦杂出于贤不肖之间，而无有一定之制，则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将自奋厉磨淬，以求闻于时，而向之所谓用人之大弊者，将不劳而自去，然而议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优劣为差，则是好恶之私有以启之也。臣以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纲，而其出入变化，固将付之于人。昔者唐有天下，举进士者，羣至于有司之门，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罗天下之贤俊，而习知其为人，至一日之试，则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于斯为盛，今以名闻于吏部者，毎嵗不过数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访问，参考其才，虽有失者，盖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则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为奸也。又曰：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长吏举之，又恐其举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长吏任之。他日有败事，则以连坐，其过恶重者其罚均。且夫人之难知，自尧舜病之矣，今日为善，而明日为恶，犹不可保，况于十数年之后，其幼者已壮，其壮者已老，而犹执其一时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过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强为善以求举，惟其既已改官而无忧，是故荡然无所不至，方其在州县之中，长吏亲见其亷，谨勤干之节，则其势不可以不举，彼又安知其终身之所为哉？故曰今之法责人以所不能者谓此也，一县之长，察一县之属，一郡之长察一郡之属，职司者察其属郡者也。此三者，其属无㡬耳，其贪其亷其寛猛，其能与不能，不可谓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复以为牧人欤？夫为长而属之不知，则此固可以罢免而无足惜者。今其属官有罪，而其长不即以闻，他日有以告者，则其长不过为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㣲罪也。职司察其属郡，郡县各察其属，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罚之甚轻，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发赃吏者，何也？夫吏之贪者，其始必诈亷以求举，举者必皆王公贵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莫不爱其同类等夷之人，故其树根牢固而不可动，连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馀人，此如盗贼质刦良民以求茍免耳。为法之弊，至于如此，亦可变矣。如臣之策，以职司守令之罪罪举官，以举官之罪罪职司守令，今使举官与所举之罪均，纵又加之举官，亦无如之何，终不能逆知终身之亷官而后举，特推之于幸不幸而已。茍以其罪罪职司守令，彼其势诚有以督察之，臣知贪吏小人无容足之地，又何必于举官焉？艰之？至孝宗朝，朱子尝作改官议曰：一、诸州教官，以经明行修登第人充，罢去试法，如不足，则令侍从、两省、台谏及诸路监司杂举，嵗无定员，有阙则降指挥令举。一、近制，新改官人并令作县，其举状内只言犯入已赃，甘与同罪，即不言若本人改官之后任亲民差遣，日如有疲懦残酷，违法害民，即与同罪，是以举者徇私妄举，多不择人，及至负败，又无谴责。今欲乞于状中添入此项，如有违戾，必罚无赦。一、今改官人，虽有引见之法，然未尝亲见玉音，询考治行，所以人得妄举，而昏缪不材之人或与其间，欲乞今后引见之日，每十人中，特宣两人升殿，询其前任职事及民间利害，如有庸缪，即行退黜，仍将举主降官放罢，有职名者，即令落职。则举者知畏，而庸妄之徒不敢侥幸求进矣。一改官之人，设使所举皆当，然其才亦有大小之不同，而今之县官亦有难易之别。今铨部之法未尝为官择人，而使人自择官，是以才髙者审于择地，多注优闲易办之县，才短者昧于所向，多注繁剧难办之县，使人与官两失其所，所以县多不治，而人有遗才也。欲乞将天下诸县分其难易，又以大小为次，委自尚书将合注知县之人精加考究，分作四等，以可任繁难大县者为上，繁难小县者次之，优闲大县又次之，小县为下，其已任繁难者，后任便与注权通判，其任优闲县者，后任须管，再入知县一次，不得别注差遣。愿注县丞者聴，但亦以三年为任。一、累任教官，不曽实歴，治民之人不许荐举改官，又尝为私议曰：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教之以徳行道义而兴其贤者，能者盖其所以居之者无异处，所以官之者无异术，所以取之者无异路，是以士有定志而无外慕，蚤夜孜孜，惟惧徳业之不修，而不忧爵禄之未至，夫子所谓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孟子所谓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盖谓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艺为最下，然皆犹有实用而不可阙，其为法度之密，又足以为治心养气之助，而进于道徳之归，此古之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也。今之为法不然，虽有乡举，而其取人之额不均，又设太学利诱之一途，监试漕试，附试诈冐之㨗径，以启其奔趋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徳行之实，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则其所谓空言者，又皆怪妄无稽，而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朝廷州县每有一事之可疑，则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顾而不知所出，是亦可以验其为教之得失矣，而议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试文字之不工为患，而唱为混补之说，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举行崇宁州县三舍之法，而使嵗贡进士于大学，其说虽若贤于混补之云，然果行此，则士之求入乎？州学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学，钱粮有限，将广其额则食不足，将仍其旧，则其势之徧，选之艰，而途之狭，又将有甚于前日之解额少而无所容也，正使有以处之，然使㳺其间者，较计得失于旦暮，锱铢之间，不得宁息，是又不惟无益而损莫大焉，亦非计之得也。盖尝思之，必欲弃时改制，以渐复先王之旧，而善今日之俗，则必如明道先生熙宁之议，然后可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则莫若且均诸州之解额以定其志，立徳行之科以厚其本，罢去词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以齐其业，又使治经者必守家法，命题者必依章句，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衆说，而断以已意。学校则遴选实有道徳之人，使専教导，以求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缪滥之恩，以塞利诱之涂。至于制科、词科、武举之属，亦皆究其利病而颇更其制，则有定志而无奔竞之风，有实行而无空言之弊，有实学而无不可用之材矣。时杨万作选法论以进，其上篇曰：选法之弊，在于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权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适足以为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为朝廷为官择人之具。所谓尚书侍郎二官者，据案执笔闭目，以书纸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贿者必不赦，朝廷之意，岂真信吏而不信官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则信官也，法则未尝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则法之可否，孰决之决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以防吏之为奸，而其用法也，则取于吏以为决，则是吏之言胜于法，而朝廷之权轻于吏也，其言至于胜法，而其权至重于朝廷，则吏部长贰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长贰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决之于官而决于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为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于此，法曰：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于吏部，有持牒而请曰，我应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长贰亦曰可宜，其为可无疑也，退而吏出寸纸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为不可无改也，未㡬而又出寸纸以告之曰可。且夫可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无一定之论。何为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长贰之贤而不谒之吏，故与长贰面可之，退而问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长贰无以语，则亦曰然。士大夫于是不决之法，不请之长贰，而以市于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长贰之遗忘而画取其诺，昨夺而今与朝，然而夕不然，长贰不知也，朝廷不诃也。吏部之权，不归之吏而谁归？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积也有渐，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动揺矣。然则曷为端？其病在于忽大体、谨小法而已矣。吏者从其所谨者而中之，并与其所忽者而窃之，此其为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以思之？曰：吾之铨选，果止于谨小法而已，则一吏执笔而有馀也，又焉用择天下之贤以为尚书、侍郎也哉？则吾之所以任尚书、侍郎，殆不止于谨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畧小法而责大体，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无系于大体之利害，则吏部长贰得以出意而自决之要，以不失夫铨选之大体，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责大体而畧小法，则不决于吏，而吏之权渐轻，吏渐轻，然后长吏之贤者得以有为，而选法可渐革也。其下篇曰：臣闻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亦不异于一吏。夫宰相之与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悬絶也，既曰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又曰不异于一吏者，何也？今夫进退朝廷之百官，贤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权也。注拟州县之百官，下至于簿尉而上至于守贰，此吏部之权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异等，与夫进士科甲之首者，未有不由于吏部也，未有不由于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况今日宰相之所进退者，台阁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阶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虽然，吏部之所谓注拟何也？始入官者则得簿尉自簿尉，来者则得令丞推而上之，至于幕职，由是法也，又上之至于守贰，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则曰应格，其不宜得者，则曰不应格、曰应格矣，虽贪者疲，愞者老，耋者乳，臭者愚，无知者庸，无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与者不之难也。曰不应格矣，虽真贤实能，㢘洁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与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愧不怨，吾事毕矣，如募焉，书其役之髙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逺近而劳逸之，呼一吏而閲之簿尽矣，此县令之以止小民之争也，吏部注拟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于止争而已矣，故曰亦不异于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谓铨量者矣，揖之使书，以观其能书乎？否也？召医而视之，以探其有疾与否也，赞之使拜，以试其视聴之明暗，筋力之老壮也。曰铨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贤不肖愚智何别焉？昔晋用山涛为吏部尚书，而中外品员多所启拔。宋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职则拜，不然则否。羡之答曰：黄散以下皆委，廓犹以为失职，遂不拜。盖古之吏部，虽黄门散骑，皆由吏部之较选，是当时之为吏部者，岂亦止取？若今所谓应格者而为黄散耶？抑将止取今所谓铨量者而为黄散耶？宋史苏绅传上言：古者自黄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専去留。今审官院、流内铨，则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闻官职之闲剧，才能之长短，惟以资厯深浅为先后，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贤不肖有别，不可得也。臣愿朝廷稍增重尚书之权，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与夺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轻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于县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贰之寄，以一郡之民者，岂不重哉？且天下㡬州，一州㡬县，一嵗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拟县宰者㡬人，守贰又㡬人，则亦不过三数百而已。以一嵗三数百之守贰县宰，而散之于三六旬之日月，则一日之注拟者，絶多补寡，亦无㡬尔，一嵗之间，而不能察三数百人之能否，则其为尚书者亦偶人而已矣，月计之而不粗，嵗计之而不精，则其州县之得人，岂不十而五六哉？虽不五六，岂不十而三四哉？以此较彼，不犹愈乎？或曰：尚书之权重，则将得以行其私，奈何是不然？昔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而徳宗疑诸司所举皆有情故，或受赂者，贽谏之曰：陛下择相，亦不出台省长官之中，岂有为长官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则可择千百具僚，其要在于精择长吏贽之说尽矣，今朝廷百官执，非宰相进拟者而不疑也。至于吏部长贰之注拟，而独疑其私乎？精择尚书而假之以与夺之权，使得精择守贰县宰，而无専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犹可以复起也。与至宁宗嘉定中，尝命监司、守臣举十科，政绩所知，自代江东转运司副使真徳秀奏刺举之法曰：太平兴国中，尝诏诸道转运使司察访部下官吏，凡罢软不胜任及黩于货贿者，俾条上其事状，其清白自守干局不凡者，亦许其明扬。臣仰见祖宗盛时选用监司，付以事权者，盖欲其公于刺举责任之意不轻也。自嘉泰、开禧以来，公道不行，请嘱日盛，郡县之官有罪状彰灼为监司者，甫欲按核，已求要路之援以自脱，甚者得以施其反噬之计，于是刺之权有不行矣，嵗举之员，往往夺于权贵之命，孤寒无援者，虽尽心职业，不免陆沉之叹，膏梁庸呆，茍有所挟，则若执劵以取偿焉，于是举之权又有所不行矣，是以州县之间，贤否不分，民受其病。今陛下更新大政，公道昭明，寖还乾道淳熙之旧矣，独缙绅间新，故请托之弊，未能尽革，臣愚欲望圣慈诏戒中外士大夫，相与维持公道，使将旨承命者，得以展澄清之志，而贤不肖有所甄别，于治道岂小补哉？项安世拟对学士院试策曰：科举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兴国以来，科名日重，实用日轻，以至于今二百馀年，举天下之人才，一限于科目之内，入是科者，虽梼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虽周公、孔子必弃之，习之既久，上不以为疑，下不以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则上蓄缩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复议矣。故曰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不论伊傅周召如何，但使诸葛亮、王猛处此，必当自出意度，别作炉鞴以陶熔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下之才智，以共了当时之事，决不矻矻，受此纒縳也。自王导、谢安以下，随世就事，人欲于妥帖平静之中，宻致分数剂量之效，则必不敢变今之说，取今之士矣，此固无以议为也。然则用王谢之术，为之调度，亦有道乎？曰：有时于寻常尺寸之中，畧出神明特达之举，稍更闒茸已甚之习，薄伸浑厚平直之气，则犹愈于已也。盖天下之事，虽贵于法守，而亦不可以一付于法。法者，所以抑侥幸，非所以抑豪杰也。夫所谓徼幸者，其才不应得之之谓也，一人得之，衆人攀之，其门一开，不可复禁，故上之人立法以拒之，使之欲进而无隙，欲求而无辞，是则法之效也。若夫豪杰之士，其徳宜为人上，其才宜为世用，非所谓徼幸者，此法之所求，非法之所拒也，人所共服，莫敢与比，以此为例，谁敢攀之？有若是者，时出而用之，以示天下，不専以操笔弄墨取人主之官爵，则亦足以补风化隆实行，扶善人而愧恶子也。又曰：夫科目之盛，自李唐起，而唐之取士犹未尽出于此也。有上书而得官，如和逢尧、员半千之类是也，有隠逸而召用，如阳城李渤之类是也，有出于辟举，如韩愈之出于张建封、董晋是也。有出于延誉者，如吴武陵之荐杜牧之是也，至于本朝法令，始宻科场条贯，如縳胥吏，而乡举里选之意，纎悉无遗矣，然祖宗之时，犹有度外之事，如张咏当为举首而以逊其乡人，则犹有朋友之义也，宋祁当为第一，而令与兄，则犹有兄弟之恩也。延入客次，先通所为文，则犹有礼意也，李畋、张及等三人并解，则犹未立额也，此外又有陈乞之恩，聘召之礼，元佑经行之举，三舎行艺之规，则其意亦知徒文之不足以尽士矣，故孙复、苏洵之用，犹出于常法之外，而雷简夫、姚嗣宗之官，或由于特达之授，然意欲不安，而法已一定，虽或少出常度，然亦千万中之一二耳，须叟之才行，不足以胜二百年之科目也。叶适论制科曰：用科举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佑以来，能言之士有是论矣，虽然，原其本以至其末，亦未见有偶然得之者，要以为壊天下之才而使之，至于举无可用，此科举之敝法也。至于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选之尤难，使科举不足以得才，则制科者亦庶㡬乎得之矣，虽然科举所以不得才者，谓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则制举之，庶乎得之者，必其无法焉，而制举之法反宻于科举。今夫求天下豪杰特举之士，所以恢圣业而共治功，彼区区之题目记诵，明数暗数制度者，胡为而责之？而又于一篇之䇿，天文地理、人事之纪问之畧，徧以为其说，足以酬吾之问，则亦可谓之竒才矣。当制举之盛时，置学士，立师以法相授，浮言虗论，披抉不穷，号为制科习气，故科举既不足以得之，而制举又或失之，然则朝廷之求为一事也，必先立为一法，若夫制科之法，是本无意于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记诵者耳，此固所谓豪杰特起者轻视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此者，葢昔以三题试进士，而为制举者以答策为至难，彼其能之，则犹有以取之。自熙宁以䇿试进士，其说蔓延，而五尺之童子无不习言利害，以应故事，则制举之䇿不足以为能，故哲宗以为今进士之䇿有过此者，而制科由此再废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荐而不得试者，其试而不见取者，其幸而取者，其人才凡下，徃徃不逮于科举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诏而追复，不俟科举之嵗，皆得举之，将何所为乎？设之以至宻之法，与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与此者为急官爵计耳。且天下识治知言之人，不应如是之多，则三嵗以䇿试进士，使肆言而无所用，是诚失之矣。今又使制举者，自以其所谓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敷陈利害，其言泛杂，见者厌视，闻者厌聴，且士之猥多，无甚于今世，挟无以大相过之实，而冐不可加之名，则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为讥笑之具，今宜暂息天下之多言，进士无亲䇿制，举无记诵，无论著，稍稍㤀其故，歩一日天子慨然自举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骤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长无取，非唯无益而反有害也。论宏词曰：法或生于相激，宏词之废久矣。绍圣初，既尽罢词赋，而患天下应用之文，由此遂絶，始立博学宏词科，其后又为词学兼茂，其为法尤不切事实。何者？朝廷诏诰典册之文，当使简直宏大，敷畅义理，以风晓天下典谟训诰诸书是也。孔子録为经常之词，以教后世，而百世不能易，可谓重矣。至两汉诏制，词意短陋，不复仿髴其万一，葢当时之人，所贵者武功，所重者经术，而文词者，虽其士人哗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畧之大要，去刀笔吏之所能无几也，然其深厚温雅，犹称雄于后世，而自汉以来，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对偶，铭檄赞颂，循沿汉末，以及宋齐，此真两汉刀笔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谓之竒文絶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于朝廷，何哉？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聫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其人未甞知义其学未甞知方也，其才未甞中器也，操纸援笔，以为比偶之词，又未甞取成于心，而本其源流于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显，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宁之以经术造士也，固患天下习为词赋之浮华而不适于实用，凡王安石之与神宗徃反，极论至于尽摈斥一时之文人，其意晓然矣。绍圣、崇寜，号为追述，熙宁既禁其求仕者不为词赋，而反以美官诱其已任者，使为宏词，是始以经义开迪之，而终以文词蔽滛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以为宏词，则其人已自絶于道徳性命之本统，而以为天下之所能者尽于区区之曲艺，则其患又不特举朝廷之髙爵厚禄，轻以与之而已也，反使人才䧟入于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罢词赋而置词科，今词赋经义并行久矣，而词科迄未甞有所更易，是何创法于始而不能考其终，使不自为背驰也？葢进士制科，其法犹有可议而损益之者，至宏词则直罢之而已矣。理宗宝庆间，漕试薮弊，礼部侍郎曹彦约奏曰：科举之弊，莫甚于牒试而牒试之弊，莫甚于作伪。葢解额之有广狭，士子之有衆寡，广而寡者固已安，其分则狭而衆者，必思所以为之计。朝廷以承平日久，士子日盛，设为牒试之法，寛其进取之门，末节细故，未暇深察，于是改乡里以就他人之贯，改三族以认他人之亲，甚者改其祖父，改其姓氏，若得若失，尚未可知，而欺君之迹已昭，昭不可掩矣。今国子监牒试，其弊尚少，臣不知其本末，未敢遽议，惟是漕试之弊，积习既久，士大夫互相欺诈，恬不为怪壊，士之心术，莫甚于此时举摘一二尤者，而惩戒之，于事无补律，以科举之法无一可者，则更改张之不可缓也。好事者深知其不便，求其说而不得，欲増解额，则难立限制，欲均解额，则侵及他郡，欲废漕额，以益诸郡，不特旧额不等，极费区处，而所部之亲戚，故旧有决不可不避者，变旧法以起争端，终不可久，无已则有一焉？在内有职事官，朝廷之所选用也，在外有监司帅守，朝廷之所责任也。大郡之有通判，小郡之有签判，转运司之有主管文字，诸路之有川广福建，又逺地之多士子处也，与其诈伪避亲而使之冒试，孰若严其保任，而使之牒试？随其官职，分其差等，若监司、帅守可举十五人，则大郡可举十人，中下郡可举七八人，通判可举五人，主管文字与签判可举三人，川广、福建不在此位者，不过一二人，职事官之牒门客者，当如其旧，以其川广、福建牒者，郎官以上不得过下郡之数，寺监丞以下不得过通判之数，明载公牍，参以法令，如是行之，不増发解，不拂人情，而解额之狭处与士子之衆处，受其利如前日也。但前之为法，不许其保任而容其诈伪，后之为法，不容其诈伪，而许其保任其利害相去何如哉？然州县之牒，本路可以稽考，而监司帅守之牒，邻路容有泛滥。且如两浙路与江东、福建为邻，而又与淮东为邻，湖北一路与湖南、江西为邻，而又与淮西、京西䕫路为邻，若止许一处，则地里有不便，或分之数路，则涣散而无统须，合与之闗防，立为限制，应监司帅守牒过员数，并限九月三十日以前，具申礼部、礼部，总其名数，并限九月三十日具申部省，备牒御史台諌院，其弊可革矣。时诏见供职及在外带职从官，依元佑十科旧制，嵗举三人，从右正言糜洒请也。权司封郎官许应龙曰：臣闻天下固有不一之才，人主当无执一之见，葢人才之在天下，若十指，然小大长短，虽若不齐而皆适于用，兼收并蓄人，则皆有以自见而天下无不举之事，茍用一而废一，则互相倾轧，必有分朋植党之弊。夫人才不同，彼此异见，其来非一日矣，足一蹑军门，视文士如仇讐，首一戴儒冠，轻武弁如草芥，矫矫特立，则以静重为茍容，处事详审，则以刚直为沽誉，长于吏才，则以明经术者为腐儒，专于学问，则以了官事者为俗吏，少俊则以老成为迟钝寛厚，则以严明为苛刻，各分党与，判乎其不相入也。人主用才，惟求其办，吾事济吾治而已，安可主一而废？一哉？陛下建用皇极，无党无偏，耆徳者召之文，学者用之，吏事者任之，或长于将畧，或精于财计，或以循良称，或以谠直名，莫不擢用，固无一毫好恶之私，然求贤之诏屡下，剡荐之牍交驰，而人心多私，罕以实应，靖退不兢者，无由自达，单寒寡援者未免见遗，臣愿陛下开衆正而达四聪，使任荐举者悉参公论举，能其官则锡以进贤之赏，称匪其人，则加以谬举之罚，如此则真才实能皆为吾用，何事不立？惟陛下与大臣亟图之章。如愚曰：前辈谓进士一科为宰相科，则其人可知也。当时取士兼采，誉望廷唱，或先审人物，有以翰林学士之子而令覆试者，陶谷之子翰有以宰相参政之子弟而皆罢之者，李昉之子宗、吕蒙正之弟䝉亨，有以升黜未公而再行考试者王曽等言，有以取舍非当，至击鼓自陈者徐士庶有以赋落韵而特取之者李迪，有以注䟽异说而特黜之者贾边有以上书可用，而道榜皆为通判者张齐贤有以仪状秀伟而召见擢为第一者蔡齐国初取士之际，犹不拘于法也，或欲罢封弥之法范仲淹、范镇等，或欲隆学校之教欧阳修，或欲还田里之选赵师民，或欲置经明行修之科司马光，皆欲考其素履，兼采誉望，如国初之制，然时异事变，难于卒行，则亦相视太息而已，又论举主曰：择举主于未用之先，察举人于方用之始，责举主于己用之后，此祖宗之良法也。咸平初，上语李至曰：凡所举官，多闻谬滥，不若先择举主，此择举主法也。太平兴国之诏曰：九品之贱，一命之㣲，未甞专望于有司，必须召对于便殿，此察举人法也。乾徳之诏曰：除授之制书，举主姓名或不知举者，并连坐之，此责举主法也。择之于其先，则人知所劝，责之于其后，则人知所惧，天子又于其中而致察焉，则其权又不专在有司矣。祖宗朝举京朝官，委之苏易，简陈恕举御史，委之乐黄，知陈自㣲，谓其人足以堪是选也。今之逹官，不能皆伟人，一当其任，例可拣拔，亷谨者举清干，赃污者举贪浊，比之匪人，如荐贤何？祖宗朝髙惠连之绩用，面授朝官，张祥之自新，授以令长，此皆亲得于顾问者也，今之班引，特为文，具去黼座，于数十歩之外，聴唱姓名而已，旅进旅退，何以知人？若乃连坐之法，则祖宗之所严，而今日之所寛也。昔邵馀庆劾举主，邵煜举非其人，已经数宥，犹至停官，其法之严也如此，虽曰改节中变，许自陈首，而又有不在陈首之限者，今也不然罪犯已著，不可芘䕶举主，乃以陈首而免，连坐不罚而惧，能几何人？三法皆壊，而荐举之弊有不可胜言者矣，窃甞因贾黯之言而深思焉。旧制，荐人不限员数，自张易所举猥多，乃始限之，旧常参官得论荐，其后常参官不许论荐，旧以不在任及所统属，皆得论荐，其后惟在任及统属，方许论荐，是向之法疎而后之法宻矣。然天圣中，改官者止数十人，皇佑中已六七十人，至于治平，则三倍其数，法之疎者，其数省法之宻者，其数増此，其故何哉？大抵有勅举有限，举勅举者，阙其人则举，不阙则不举也，限举者毎嵗有举，虽不阙亦举也，祖宗时阙令长，则诏举令长阙，幕职则诏举幕职阙，京朝官则诏举京朝官、士大夫终身所举一二人而已，故可以选，可以责天子，亦可以闻，视自夫监官、郡守，嵗举限员，不问贤否，但欲充数一人之身，更六七任，则所举不胜其衆，限举不可行，勅举不可复善谋国者，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矣。噫！荐李师锡者凡三十馀人，擢之不次可也，而尚与循资贾积善史，用昭厯任书考荐之者，无一人终身选调可也，而特以京官与之祖宗权衡，固有出于是法之外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论堂除及资格曰，国初官人之法，文臣属中书，武臣属枢宻，太宗分中书之权而置审官院，神宗分枢宻之权而置审官西院，遂以文臣之审官为东焉，于后合东西审官之权，而归之左右尚书，文臣之差注，吏部若得专其责矣，然监司、郡守及御史省郎以上，皆中书主之，正将、副将、准备将以上，皆枢宻主之，此堂除所以为重本也，祖宗以来，资格甚严，其用某人也，必曰尝歴某资也，由守而宪，由宪而漕，由漕而三路使，而三司副使，至是方除待制焉。由正将而边守，州铨由边守州钤而边帅路钤由边帅路钤而都钤总管官，至是方选管军马，一资一级，至不轻也。自熙宁大臣引用新进，有邑宰资序而为监司郡守者，有选人未改官而亦预俊拔者，官制既行，资序止于吏部，朝廷所除，出于临时，而文臣之资格坏矣。自政和之官爵日滥，而横行之任，下及匪人，边郡之除，无异正任，官制复行武臣直博皇城使，虽枢臣莫之能改，而武臣之资格壊矣。夫待常才，以资待非常之才，以望如徒，以资而已，则盛徳善行，瑰竒伟隽之士，或拘格而迟回，然専舍资用望，则狂缪之流，矫抗之士，或以虚名进矣，其用望之弊，当有甚于资也。且祖宗之朝闻有不次而举者，有特㫖而授者，毕士安以侍读学士两迁而正端揆，宋琪以兵部员外三迁而居端揆，王显閤门使也，其正西府止于两迁，王继英客省使也，其知西府止于一迁，此固非纯用资格者，然资格终不可废也。李定以资浅入台，三舍人不奉诏，武功大夫之转横行，则绍兴廷臣深非之焉，盖资格严则入望为足贵，用望者多，侥幸者至斯，亦不足贵也已，昔范文正公为百官图以进，指其迁进迟速次序曰：如此则为叙迁，如此则为不次，噫！必有范公而后可以用资㓂。忠愍议擢指挥使吏，以例籍进，公曰：用一牙官，尚须检例，安用我辈？噫，必有㓂公而后可以用望，否则资望俱失矣。又久任论曰：官守数易弊法也，而将相之数易，监司郡守之数易，其弊为尤甚。祖宗朝，赵中令之相凡十一年，王文正之相凡十二年，向文简之相亦十年，皇佑用相逺者五七年，次者二三年，而亟用亟罢，何郯已切议之。良以道揆之任，非百官有司，比任之则勿疑，疑则勿任，祖宗朝，郭进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汉超之守闗南凡十七年，董遵晦之守通逺凡十四年，其馀或九年，或十年，或十馀年，盖不可悉数。夫阃外之任，古人所重委之也，専任之也，久则可以责其成效，擢之未㡬而迁之随至，虽有颇牧，何所用之？祖宗朝宋博转运使河东凡十一年，宋璫之知秦州凡六年，蒋元振之知白州凡七八年，在蜀者或至三任，宰相在庐者或七年不迁，而知沧州未半年而更三任授发运使，未数日而又迁谏议，则呉申力言之。夫亲民之职，不可屡易，监司一易，则扰一路，郡守一易则扰一州，令宰一易，则扰一县，送故迎新，劳扰万状，五日京兆奸者侮之，虽百龚黄，何所容其技耶？祖宗朝曰相、曰将，曰监司，曰守令，无一不乆其职者，正为是也，不宁惟是张质之在枢密五十年，王贻永为枢密十五年，古之以司马为氏，不过是也。陈恕之在三司十二年，李士衡之任，管计二十年，古之以仓库为民，不过是也。赵师民、杨安国之在经筵，或十馀年或二十七年，所以养君徳者多矣，司马光、刘温叟之在台谏，或五年或十二年，所以格君心者乆矣，张师徳九年在西掖章徳象十二年在翰林，所以出纳王命者当矣，虽然亦视其才徳如何？宋琪自外郎嵗中三迁为真相何敏中自外郎嵗中三迁为真相，向敏中自外郎百馀日正西府，可以速则速，又不容以乆任之法拘之。孙洙论资格曰：三代而下，选举之法纷纷其始，终一切皆失者，其国家资格之制乎？今贤材之佚于下者，资格阂之也。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士之寡亷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资格之人衆也，万事之所以抏弊，百吏之所以废弛，法制之所以頺烂，决溃而不之救者，皆资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贤大徳也，非以私厚其人，将使之辅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独乐其身，将以振生民之穷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贵仕，君子侧身而困卑，位贤者戴不肖于上，而愚者役智者于下爵，不考徳禄不授能，故曰贤材之伏于下者，资格阂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嵗月而防之矣，力不足以称其位，増累考级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实，故曰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今夫计嵗阀而争年劳者，日夜相鬭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级，则摄衣而羣争诉矣，其甚者，或怀黄敇而置于丞相之前也，其行义去市贾者亡㡬耳。故曰士之寡亷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来而暴一邑，既嵗满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赃败至死不黜，虎吏劘牙而食于民，贤者郁死于岩穴，而赤子不得养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者，资格之人衆也。夫资格之法，起于后魏崔亮，而复行之于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当世固已罪之，不待后人之讥矣，然而行之，前世不过数十年者也，后得称职者，矫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资格之弊，流漫根结，踵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来者不知矫，故曰万事抗弊，百吏废弛，法制頺烂，决溃而不之救也，虽然，不无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蠢愚而废滞者也，便之者，耋老而庸昏者也，而于天下国家焉，则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选部者，亦以是法为简而易守也，百品千羣，不复铨叙人物而综核功实，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庙堂者亦以是法为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职列籍，按氏差第，日月还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冐而贤，材去愈逺，可为太息也。为今之急，诚宜大蠲弊法，简拔异能爵，以功为先后，用以才为序次，无以积勤累劳者为髙叙，无以深资乆考者为优，选智愚以别善否，陈前而万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尝闻也。林駉曰：有文学，有武学，养之于未用之先也，有文选，有武选，用之于既养之后也，然则科举之法既有文学矣，焉可不设武举乎？宋朝制科有六，而武事居其二，又外置武举以待方略武勇之士，时盖天圣七年也，行之二十年而罢，罢之十有五年而复，是故以策论定去留，以弓马定髙下宝元制也。先试大义，次试时务边防策，又别试弓马，熙宁制也。以此而取士，则其得人当不居唐之郭子仪下，而或者犹曰弓马不过麄材，策论亦为无用。苏老泉之论，谓不若方畧有谋者之可用也，武举者蹶张驰射，侪于卒伍，稍有亷耻则焉，肯为富文忠公之论，谓不若威果武略之堪任将帅也，是则然矣，然亦尝观嘉佑议臣之奏乎：今朝廷所闻稍有声称者，皆由武举而得，此其所取，岂得谓之无益于世者？如富如、苏之论，特不过谓来者猥多，取者不择，而豪杰之士有不屑就焉尔，如执此以议武举，君子谓之不知务。李日华曰：宋三年一郊，官无大小皆荫子，其各自转考必荫荫授之官，又行荫典。凡一官出身，子孙弟侄以及外孙与甥，惟不及壻耳。两制大臣平生有濒死之疾，遇医得起者，有恩可推，亦准本官陈乞，何其滥也？

金世宗大定初，每季选人至吏部，托以检閲旧籍，谓之检卷，有留滞，至后季尚不得去者，髙衎三为吏部，知其弊，及授尚书，嵗馀铨事修理，选人便之。十九年九月，命各道提刑按察司举亷能吏，加等迁叙，监察御史魏初曰：旧制，常参官、诸州刺史上任三月，举一人自代，况风纪之职，与常员异，请自今监察御史、按察使官，在任一嵗，各举一人自代，所不当有罚，不惟砥砺风节，亦可为国得人。章宗明昌初，上封事者乞乡，以八行贡春官，及设制举宏词，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户部尚书邓俨等谓：成周乡举里选，法卒不可复，设科取士，各随其时，八行者乃亡。宋取周礼之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加之以中和为八也。凡人之行，莫大于孝亷，今已有举孝亷之法，及民有才能徳行者，令县官荐之，犯十恶奸盗者，不得应试，亦六徳六行之遗意也。夫制举宏词，盖天子待非常之士，若设此科，不限进士，并选人试之中选，擢之台阁则人自勉矣。从之，于是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学宏材逹于学政等科，聴内外文武六品以下职官，无公私过者，从内外五品以上荐于所属，诏试之，若草泽士徳行为乡里所服者，则从府州荐之。三年，平章政事完顔守贞言：「经童之科，非古制也。自唐诸道表荐，或取五人或十人，近代宋仁宗以为无补，罢之。本朝皇统间，取及五十人，因以为常，天徳时或废，今复置取，辄以百数，恐乆积多，不胜铨拟，乞约取之。帝曰：「若所诵皆及格，如何？守贞曰：视幼最诵而不讹者，精选之，则数亦不多也。复问参知政事胥持国，对曰：「所诵通否易见，岂容其滥？帝曰：限以三十或四十人，若百人皆通，亦可复取其精者。持国曰：是科盖资教之术耳。夫幼习其文，长玩其义，使之莅政，人才出焉，如中选者，加之修习进士举业，则所记皆得为用，臣谓可勿令遽登仕途，必习举业而后官之，若能擢进士第，自同进士任用，如中府荐，或㑹试，视其次数，优其等级，㡬举不得荐者，从本科出身，似可以激劝而得人矣！时又特赐棣州孝子刘瑜、锦州孝子、刘庆佑绢粟，旌其门闾，复其身，因问宰臣从来孝义之人，曽官使者㡬何？守贞以世宗时刘政对，且言若辈多淳质不及事。帝曰：岂必尽然？孝义之人，素行已备，稍可用，即当用之，后虽有希觊作伪者，然伪为孝义，犹不失为善。其检勘前后所申有可用者，具以闻。八月，有司奏：宁海州文登县王震孝行，以尝业进士，并试其文，特赐同进士出身，仍注教职一等职任。十一月，尚书省奏：益都府举王枢，事亲至孝，兼博学善书，特赐同进士出身，附王泽榜。宣宗贞佑四年三月，监察御史完顔素兰言：臣近被命，体问外路官亷干者，拟以差遣，若懦弱不公者罢之，具申朝廷，别议拟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虽令罢去，不过止以待阙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盖徒有选贤之虚名，而无得人之实迹。古语云：县令非其人，百姓受其殃，今若后官更劣，则为患滋甚，岂朝廷恤民之意哉！夫守令，治之本也，乞命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举堪充司县长官者，仍明著举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赏罚，庶㡬其可。乃诏随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二嵗举县令一人。时御史中丞李英又言，兵兴以来，百务皆弛，其要在于激浊扬清，奬进人才耳。近来改定四善十七最之法，徒为虗文，大定间，数遣使分道考察，亷能，当时号为得人，愿改前日徒设之文，遵大定已试之效，庶㡬人人自励，以为国家用。从之。兴定二年，赐经义进士王彪等十三人，及第，时谓宰臣曰：从来廷试进士，日晡后即遣出宫，恐文思迟者不得尽其才，令待至暮时。及览彪，程文爱其词藻，咨嗟乆之。至五年三月，省试经义进士，考官于常格外，多放乔松等十馀人，有司奏请驳放。帝以旱伤和气，不许。按李世弼金登科记序略曰：金天㑹改元，始设科举，有词赋，有经义、有同进士，有同三传，有同学究，凡五等。词赋初以经、传、子、史内出题次，又令逐年改一经，亦许注内出题，以诗、书、易、礼、春秋为次，循辽旧也。天眷三年，于析津府试，天徳三年，始亲试于两京，贞元二年迁都于燕，自后止试于析津府。正隆二年，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明昌二年改令五经子史内出题，仍与本传。此词赋之大略也。经义初试于真定府所放，号七十二贤榜后及蔚州析津令易书、诗、礼、春秋，専治一经内出题，盖循宋旧天徳三年罢，此经义之大略也。天眷三年，令大河以南别开举场，谓之南选。贞元三年迁都，遂合南北通试于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开科，立定程，限日月，更不择日。府试，初分六路，次九路，后十路，此日月路分格也。天徳二年，诏举人乡、府、省御四试中第，明昌三年，罢去御试止三试中第，府试五人取一，依大定例，不过五百人。后以举人渐多，㑹试四人，取一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御试，取奏㫖，此场数人数格也。天眷三年，析津放第于广阳门西一僧寺唱名，迁都后于宣阳门唱名，后为定例，此唱名之格也。明昌初，五举终场人直赴御试，不中者，别作恩榜，赐同进士出身。㑹元御试不中者榜末安插，府元被黜者，许来举直赴部。又贞佑三年，终场人年五十以上者，即行该恩，此该恩之格也。大定三年，孟宗献四元登第，特授奉直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馀皆从仕郎，后不为例。明昌间，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状元授十一官，第二人授九官，馀皆授三官，此授官之格也。进士第一，授丞簿军防判，第二授县令。此除授之格也。五朝文献通考曰：金进士之制特重，而诸纪中于廷试事多阙而不书，孙承泽春明梦馀録友学典，惟载李世弼一序，而其言与金史颇有异同，未知孰是而特赐人姓氏之可见者？天徳前苏保衡以宗衡荐赐进士出身，天徳中，曹望之以户部郎中特赐进士及第。世宗朝，则有完顔匡以太孙侍读试进士不中，赐及第。章宗朝则有胡光谦、㳺总、孔端甫、魏汝翼、刘震亨、崔秉仁、翟驹、齐文乙、孙可乆、陈信仁、董戣、李天祺、康晋、侯时琦、刘挚升、傅砺、赵挚、田扈方、张介然、李贞固等，并以学行举光谦、端甫、汝翼介然赐进士及第，馀俱赐同进士出身。宣宗兴定五年，康琚以林州行元帅府经歴官，乞赴廷试，赐进士及第。哀宗天兴二年，王辅以下十六人并以终场赐进士出身，若海陵时，孙梅以贵妃唐古鼎、格家奴赐进士及第，则滥甚矣！

钦定续通典卷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