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食货五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通典巻五

食货

屯田上唐。　五代　宋　辽　金唐德宗建中初，宰相杨炎请置屯田于丰州，发关辅民凿陵阳渠以增溉，京兆尹严郢尝从事朔方，知其利害，以为不便，疏奏不报。郢又奏：五城旧屯，其数至广，以开渠之粮贷诸城，约以冬输，又以开渠功直布帛先给田者，据估转榖，如此，则关辅免调发，五城田辟，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时杨炎方用事，郢议不用。宪宗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可省度支漕运及絶和籴欺隐，宪宗称善，乃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出赃罪吏九百馀人，以耒耜、耕牛假种粮，使偿所负粟。二岁大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耕百顷，就髙为堡，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馀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馀里，岁收粟三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馀万缗。重华入朝，奏请益开田五千顷，法用人七千，可以尽给五城，㑹李绛已罢，后宰相持其议而止。至宪宗末，天下营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间苦之。穆宗即位，诏还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田者，给三之一以终身。灵武、邠宁土广肥而民不知耕，文宗太和末，王起奏立营田，后党项大扰，河西邠宁节度使毕諴亦募士开营田，岁收三十万斛，省度支钱数百万缗。贞观、开元后，边土西举髙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縁边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于是始有和籴。

周太祖广顺三年敇，悉罢戸部、营田务，以其民隶州县，其田庐牛农器，并赐见佃者为永业。自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营田以耕旷土，其后又募高赀戸，使输课佃之，戸部别置官司，总领不𨽻州县，或丁多无役，或容庇奸盗，州县不能诘，梁太祖击淮南，掠得牛以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歴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㑹閤门使、知青州张凝请罢营田务，李榖亦以为言，遂敇罢之。

宋太宗端拱二年，六宅使何承矩请于顺安砦西引易河筑堤为屯田，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积潦蓄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㑹沧州临津令闽人黄懋上书，言闽地唯种水田，縁山导泉，倍费功力，今河北州军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效，三五年间，公私必大获其利。诏承矩按视，还奏如懋言，遂以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懋为大理寺丞，充判官，发诸州镇兵一万八千人给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顺安等军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初年种稻，值霜不成，懋以晩稻九月熟，北霜早而地气迟，江东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种课令种之，是岁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议，沮之者颇衆，武臣习攻战，亦耻于营葺，既种稻不成，羣议愈甚，事几为罢。至是，承矩载稻穂数车，遣吏送阙下，议者乃息。又度支判官陈尧叟等言：「汉、魏、晋、唐于陈、许、邓、颍暨蔡、宿、亳至于寿春，用水利垦田，陈迹具在。请选官大开屯田，以通水利，发江、淮下军散卒及募民充役，给官钱市牛，置耕具，导沟渎，筑防堰，每屯十人，给一牛治田五十亩，虽古制一夫百亩，今且垦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复也。亩约收三斛，岁可收十五万斛，七州之间置二十屯，可得三百万斛，因而益之。数年可使仓廪充实，省江淮漕运」。帝覧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丞何亮乗传按视经度。真宗咸平中，大理丞王宗旦请募民耕颍州陂塘荒地凡千五百顷，部民应募者三百馀戸，诏令未出租税，免其徭役，然无助于功利。而汝州旧有路南务内园兵人种稻，至是，命京朝官专掌，募民二百馀，自备耕牛，立团长垦地六百顷，导汝水灌溉，岁收二万三千石。又知襄州耿望请于旧地括荒田，置营田，上中下三务，调夫五百筑堤堰，仍集邻州兵每务一百人，荆湖市牛七百分给之，是岁，种稻三百馀顷。四年，陜西转运使刘综亦言宜于古原州建镇戎军置屯田，今本军一岁支给刍粮四十馀万石束，约费茶盐五十馀万，倘更令逺民输送，其费益多。请于军城四面立屯田务，开田五百顷，置下军二千人，牛八百头耕种。又于军城前后及北至水峡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无寇则耕，寇来则战。就命知军为屯田制置使，自择使臣充四砦监押，每砦五百人充屯戌。从之。既而原、渭州亦开方田，戎人内属者，皆依之得安其居。是时兵费浸广，言屯营田者輙诏边臣经度行之。顺安军兵马都监马济请于靖戎军东壅鲍河开渠入顺安、威虏二军，置水陆营田于其侧，命莫州部署石普䕶其役。知保州赵彬奏，决鸡距泉，自州西至蒲城县分徐河水南流注运渠，广置水陆屯田，诏驻治都监王昭逊共成之。自是定州亦置屯田。五年，罢襄州营田下务。六年，耿望又请于唐州赭阳陂置务如襄州，岁种七十馀顷，方城县令佐掌之，调夫耘耨。景德二年，令縁边有屯营田州军长吏，并兼制置诸营田屯田事，旧兼使者如故。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顺安军营田务为屯田务，凡九州军，皆遣官监务置吏属，淮南、两浙旧皆有屯田，后多赋民而收其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虽有其实，而嵗入无几，利在蓄水，以限戎马而已。天禧末，诸州屯田总四千二百馀顷，河北岁收二万九千四百馀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继右正言田况言，镇戎原渭，地方数百里，旧皆民田，今无复农事，可即其地大兴营田，以其兵之不习战者分耕五百人为一堡，三两堡置一营，田官领之，播种以时，农隙则习武事，䟽奏不用，后乃命三司戸部副使夏安期等议，并置边屯田，迄不能成。神宗熈宁三年，著作佐郎王韶言，渭原城而下至秦州，成纪，旁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无虑万顷，治千顷可得三十万斛，因知秦州李师中等奏韶妄指实无其地，降韶官。其后韩镇知秦州，乃言实有古渭砦地空地四千馀顷，遂复韶故官，从其所请行之。明年，河北屯田司奏丰岁屯田，入不偿费，于是诏罢縁边水陆屯田务募民租佃，收其兵为州厢军。时陜西多旷土未耕，屯戍不可撤逺，方有输送之勤，知延州赵卨请募民耕，以纾朝廷忧，诏下其事，经略安抚使郭逵言懐宁砦所得地百里，以务弓箭手无闲田，卨又言之，遂括地得万五千馀顷，募汉蕃兵几五千人，为八指挥，诏迁卨官，赐金帛，而熈州王韶又请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以山坡地招蕃兵弓箭手，每砦五指挥，以二百五十人为额，人给地一顷，蕃官二顷，大蕃官三顷。七年，以熈河多良田，诏委提㸃秦鳯路刑狱郑民宪兴营田，许奏辟官属以集事，枢宻使吴充上疏曰：「今之屯田，诚未易行，古者一夫百畆，又受田十畆为公田，莫若因弓箭手仿古助田法行之，熈河四州田无虑万五千顷，十分取一以为公田，大约中岁畆一石，则公田所得十五万石，官无屯营牛具廪给之费，借用衆力而民不劳，大荒不收而官无所损，省转输，平籴价如是者，其便有六，而提㸃刑狱郑民宪言，祖宗时，屯营田皆置务，屯田以兵，营田以民，固有异制。然襄州营田既调夫矣，又取邻州之兵，是营田不独以民也，边州营田，不限兵民，皆取给用，是屯田不独以兵也，至于招弓箭手不尽之地，复以募民，则兵民㕘错，固无异也。而前后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诸郡括牛，或兵民杂耕，或诸州厢军不习耕种，不能习水土，颇致烦扰，至于岁之所入，不偿其费，遂又报罢，惟因弓箭手为助田法，一夫受田百亩，别以十亩为公田，俾之自备种粮功力，岁亩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无廪给之费，民有耕凿之利，若可以为便，然弓箭手招至者，未安其业，而种粮无所仰给，又责其借力于公田，虑人心易揺，乞候稍稔推行。九年，诏熈河弓箭手耕种不及之田，经略安抚司㸃厢军耕之官，置牛具农器人一顷，岁终㕘较弓箭手、厢军所种优劣为赏罚，弓箭手逃地并营田，召佃租课，许就近于本城砦输纳，仍免折变支移。元丰二年，改定州屯田司为水利司，及章敦筑元州，亦为屯田务，其后遂罢之，募民租佃，役兵各还所𨽻。五年，诏提举熈河等路弓箭手营田蕃部共为一司，𨽻泾原制置司提举熈河营田康识言，新复土地，乞命官分画疆界，选知田厢军人，给一顷耕之，馀悉给弓箭手，人加一顷，有马者又加五十亩，每五十亩为一营。四保砦见缺农作厢军，许于秦鳯、泾原熈河三路选募厢军及马逓铺卒，愿行者，人给装钱二千，诏皆从之。知太原府吕惠卿尝上营田疏曰：今葭芦、米脂里外良田不啻一二万顷，夏人名为真珠山七寳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则两路新砦其费已不尽资内地，况能尽辟之乎？前此所不敢进耕者，外无捍卫也。今于葭芦、米脂相去一百二十里间，各建一砦，又其间置小堡铺相望，则延州之义合白草与石州之吴堡，尅明以南诸城砦千里，边面皆为内地，而河外之州，荒闲之地，皆可垦辟，以赡军用，凡昔为夏人所侵，及苏安靖弃之，以为两不耕者，皆可为法耕之，于是就籴河外，而使河内之民被支移者，量出脚乗之，直革百年，逺输贵籴，以免困公之弊，财力稍丰，又通葭芦之道于灵州之神木，其通堡砦亦如葭芦、米脂之法，而横山膏腴之地，皆为吾有矣。七年，恵卿雇五县耕牛，发将兵外䕶而耕，新疆葭芦、吴堡间膏腴地号木𤓰原者，凡得地五百馀顷，麟、府、丰州地七百三十顷，弓箭手与民之无力，及异时两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顷，恵卿自谓所得极厚，可助边计，乞推之陜西。八年，枢宻院奏去年耕种木𤓰原，凡用将兵人马之费，所收禾粟荞麦，不偿所费，因诏止恵，卿其河东进筑堡砦，自麟石、鄜延南北近三百里，及泾原环庆熈河兰㑹新复城砦地土，悉募厢军配卒耕种免役。已而营田司使言，诸路募发厢军，皆不娴耕作，遂各遣还其州。高宗绍兴元年，知荆南府解潜奏辟宗纲樊賔措置屯田，诏除宗纲充荆南府、归峡州、荆门公安军镇抚使司措置五州营田官，樊賔副之，渡江后营田盖始于此。其后荆州军食仰给，省县官之半焉。三年，懐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仿古屯田，凡军士相险隘，立堡砦，且守且耕，耕必给费，敛复给粮，依助田法，馀并入官。凡民水田亩赋税米一斗，陆田豆麦夏秋各五升，满二年，无欠给为永业，兵民各处一方，流民归业寖衆，亦置堡砦屯聚之。凡屯田事，营田司兼之，营田事，府县兼之，廷臣因规奏推广，谓一夫受田百亩，古制也，今荒田甚多，当听百姓请射，其有阙耕牛者，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曵一犁，凡受田五人为甲，别给蔬地，五亩为庐舎场圃，兵屯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县令主，以岁课多少为殿最，下诸镇推行之，诏江东西宣抚使韩世忠措置建康营田，如陜西弓箭手法。世忠言沿江荒田大半有主，难如陜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议，仍蠲三年租，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诏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其徭役科配并免五年。诏淮南、川陜、荆襄屯田。六年，都督张俊奏改江淮屯田为营田，凡官田、逃田并拘籍，以五顷为一庄，募民承佃。其法：五家为保，共佃一庄，以一人为长，每庄给牛五具，耒耜及种副之，别给十亩为蔬圃，贷钱七十千，分五年偿。命樊賔王弗行之。寻命五大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玠及江淮、荆襄利路师悉领营田使，迁賔司农少卿、提举江淮营田，置司建康，弗屯田，员外郎副之，官给牛种，抚存流移，一岁中收榖三十万石有竒，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监中岳李寀及王弗皆言营田之害，张俊亦觉其扰，请罢司，以监司领之。于是诏帅臣兼领营田。九月，以川陜宣抚吴玠治废堰营田六十庄，计田八百五十四顷，岁收一十五万石以助军储，赐诏奨谕。二十二年，督视湖北京西军马汪澈言：「荆湖两年屯守襄、汉，粮饷浩瀚。襄阳古有二渠长渠溉田七千顷，水渠溉田三千顷，兵后堙废。今先筑堰开渠，募边民或兵之老弱耕之，其耕牛、耒耜、种粮，令湖北、京西转运使措置，既省馈运，又可安集流亡」。从之。孝宗隆兴元年，臣僚言：州县营田之费，其说有十，曰：择官必审，募人必广，穿渠必深，乡亭必修，器用必备，田处必利，食用必充，耕具必足，定税必轻，赏罚必行，且欲立赏格以募人，及住广西马纲三年以市牛。㑹有诉襄阳屯田之扰者，上欲罢之。工部尚书张阐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以其无耕田之民，而课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强之百姓，于是百姓舎已熟田，而耕官生田，或逺百里徴呼以来，或名双丁，而役其强壮，老稚无食，一方骚然，罢之诚是也。然自去岁以来，置耕牛农器，修长水二渠，费已十馀万，一旦举而弃之，则荆襄之地终不可耕也。比见两淮归正之民，动以万计，官不能给食，则老弱饥死，强者转而之他。若使就耕荆襄之田，非唯可免流离，抑使中原之民闻之，知朝廷有以处我，率皆襁负而至矣。异时垦辟既广，取其馀以输官，实为两便」。诏除见耕者依旧，馀令虞仲文同王珏措置。二年，江淮都督府㕘赞陈俊卿言：欲以不披带人择官荒田，标旗立砦，多买牛犁，纵种其中，官不收租，人自乐从。数年之后，垦田多则榖必贱，所在有屯则村落无盗贼之忧。军食既足，则馈饷无转运之劳，此诚经久守淮之策」。诏从之。乾道五年，四川宣抚使郑刚中拨军耕种，以歳收租米，对减成都路对籴米一十二万石赡军，然兵民杂处村疃，为扰百端，又数百里，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代者，民甚苦之。知兴元府晁公武欲以三年所收最高一年为额，等第均数召佃放兵及保甲以䕶边，从之。八月，诏镇江都统司及武锋军三处屯田兵并拘收入队教閲。六年，罢和、扬州屯田。八年，复罢庐州兵屯田。淳熈十年，鄂州、江陵府驻札副都统制郭杲言：「枣易屯田兴置二十馀年，未能大有益于边计，非田有不良，葢人力有所未至。今边陲无事，正宜修举，为实边之计，本司有荒熟地七百五十顷，乞降钱三万缗，收买耕牛、农具，便可施功，如将来更有馀力，可括荒田接续开垦」。从之。光宗绍熈元年，知和州刘炜以剰田募民充万弩手分耕。宁宗嘉定三年，国子监司业刘爚接伴金使于盱眙军还，言：「两淮之利，藩蔽江南干戈盗贼之后，宜加经理，必于招集流散之中，就为足食足兵之计。淮东地平博膏腴，有陂泽水泉之利，而荒芜实多，其民劲悍勇敢，习边鄙战鬬之事而安集者，诚能经画郊野，招集散亡，约顷亩以授田，使无广占抛荒之患，列沟洫以储水，且备戎马驰突之虞，为之具田器，贷种粮，相其险易，聚为室庐，使相保䕶，聨以什伍，教以击刺，使相纠率，或乡为一团，里为一队，平居则耕，有警则守，有馀力则战」。帝嘉纳之。七年，以京西屯田募人耕种。十三年，四川宣抚使安丙、总领任处厚言：「绍兴十五年，诸州共垦田二千六百五十馀顷，夏秋输租米一十四万一千馀石，饷所屯将兵，罢民和籴，为利可谓博矣。乾道四年，以从屯兵归军教阅，而营田付诸州募佃，遂致租利䧟失，骄将豪民，乗时占据，其弊不可概举。今豪强移徙，田土荒闲，正当拘种之秋，合自总领所与宣抚使措置其逃絶之田，关内外亦多有之，为数不赀，其利不在营田之下，乞并括之。十五年，诏江淮、荆襄、四川制置监司条画营田来上。十七年，复命淮东西湖北路转运司提督营屯田。理宗端平元年，命王旻守随州，王安国守枣阳，蒋成守光化，杨恢守均并益兵饬备，经理唐、邓屯田。又以臣僚言，屯五万人于淮之北，且田且守，置屯田判官一员，经纪其事，暇则教以骑射，初弛田租三年，又三年，则取其半。知大宁监邵潜言：「昔郑刚中营于蜀之关隘，杂兵民屯田，岁收粟二十馀万石，是后屯田之利既废，粮运之费益增，宜诏帅臣纵兵民耕之，所收之粟计直以偿之，则总所无转输之苦，边关有储峙之丰，战有馀勇，守有馀备矣」。从之。嘉熈四年，孟珙为宣抚四川兼屯田大使，军无宿储，遂大兴屯田，调夫筑堰，募农给种，首秭归，尾汉口，为屯二十，为荘百七十，为顷十八万八千二百八十。上屯田始末与所减劵食之数，降诏奨谕。又令流民于边江七十里内分田以耕，遇警则用以守江，于边城三五十里内亦分田以耕，遇警则用以守城，在砦者则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砦，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则以所收十之三归其主，俟三年事定，则各还原业。淳佑十二年，诏襄樊已复措置屯田，修渠堰寳佑。三年，诏拨封椿库十八界㑹十万，银二千两，付李梦康措置襄阳屯田。又诏沿边耕屯，课入登羡，管屯田官推赏，荆襄、两淮及山砦如之。度宗咸淳元年，诏曰：「淮、蜀、荆、襄之民所种屯田，既困重额，又困苛取，流离之馀，口体不充，及遇水旱，收租不及，而催输急于星火，民何以堪？其日前旧欠并除之，复催者以违制论。

辽太宗㑹同五年，诏以契丹分屯南边，圣宗统和十二年，赐南京统军司，贫户耕牛耶律昭，言西北诸郡，每当农时，一夫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糺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一遭冦掠，贫穷之室，春夏赈恤，吏多杂以糠粃，重以掊克，不过数月，又复告困，且畜牧者，富国之本，有司防其隐没，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兼以逋亡戍卒，随时补调，不习风土，故日积月损，驯至耗竭，为今之计，莫若赈穷薄赋，给以牛种，使遂耕获，置游兵以防盗掠，颁俘获以助伏腊，散畜牧以就善地，期以数年，富强可望，时皆以为切论。太平七年，诏诸屯田在官斛粟不得擅贷，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输赋税。兴宗重熈十三年，诏选南北府兵，富者援山西路，馀屯田于天徳军。道宗大安初年，西蕃多叛，上欲为守御计，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唐古率衆田胪朐河侧，歳登上熟，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

金太祖收国元年，败辽军于阿娄冈，获其耕具数千，给赐诸军。天辅五年二月，分诸路明安、穆昆之民万戸屯㤗州，赐耕牛五十。其时伐辽取㤗州，徙辽降人居之，命千戸穆昆、宗雄按视泰州地戸，宗雄包其土来奏曰：「其土如此，可种植也」。由是徙万家屯田泰州，以博勒和为都统。太宗天㑹九年，诏新徙戍，边戸乏耕牛者，给以官牛，别委官劝督田作，其续迁戍戸在中路者，姑止之，即其地种艺，俟毕获而行，及来春农时至戌所，熈宗天眷初年，以既取江南，虑中原士民懐贰，始创屯田军，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戸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春夏量给其衣，遇出师始给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陇之北俱有之，皆筑垒于村落间。世宗大定三年，以正隆兵兴，农桑失业，明安、穆昆屯田多不如法，遣戸部侍郎魏子平等分道劝农。二十一年，以山东路所括民田，分给女真屯田人戸，又时以黄河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遣使安置屯田民，时帝意不欲明，安穆昆人戸与民戸杂居，凡山东两路屯田与民田互相犬牙者，皆以官田对易，御史中丞张九思言，屯田明安人戸为盗徴偿，家贫輙卖屯地，凡家贫不能徴偿者，止令事主以其地招佃，收其租入，估价与徴偿相当，即以其地还之。临洮尹完顔让亦论屯田贫人徴偿卖田，乞用九思议，诏可。二十二年，以山东屯田戸邻于边鄙，命聚之一处，俾恊力耕种。章宗明昌元年，勅当军人所授田，止令自种力不足者，方许承佃，亦止随所産纳租，其有自愿折钱输纳者，从民所愿，不愿承佃者，毋强。又勅，随处系官闲地百姓已请佃者仍旧，未佃者，付明安穆昆屯田。承安二年，差戸部郎中李敬义往临潢等路规画农事，旧令军人所授之地，不得租赁于人，违者苗付地主。五年，中都、山东河北屯驻军人地土不赡官田，多为民所冐占，主兵者，言比岁征伐，军多败衂，尽由屯田地寡不免饥寒，故无鬬志，愿括民田之冐税者分给之，则士气自倍。朝议已定，平章政事张万公独上书言其不可者五，大略以为军旅之后，疮痍未复，百姓拊摩之不暇，何可重扰？一也。通检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尽，适足増猾吏之弊，长告讦之风，二也。浮费侈用，不可胜计，推之以养军，可敛、不及民而无待于夺民之田，三也。兵士失于选择强弱不别，而使同田共食，振励者无以尽其力，疲劣者得以容其奸，四也。夺民而与军，得军心而失天下心，其祸有不可胜言者，五也。必不得已，乞以冐地之已括者，召民莳之，以所入赡军，则军有坐获之利，而民无被夺之患矣。书奏，不报，命枢宻使宗浩、礼部尚书贾铉佩金符，行省山东等路，括地给军，凡得地三十馀万，给军顺天军节度使张行简上言：「比者括官田给军，既一定矣，有告欲别给者，輙从其告，至今未已，名曰官田实取之民以与之。臣所管已拨深泽县地三百馀顷，复告水占沙鹻者三之一，若悉从之，何地可定？臣谓当限以月日，不许再告为便，下尚书省议，奏请如实有水占河塌不可耕种，按视覆同，然后改拨。若沙鹻瘠薄，当凖已拨为定制。曰可。泰和四年定制，所拨地止十里内者，自种之，每丁四十亩，续进丁同此，馀者许令便宜租赁。及两和分种，违者钱业还主。五年二月，帝又闻六路括地时，其间屯田军戸多冐民増口，以请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输税赋，虚抱物力者，应诏陈言，人多论之，遣官分清，追照案凭，尚书省奏遣官徒滋讼言，乃令虚抱税石已输送入官者，于税内续扣之。宣宗贞佑三年，以时方南迁，徙河北军戸于河南，议所以处之者，宰臣言当指官田及牧地分畀之。已为民田者，则俟秋获后，仍日给米一升，折以分钞。大常丞舒穆噜世绩曰，荒田牧地耕辟费力，夺民素垦，则民失所。帝欲从宰臣议，侍御史刘元规复上言，帝乃罢之。后因北方侵及河南，尽起诸路军戸南来，共图保守，复议得军粮之术，或益赋，或与军田，二者孰便㕘政？髙汝砺言：河南官民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一旦夺之，何以自活？小民易动难安，一时避赋，遂有舍田之言，及与人又复悔悔，则忿心生矣。如山东拨地时，腴地尽入富家，瘠者乃付贫户，无益于军而民有损，惟当倍益官租以给军食，复以系官荒田牧地，量数与之，令其自耕，则民不失业，官不厉民矣。从之又言河北军戸徙居河南者几万口，疑当作百万口，或系史之误人日给粟一升，歳费三百六十万石，半以给直，犹支三百万疑当作「二百万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嵗租计一百五十六万，乞于经费之外，倍徴以给之，帝命右司谏冯开等五人分行诸郡，就授以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人三十亩。至十一月，又以括荒田及牧马地给军事，命汝砺总之，汝砺还奏：今顷亩之数较之，旧籍甚少，复多瘠，恶不可耕，又僻逺之处，必徙居以就之，彼皆不能自耕，必以与人，又当取租于数百里之外，况今农田且不能尽辟，岂有馀力以耕，丛薄交固，草根紏结之荒地哉？询诸军戸，皆欲得半，粮犹足自养，得田不能耕，复罢其廪，将何所頼？臣知初籍地之时，未尝按阅其实，所以不如其数，不得其处也，若复考计州县，必各妄承风㫖，追呼䆒讦以应命，不足其数，则妄指民田以充之，所在又骚然矣。今民之赋役，三倍平时，飞挽转输，日不暇给，而复为此举，将何堪之？且军户蹔迁，行有还期，何为以此？病民病民，而军获利，犹不可为，况无所利乎？遂诏罢给田，但半给粮，半给实直焉。四年，复遣官括河南牧马地，既籍其数，帝命省院议所以给军者，宰臣言：今军户当给粮者四十四万八千馀口，计当口占六亩有竒，继来者不与焉，相去数百里者，岂能以六亩之故逺来？兼月支口粮，不可遽罢，臣等窃谓军戸愿佃者，即当计口给之，其馀僻逺不愿者，宜凖近制，系官荒地许军民耕辟例，令军民得占莳之。院官言：牧马地少，且久荒难耕，军戸复乏农器，不给之则，彼自支粮外，更无从得食，非蓄锐待敌之计，给之则未能遽减其粮，若得迟以歳月，俟颇成伦次，亦渐可以省官廪，今夺于有力者，即以授之，其无力者恐无以耕。乞令司县官劝率民者，借牛破荒，至来春然后给之，司县官能率民户以助耕而无骚动者，量加官赏，庶几有所激劝。宰臣又言：「若如所言，则司县官贪慕官赏，必将抑配以扰民，况民家之牛，量地而畜之，比年以来，农功甫毕，并力转输，犹恐不及，岂有暇耕他人之田？唯如前奏为便。诏再议之，乃议民有能开牧马地及官荒地作熟田者，以半给之为永业，半给军戸奏可，省臣又奏：自古用兵，且耕且战，是以兵食交足。今诸帅分兵不啻百万，一充军伍，咸仰于官，至于妇子居家，安坐待哺，盖不能屯田为经久之计也。愿下明诏，令诸帅府各以其军耕耨，亦以逸待劳之策。诏从之。兴定二年，帝谕枢宻院曰：「中京商虢诸州军人愿耕屯田，比已括地授之，闻徐宿军独不愿受，意谓予田必絶其廪给也，朕肯尔耶？其以朕意晓之」。因命诸军徧授屯田。邳州行省侯挚言：「东平以东，屡经残毁，邳海之间，贫民失业者甚衆，日食野菜，无所依倚，恐因而啸聚以益敌，乞募边为兵，自十月给粮，使充戍役，至二月罢之，人授地三十亩，贷之种粒，而騐其收获，量数取之，逮秋，复𨽻兵伍，且战且耕，公私交利，亦望被俘之民易于招集也。至三年，籍邳海等州义军及胁从归国而充军者，人给地三十亩，有力五十亩，仍蠲差税，日支粮二升。四年，移刺，不言军戸自徙河南，数歳尚未给用，兼以移徙不常，莫得安居，故贫者甚衆。请括诸屯处官田，人给三十亩，仍不移屯他所，如此，则军戸可以得所，官粮可以渐省」。宰臣奏：「前此亦有言授地者，枢宻院谓：俟事缓而行之。今河南罹水灾，流亡者衆，所种麦不及五万，顷殆减，往年大半，歳入不能足，若拨授之为永业，俟有获即罢，其家粮，亦省费之一端也」。从之。五年，京南行三司舒穆噜斡鲁言：「京南东、西三路屯军老幼四十万口，岁费粮百四十馀万石，皆坐食民租，甚非善计。宜括逋户旧耕田，南京一路旧垦田三十九万八千五百馀顷，内官田民耕者九万九千顷有竒今饥民流离者大半，东西南路计亦如之。朝廷虽招使复业民，恐既复之后，生计未定而赋敛随之，往往匿而不出。若分给军户人三十亩，使之自耕，或召人佃种，可数岁之后蓄积渐饶，官粮可罢」。令省臣议之，仍不果行。

钦定续通典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