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湖广通志巻一百十八

杂纪志

杂纪者，全志之。拾遗补阙，非齐谐、虞初之比也。上之参考经史，网罗轶事，足以补名教，备法戒，次之采先贤遗集，搜郡邑纪载，足以资谈助，广见闻。若夫荒诞不经之事，概行澄汰，较之前志，去取特严。司马子长有云「其言不雅驯，搢绅先生难言之。今也集腋成裘，披沙见寳，亦务取其言之雅驯者而纪之。然事之有关于楚地者，亦不至于挂一而漏万矣。

星野曽三寿云：自《禹贡》分荆州，域丽翼，轸当鹑尾之次，天文家言之详矣，然起房陵至于彭蠡之西，迄武陵、沅、湘，广袤数千里，皆楚分域监一邑耳，其丽于分野，不但三十分之一，而星野是志何居？盖阴阳之精，在天成形，影移响应，固条分缕析也。故吴越同一分野，乃岁星所在，史墨定知为越，斗牛均属扬州，其剑光所见，张华定识为丰城，夫于越犹得比南郡，而丰城之邑不大于监，固知分应微𣺌，必有确然不移尺寸者。详而著之，俾博物君子占象察纬，审瑞异而备修救，未必无小补云。又长沙志》载《晋书，桂阳入轸六度，长沙入轸十六度。按言桂阳郡，今之州治也，今之郡治，故属长沙国，酃亦长茶乡旧地非轸六度属，因其方隅，辨其躔次。大约郡及诸州邑，入轸六度者十之六，入轸十六度者十之四，然考验度分细极微。茫观汉费直、蔡邕、魏陈卓及唐书所分轸度起止，未有以楚属轸十六度者，似轸十六度，犹在寿星之次，为郑分也。惟谯周、京房、张衡所论，与晋书》略同，顾折衷为已难矣，不特是也。凡星附列舍者主其野，五车附于毕北中一星曰司空，主楚女，下列十六星，中一星亦主楚女，齐分毕赵分，彼附属于其野，而主占于他国将长沙及左右辖，亦不必专占楚耶？翼主乐府，主逺客，轸主车骑，又主冢宰、辅臣，荧惑主悖乱残贼、疾䘮饥兵数者，皆不与楚协占，其又何以别之耶？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日月无不照临，而独以经星分野九州，岂九州之外遂非其散布耶？然则天道逺人，道迩星野之说，又何可深求乎？圣人不絶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盖絶天于人，则天道废，以人参天则人事惑，五代史书，人不书天，其㫖微矣！

三楚按三楚，其说不一，以徙都言，则以楚文王都郢，楚昭王都鄂，楚考烈王都寿春为三楚以分王言，则以淮以北、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至江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长沙、豫章为南楚，以地言则以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考通鉴注文，颖引史记主分王说、孟康引旧名王楚地，说师古曰：孟说是，并未及徙都也。三楚之名，当以师古为断。荆禹贡蔡传：荆州之域，北距南条荆山。曽氏云：有两荆山，此荆州之荆，非雍州。荆岐既旅之，荆其南为荆州，其北为豫州。汉志此荆山在南郡，今襄阳郡临沮县北有荆山，南及衡阳，即今湖南湖北之地，今江西亦半属荆州。后汉地理志：南郡临沮侯国有荆山注。荆州记》曰：西北三十里清溪溪，北即荆山，首曰景山，即卞和抱璞处。南都赋注：汉水至荆山东流，别为沧浪之水。《汉书襄阳郡，临沮注荆山在东北。《通考荆州注，北距荆山。豫州注西河至荆山，今襄阳郡南漳县界。熊氏曰：荆州地广，北接雍、豫，南逾五岭，即越南徼越。虽上古未通，巳在要荒之服，东抵扬，西抵梁及西南夷，皆楚地也。

熊湘史记》，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注，熊湘山在长沙益县。或云周封熊绎于湘，故名熊湘。考绎封在周成王时，何得黄帝时便称之？且绎封丹阳，未闻封长沙，熊湘本山名，非以水名也。益县即今益阳县，莫识山所在。《水经注》：县在益水之阳，今无益水，亦或资水之殊目也。按《汉地理志》，长沙国益阳注，湘山在北。应劭曰：在益水之阳。零陵郡都梁注侯国路山，资水所出，东北至益阳入沅。《益阳县志》：熊湘乃二山，一为熊耳，一为湘山。封禅书：桓公伐楚，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注：益阳东北有熊耳山，东西峰如熊耳状。或曰：熊耳即浮青山，湘即修山。《舆地广记》：唐斜山资水出焉。盖路山别名㑹。夫夷水东北至益阳。又，益阳北郊外十里许地名马渡西湾，其水自县后过城山桥一带绕城左臂，一二里至青草港，达于资江。据此，则益阳固有熊山，湘山益水而益水入资，非即资也。方城《水经注郡国志》曰：叶县有方城。郭仲产曰：因山，以表名。《尸子曰：楚狂接舆，耕于方城。盛𢎞之云：叶东界有故城，始犨县东至瀙水达泚阳界，南北聨络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云郦县有故城，一面未详里数，号为长城，即此城西隅，其间相去六百里，南北虽无基筑，皆连山相接，而汉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齐威公云：「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杜预曰：方城，山名，在叶南。未详孰是。按綂《志》，裕州有方城，山裕之属为叶，秦置南阳郡属荆州。屈完所谓方城其即在叶者，与蜀杨慎《丹铅馀录》云：《左传》方城以为城。古本方本「万」字古字，万亦作「万」，故讹尔。唐勒奏七论曰：我本楚也，世伯南土，自越以至叶垂，𢎞境万里，故曰万城也。斯说凿矣。

陪尾安陆府志云：去治四十里，俗呼横山，一名横尾，《禹贡导水至陪尾即此。考前汉地理志江夏郡安陆注，横尾山在东北，古文以为陪尾山。《晋书江夏郡安陆注：横尾山在东北，古之陪尾山。《通考》安州安陆《注》有陪尾山。《禹贡》、蔡《传》引《汉志》安陆之说，以为即今安州，安陆则均以为荆州山矣。乃蔡传又云：熊耳外方，桐栢陪尾，皆豫州山。今昔山水异称，疆域代割，多不可考。然陪尾上接桐栢，似不当即在荆之安。陆金氏云：陪尾徐州山泗水县桃墟西北为陪尾山，泗水所出。《禹贡》：徐州泗、濵、浮磬。蔡《传》：泗，水名，出鲁国卞县桃墟西北陪尾山，今袭庆府泗水县也。《宋地里志》，太平兴国七年，以徐州下邳县建为淮阳军，其西路有袭庆府，是徐州之陪尾，蔡《传》亦与金氏合。以经文考之，𨗳淮自桐栢东北㑹于泗、沂，其为徐州之陪尾明甚。内方大别，《禹贡》内方至于大别。《后汉地理志》江夏郡立章山。本内方注。《荆州记》曰：山髙三千丈，周围百馀里。杜预曰：在县西北。《晋地理志》竟陵注，章山在东北，古之内方《山》。蔡《传》：内方山在江夏郡竟陵县东，今荆门军长林县也。《左传》，吴与楚战楚，济汉而阵，自小别至于大别，今汉阳军汉阳县北，大别是也。《水经》所云在安丰者，非考大别在汉江之右。汉水入江处，三国南北时为必争之地，一名翼际山，一名鲁山，以山有鲁肃祠，故名。今俗名龟山，小别在汉川县南，山形如甑，一名甑山。

舜耕襄阳志：均州土陂窑子铺，去州九十里，舜避尧子耕此水田石阪下，即浚井处。按平阳府，蒲州南歴山为舜耕处。括地志：蒲州雷首山凡十二名，一名歴山，又名襄山，歴山南有舜井，岂以襄山之名附㑹，其说于襄与况耕歴山避，尧子乃两时事，安得牵合为一耶？其诞甚矣。

崇山有二：其一在辰之泸溪，为猫狫腹中地，其一在慈利，上有巨垄，土人指为驩兜冡，《尚书》所云「放驩兜于崇山」是也。旧据《丹铅録》，引沈佺期《自崇山向越裳诗》，其《序》有「崇山越裳四十里，杉谷」以为在交广之域为是。考《通考》澧阳注有崇山，蔡《传》云：崇山南裔山，在今澧州。朱子云在澧州慈利县。诸说歴有本，据沈《序》误矣。

赤壁，江汉间言赤壁者五：汉阳、汉川、黄州、嘉鱼、江夏、胡三省云：水经注，江水自沙、羡而东迳赤壁北。唐元和志：赤壁山蒲圻西百二十里，北岸乌林，与赤壁相对，即周瑜用黄盖策焚曹操船处。杜佑曰：赤壁在鄂州蒲圻县。武昌志：曹操自江陵追刘备至巴丘，遂至赤壁，遇周瑜兵，大败，取华容道归。赤壁山在今嘉鱼县，对江北之乌林，巴丘即今巴陵，华容今石首也。按赤壁在初蒲圻地，今属嘉鱼正。今巴陵之下馀言赤壁者皆非至黄州，赤壁原名赤鼻，苏子瞻特借用耳。又嘉鱼赤壁旁传有祭风台，为诸葛武侯破曹祭东风处。按正史无祭东风事，此三国演义所载后人附㑹，遂以名台，乌足信也。

五湖周礼，扬州，其浸五湖。国语：史记：吴三江五湖之利，张勃吴录：五湖太湖之别名王勃文，襟三江而带五湖，则总言南方之湖。洞庭一也，青草二也，鄱阳三也，彭蠡四也，太湖五也。按周礼专就扬言，犹言荆之浸曰颍、湛耳，而总南方之湖，则太湖特五湖之一，洞庭青草居其二矣。通考岳州洞庭青草在焉注：二湖相连，青草在南，洞庭在北。荆州记：巴陵有青草湖，周围数百里，日月出没其中，一名巴丘湖，又名重湖，北连洞庭，南接潇湘，东纳汨罗之水。每夏秋水泛，与洞庭为一水涸。则此湖先乾青草生焉。杜甫诗「洞庭犹自在青草续为名。又云：「鲛室围青草，龙堆隐白沙。三湘寰宇记云：长沙府湘潭、湘乡、湘阴三县曰三湘，盖俗传之讹也。舆地志云：湘水至永州与潇水合，曰潇湘，至衡州与蒸水合，曰蒸湘，至沅江与沅水合。曰沅、湘。三湘之名以此前汉地理志长沙国临湘注，应邵曰，湘水出零山承阳。注应邵曰：承水源出零陵永昌县界，东流，注湘，承音蒸。永州志：潇水经：零陵县西源出九疑山，三分石过县西北，合湘水。衡州志水经云，蒸水出重安县西邵陵界耶姜山，东北流至重安县，又东合略塘水，又东北迳重安县南，故零陵之锺武县武水入焉。至湘东临蒸县北注于湘，谓之蒸口。郡国志云：西俯蒸水，水气如蒸，故名。临蒸沅，由常徳府城南河东注龙阳，与沧浪水合。有詹水出汉寿，自鼎港与沅合，下注洞庭至沅江与湘合。今岳州府境北有三湘浦，侯景起于汝水之南，而败于三湘之浦是也。一名侯景浦。又岳州府有三江，岷江为西，澧江为中，湘江为南，皆㑹于此。清浊中分一名三江口，云梦罗泌路史云楚之二泽也。江南为梦，江北为云，以其跨江相比而谓之云梦，尔雅十薮，楚有云梦，后世以为一泽，故杜预以云梦薮为巴丘湖，郦道元谓自江陵东界为云梦北，为云梦之薮，误矣。按左氏春秋传昭公三年，郑朝楚，楚子田于江南之梦䢵子之女，生子文，弃之梦中，则江南之梦泽。定公四年吴入楚，楚子涉濉济江，寝于梦中，即江北之云泽也。云土梦作乂者，云在前，为水所没，至是而始得为土，梦在前，虽土而未可作，至是始可作而乂之，盖梦地差髙而云下，论者不知既以云梦为一泽，复谓古经乃云梦土作乂者，非也。春秋文耀钩云：大别以东至富春，九江、衡山皆云梦也。而子虚赋云：云梦方九百里，南有平原。广泽縁以大江，而安陆有云梦县，是合而为一矣。沈立云：云即今之玉沙、监利、竟陵等县，梦即今之公安、石首、建宁等县，自史、汉亦然。班生志地，而华、容、枝江若江、夏之安陆，皆有云梦，学者遂莫知所适从。宋山川记，郭璞皆以梦为南郡华容，巴丘湖则枝江也。方楚子之涉濉济江以避吴兵，而华容在楚之南，安陆在楚之东，故或者谓避吴之行，当不在此。谓云在江北而以济江者为指，汉言之益谬。

汨罗水经注：汨水西迳罗县，本罗子国也，故在襄阳宜城县西，楚文王移之于此。秦立郡长沙，因以为县，谓之罗水。汨水又曰：西迳玉笋山。《湘中记》曰：屈潭之左有玉笥山，此福地也。汨水又西为屈潭，即罗渊也。屈原懐沙，自沈于此，故渊潭以屈为名。昔贾谊、史迁皆尝经此弥楫江波，投吊于渊，渊北有屈原庙，庙前有碑。又甄烈《湘中记》曰：屈潭之左玉笥山，屈平见放，栖于此山，作《九歌》焉。今湘阴县即古罗子国地，汨罗江名，此亦犹湘江之綂称矣。其地在湘阴县北七十里。按前汉地里志》，南郡枝江注故罗国长沙国罗注。应劭曰：楚文王徙罗子，自枝江居此。师古曰：盛𢎞之《荆州记》云：县北带汨水，水源出豫章芰县界，西流注湘。㳂汨，西北去县三十里，名为屈潭，屈原自沈处。后汉地理志》：南郡宜城注侯国。杜预曰：县西旧罗国，后徙枝江，则罗自宜城徙枝江，自枝江再徙湘阴罗故侯国，江名汨罗汨，以水得名。罗，以国得名也。

沱潜，禹贡「沱，潜既道」，尔雅曰：「江出为沱，汉出为潜、蔡。传此则荆州江、汉之出者也。今按南郡枝江县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于江也。华容县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谓之沱，若潜水则未有见。安陆志：沱水分自大江迳当阳枝江交界，㑹于潜潜水，即汉分流，始入芦洑河，迳县界，东南流为上新口，下新口入沔阳界。又自排沙渡东流为深江，入沔阳界，南流为恩江十里许，后与潜合。王氏炎曰：沱水在今江陵府枝江县，土人谓枝江为百里洲。夹江、沱二水之间，其与江分处，谓之上沱，与江合处，谓之下沱。隋志，南郡松滋县有沱涔，即古潜字。故史记云：沱涔既导今松滋县分为潜江县矣。

沧浪水故志《禹贡》漾，东流为汉，又东流为沧浪之水，即屈原逢渔父处。刘澄之《山水记》云「在沔口。按《水经注》，武当县北四十里汉水中，有洲曰沧浪洲。水曰沧浪水，即今均州地。沔有此水，虽非其故处，然亦沧浪之下流，岂后人概称之，若汉沔、夏之互名耶？又按《说郛》，沧浪地名非水名。苏子美卜居吴下，前有积水，即吴王僚所开，池作亭，其上名曰沧浪」，似以为𣺌弥之状，失之矣。沔之沧浪亦地名。又峄县志》县北有沧浪渊，云即孟子所称濯缨处，尤为失实也。

夏口，《汉地理志》江夏郡注。应劭曰：沔水自江别至南郡华容为夏水，过郡入江，故曰江夏。《晋书》武昌注：东，鄂也。沙羡《注》有夏口，对沔口有津。《水经注》：黄鹄山东北对夏口城，亦沙羡县治。盖齐、梁之鲁山城，今之汉阳军即其地，所谓夏口也。祝穆曰：夏口一名鲁口，似指汉水之口。然何尚之云：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而章懐太子亦谓夏口戍在鄂州，故唐史皆指鄂州为夏口。盖本在江北，自孙权取对岸、夏口之名以名之，而江北之名始晦。

甘鱼口，战国策楚有甘鱼之口。鲍氏《注》疑为济阳高鱼，非也」。按《左氏传》，「次于鱼陂」。注云：「竟陵县城西北有甘鱼陂」。

古举水，黄冈县柳子港，即古举水，《春秋所谓栢举是也。《元和志》又谓麻城东南六十里有龟头山，春秋时楚战于栢举，即此。按吴伐楚因唐、蔡也。传称：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左司马戍谓子常曰：子㳂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𡨕厄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而击，必败之。今豫章即徳安治东之章山、大隧𡨕厄者，孝感之黄岘，南阳之平靖二关也。吴既因唐蔡而来，则其入必由此关，故司马戍欲断其归路而击之耳。详其兵势，皆在西北，不当绕出东南，且自豫章与楚夹汉，则栢举战地虽不可考，大约在徳安、平靖之间，与黄麻无涉。

浣纱河两山墨谈云：偶阅《荆州府志》载，夷陵州有浣纱河，云伍子胥奔吴，道遇浣纱女，即其地，后人立子胥庙于此。按《吴越春秋》：伍员初逃楚难，越昭关至江，渔父渡之，遂行入吴，乞食溧阳，㑹女子击绵于濑水之上，筥中有饭女子，长跪献之，子胥巳餐而去，顾谓女子曰：掩夫人之壶浆，无今其露。女子叹曰：妾独与母居三十年，自守贞洁，不愿从适，何宜馈饭与丈夫亏越礼义，妾不忍也」。乃投濑水而死。后员入郢，还，过瀬水之上，欲报女子以百金，而不知其家，遂投金水中。又按张勃《史记注》，子胥乞食处在丹阳溧阳县，县有投金濑，唐时立贞女祠其上。李太白为之记，是子胥遇浣纱女之地，在溧阳无疑。若夷陵则春秋楚之西境，其西北乃适秦入蜀之路，概之于吴风，马牛不相及，子胥何缘至是哉？

鬻熊丹铅録》云：唐天寳六载，诏祀夏禹于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鬻熊也。《汉艺文志鬻子》二十二篇。注云：名熊为周师，文王以下间焉。周封之为楚祖。此则周之鬻熊也。旧志引《丹铅录》所述《汉志》之说，并引刘向《别录》云：鬻子名熊，封于楚，遂谓鬻熊始封于楚，而熊绎复封于丹阳。考《左传》，昔我先王熊绎」。杜《注》，楚始封君」。《史记》季连之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胙以子男之田居丹阳。又楚武王三十七年随为楚之周，请尊楚号王，不听。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汉地志》丹阳郡丹阳注：楚之先，熊绎所封。又楚地，翼轸分野，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曽孙熊绎，于荆为楚子，居丹阳，是鬻熊原未受封，至熊绎，始封于丹阳也。

楚、郢，楚初都。丹阳即今枝江县，自文王乃徙都郢。杜氏《通典》云：今江陵县城北纪南城是也。《括地志纪》：南城在荆州江陵城北五十里，其后平王所城之郢，则今江陵县东北六里故郢城是也。《左传》：斗廉曰：「君次于郊郢」。杜《注》：郊郢，楚地，则郢州地是也。昭王自郢迁鄀、鄀，则今宜城与郢州接壤，所称鄢郢是也。考烈二十二年，楚东徙都寿春，亦曰郢，是楚之称郢者凡有四，而其旧都实居纪南城，与江陵东北两处。秦拔郢，置南郡。汉分南郡为江夏，故江夏亦有郢名。

黄国，颛顼之裔也。左传：桓公八年，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㑹，使薳章让黄而黄，始见于经，则黄与随为邻。僖公二年，齐、宋江黄盟于贯，则黄又与江为邻，至十二年，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也，不共楚职，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楚遂灭黄。杜预注云：黄国弋阳县。按弋阳县，今河南光州也。杜佑通典亦曰光州，春秋时黄国也，而其于黄州则云后为黄国之境，文献通考》以此为据，一綂志因之止据黄国之境之词，遂以黄州为黄国，而于光州注下乃云春秋为弦黄、蒋三国地」，盖不复考之春秋，渐失其真矣。楚纪亦谓黄州为古黄国，且曰至黄冈观黄子故墟，怪叹东坡赤壁赋略黄子咏孟徳为未考，然于旧都所在，亦有踵误。今考诸书，惟杜佑宗、杜预之说应为有据。窃谓黄之邻随邻江，正为黄冈、麻城之地，距荆州适允百里，又东坡指掌图亦复相同，则今黄州之治，信非古黄故国，而其四境则黄国所有之地也。

邾国周初封邾于鲁，至列国灭之，徙封于黄，乃自杜佑而下，其说皆未深考。《通典》谓黄州春秋时邾国地，而于兖州亦指为邾国之境。一綂志谓黄州、兖州并为邾国，盖本《通典》之误。考春秋邾国曹姓出自陆终第五子晏安之后，武王封曹挟于邾为附庸，今鲁国邹县是也。邾近鲁而小，为楚所倂。《汉书》鲁国驺注：故邾国曹姓二十九世为楚所灭。峄山在北，莽曰驺亭。应劭曰：邾文公卜迁于峄者也。《后汉地理志》：江夏郡沙羡。邾注《地道记》曰：楚灭邾，徙其君此城。按今黄州昔属江夏郡，是邾本兖州，而黄州之邾，则楚灭邾，自兖徙而来者也。《楚纪》又谓楚灭黄，徙邾君然。考《春秋》楚灭黄在鲁僖公世，而楚宣王伐邾而徙之，则在战国之后固非一时尔。

竟陵，汉晋地理志、江夏郡竟陵注，并云章山在县东北，水经沔水，经当阳之章山东。其竟陵、当阳二县俱见于汉。二史惟载竟陵而不言当阳。然汉竟陵城在长寿南，今章山之地正在县南一百三十五里，与荆门军界滩市相对，当阳乃在荆门之后，临沮漳而不临沔水。《寰宇记》云：长林本汉编县地，晋惠元始分立，若以禄麻为章山，则在编县而非竟陵境也。盖西魏之时，曽立基州，綂二郡：一曰章山郡綂丰乡县，二曰上黄郡。綂禄麻县在西魏时章山上，黄已分汉江而建郡矣。隋文开皇九年废章山上黄二郡，乃更禄麻县为章山，故荆门旧图经以章山属长林，禄麻属当阳，不知西魏章山郡则在汉之东，今章山是也。隋章山县则在汉之西，今禄麻是也。西魏所立章山郡，当在长寿县之章山，而隋文所改禄麻章山县，当在荆门禄麻也。如唐武徳四年于长林东境置基州，并章山县，此则沿袭隋制，非西魏所建之地也。其荆门集所载者，乃隋、唐之章山，非西魏之章山也。竟陵云杜童承叙曰：竟陵云杜，汉𨽻江夏郡。晋分江夏置竟陵郡，治石城，领二县。梁分竟陵置沔阳郡，治云杜。领县无。考隋沔阳郡所领县但存竟陵，或名云杜之邑，二城迄无定处，故志以今天门为竟陵，又以其城为云杜城。《通志》以郢为云杜地，《一统志》又以京山为云杜地，《安陆志》又以郢为汉竟陵县，诸说纷纷，莫知所在。盖竟陵之名昉于《史记世家》汉兴因以为县，秦、汉止一竟陵，至晋以下郡县各别，《安陵志》所云谓晋竟陵郡治可也，谓汉竟陵县治不可也。桑钦《水经》：沔水东过云杜。又云，夏水出江东，至云杜入沔。今夏水入沔处，淤塞无考度，其势当经天门地。若是，则今之县治信云杜也。《谷梁传》：水北曰阳云，杜在沔阳北，故梁置沔阳郡治。此《晋书》杜预开扬口，起夏水，达巴陵。胡三省引《水经注》，扬水迳竟陵县北，谓之扬口，据此，则夏水入沔处又当为竟陵，不为云杜矣，何与钦说异乎？《汉书》刘元传：马武王常拔竟陵击云杜。李贤注：云杜故城在复州沔阳县西北，竟陵故城在郢州长寿县。南贤，唐太子所注沔阳、长寿皆自当时郢、复二州附郭之县，而言其曰沔阳西北者，正合天门治，益可见其为古云杜矣。其曰长寿南者，则无其地。《水经》、《书传》、《汉书》皆云章山，古之内方在竟陵东北，而荆门、安、陆、《汉川志》俱有章山，未知孰是。《史记正义》：竟陵在长寿县南一百五十里，颇与贤同。《水经注》：巾水西迳扬水，谓之巾口水。西有竟陵故地，古郧国也。今天门西三十里有巾港，港西亦有城，城多荒圯。盖自梁已废，正在长寿南百五十里，颇与《水经》注《正义》合意。梁置沔阳郡，遂省云杜而徙竟陵于此尔。然其相距太近，不应汉、晋二县并置一方。玉海以沔阳县为云杜，岂指今州治耶？

长沙，旧谓长沙之名起于周，又曰星沙以星名」。按《遁甲记》「沙土之祗，云阳氏之墟。《路史》曰：「沙为长沙，乃少昊氏生胙土于长沙，故轸宿之中有长沙」。《世纪》亦曰：「其开国也于长沙」。《湘川记》：「秦分黔中，以南长沙乡为长沙郡」。是长沙之名，始于洪荒之世，而以之为乡，为郡则在后世耳。星以沙而得名，非沙以星而得名也。南阳墟。殷芸《小说》云：「诸葛武侯躬耕于南阳」。南阳是襄阳墟名，非南阳郡也。出《困学纪闻》。

新市一綂志在孝感县，后汉王常起兵即此地。又云：新市城在京山县南三十里。汉光武起兵讨王莽，尝聚于此，后置县曰南新市，西魏因改富水。按《后汉书》，南新市侯国属江夏郡。《宋书》，荆州江夏郡亦有新市县。唐杜佑《通典》：郢州富水县注，后汉新市县故城在县东北。宋淳熈丙午，富水县令张实修县志，虽辨析新市，而未尝援及孝感，故孝感新市之名不彰。窃谓前汉地理志》江夏郡无新市县，而王常起兵则在前汉之季，是王常起兵之新市，乃安陆县乡聚之名，非县名也，在孝感之北境，今新店是巳，其后光武起于舂陵，招致新市兵，《后汉地理志》始有南新市侯国。《元和郡国志》、《元丰九域志》俱云后汉于安陆立新市，是南新市县置于后汉，盖在今京山之南境，富水之新市故城是巳，岂可以后汉之南新市即以为前汉王常起兵之新市哉？又《晋书》，竟陵郡有南新市。郦道元《水经注》，新市县在云杜城，属竟陵郡。今之应城、京山、天门，皆晋时云杜县之域也。又《齐书》，郢州江夏郡、新平左郡、司州安陆郡皆有新市县。其郢州东牂牁郡又有西新市，南新市东新市县，或者即以东西市为孝感。盖不知齐之郡县多淆置耳，乌足凭乎！夫新市之名不一，而孝感新市实与随之。平林为近，土人相传为王常起兵处，故一綂志存之。

梅山亭章敦梅山亭》二诗，笔甚遒劲，似不可以人废言。但首章称熈宁天子之圣，追神尧而陋汉武，次章自序其绩一则曰臣敦入奏陈地图，再则曰臣敦专持使令车，小人面目和盘，托出旧志，列于艺文，不知与濓溪说作何分别也。按敦开梅山，即今安化县五寨，自宋熈宁至今，无蛮獠患，亦秦之长城也。旧不特书，以敦为小人故耳。立身一败，功不足録，可不戒哉！赤松石室罗泌路史予游炎陵过西阳之乡，值云阳老期我乎山中，观赤松轩辕之坛，寺后山之顶为岁祈。所赤松子者，炎帝之诸侯也。既耄移老襄城家于石室，故齐孔稚元馆碑云：赤松家于石室之下，神农行弟子之敬，今襄阳之境也，而说者乃以为东阳之石室山。故东阳记：北山去郡三十里有赤松庙。赤松涧云：昔徐公遇赤松于此，而郦氏水经亦谓赤松子游金华山，自烧而化，故今山上有赤松坛，载稽非也。乃黄初平尔，初平亦赤松子也。炎世赤松迹在襄阳，不在于此。按习凿齿襄阳传，蔡阳界有赤松子亭，下有神陂，即南都赋所谓松子神陂者也。神仙传云：赤松子者服水玉，神农时为雨师教，神农入火，炎帝少女追言，与之俱仙。高辛之时，复为雨师。而列仙传有赤松子舆者，在黄帝时，啖百草华不谷，至尧时为木工，故传谓帝俈师之。又云尧师之，而道家亦有黄帝问、赤松子中戒等，经此张良所以愿从之游，非末世之数矣。然今西蜀峨睂，衡阳在在，俱有赤松，坛墺，岂其所寓耶？云阳之迹，迩于炎陵，可得而详也。

宋玉宅李君翁诗话卜居云：「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诗」。人皆以为宋玉事岂卜居，亦宋玉拟屈原作耶。庾信《哀江南赋》云诛茅宋玉之宅，不知何据而言，此君翁之陋也。唐余古《渚宫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之乱，自建康遁归江陵，居宋玉故宅，故其赋曰：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杜子美送李功曹归荆南，云曽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是也，又在䕫府咏懐古迹云：「摇落深知宋玉悲，江山故宅空，文藻然。子美移居䕫州入宅诗云：「宋玉归州宅，云通白帝城」。盖归州亦有宋玉宅，非止荆州也。李义山亦云：却将宋玉临江宅异代，仍教庾信居。

吴芮宅《容斋随笔》载汉高祖五年，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吴芮为长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吴刘濞，而豫章亦在其中。又赵佗先有南海，后击并桂林、象郡，则芮所有，但长沙一郡耳。按芮本为秦番阳令，故曰番君。项羽已封为衡山王，都邾、邾，今之黄州也，复侵其地，故高祖徙之长沙，而都临湘一年薨，则其去番也久矣。今犹指郡正㕔为吴王殿，谓芮为王时所居。及引牛僧孺《𤣥怪录》，载唐元和中，饶州刺史齐推女止州宅，诞育为神人击死，后有仙官，云是西汉番阳王吴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时所居，皆非。按豫章曾封吴王濞，则吴王宅恐指濞为王时所居，吴以国言，非以姓言矣。饶州刺史宅芮曾为番阳令，则为芮所居，未可知也。

黄陵湘妃罗泌路史》云：岳之黄陵，癸北氏之墓也。湘之二女，虞帝子也，歴世以为尧女舜妃者，繇秦博士之妄对，始癸北氏，虞帝之第三妃，而二女者，癸北氏之出也。一曰宵明，一曰烛光，见诸汲简皇甫氏之世纪，《山海经》言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者也。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则又洞庭山之神尔，而罗含度尚之徒遽断以为尧之二女，舜之二妃，而以黄陵为二妃之墓，郑元、张华、郦道元軰，且谓大舜南巡，二妃从征，溺死湘江神游洞庭之山，而出入乎潇湘之浦，为是说者，徒见尧典有二女之文，即以为尧之女，而舜之妃不复致考，厥妄甚矣。郭景纯云尧之二女，舜之二妃，岂应降小水而为夫人？当为天帝之女，斯亦缪者。夫使天帝之女，尤不当降小水而为夫人，王逸、韩愈从而辩之，得其情矣。且虞帝晚年亦既退听而禅禹，南狩之举，总之伯禹，而二妃者俱过期，頥孰有从狩之事哉？按帝王世纪》云：虞帝二妃，娥皇无子，女英生商，均封于商。今女英之冢在商，则此黄陵显非二女之窆，而湘祠决匪尧女之灵，皆昔人之妄说可知矣。《山海经》云：舜之二女，处河大泽，光照百里。夫大泽者，洞庭之谓，而光照者，威灵之所暨也。迄令湘神所保，灵正百里，所谓分风送客者，乃正囿一同之间，然则湘祠为虞帝之二女，复何疑耶？沈存中云：陟方之时，二妃皆百馀岁，岂得俱存？而且谓之二女，乃复不知，位既久禅，匪复陟方之事耶？黄伯思辈虽能以退之之辩为非，然犹以为天帝之女与翁养源。于湘江图志述之，斯亦惑矣，纷纷失，据以为舜女盖自今始。按孟子言舜卒于鸣条，鸣条安邑之西也，今舜陵在焉。《礼记杂汉儒之言，舜葬苍梧，巳属附㑹」，何况二妃？且无论尧二女，即舜之二女，亦何縁从其母适洞庭之野哉？昌黎黄陵庙碑、朱子楚辞集注皆辩湘君湘，夫人称谓不同耳，据旧事以释前言，亦未尝断其必然也。楚辞多寓言，必凿以实之，则求虙妃见有娀留二姚，不更妄乎？沅湘之俗好祀，而乐歌甚俚，原乃栖玉笥山作九歌，托以讽諌，原因旧俗。后人又因原如今俗祀大孤小孤为大姑、小姑等二妃之有无，不足辩也。

杜甫墓宋徐得记旧序，谓甫死葬耒阳县北二里，或谓实死于岳阳，二说互相诋訾，始予官。郴道耒阳，谒甫祠，其墓在祠后，邑有墓墓，有祠，耒阳所私而重也，奚怪焉？《类苑》云：「甫终耒阳藁葬之。元和中，其孙嗣业始改葬巩县。元微之为志，今考微之作墓志，但云「子美旅殡岳阳」。及考黄鹤作杜诗年谱云：「唐𤣥宗幸蜀还，诏求子美、聂令乃积土江，上曰：死葬于此」。皆误也。𤣥宗崩于寳应元年，子美卒于大厯五年，后𤣥宗巳十年，岂有诏求之事？再考大厯四年子美有「瘗夭近潘岳」之句，耒阳之坟恐瘗子宗文者，后世遂因牛酒之语，从而附㑹之也。又按元微之墓志云：「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柩之襄，祔事于偃师，途次于荆楚铭云：「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阳之山前」。《平江县志》又云：「甫卒于潭、岳之间，旅殡岳阳。长子宗文卒。耒阳，次子宗武贫病，不克葬，命其子嗣业。启甫柩祔事偃师」。则耒阳之殡，实甫子宗文。考《河南志》偃师首阳有杜甫墓巩县接壤偃师，而甫子曽殡耒阳类苑》之讹有繇矣。乃《一綂志》云：韩愈诗今春偶客耒，阳路凄惨去，寻江上墓岂微之，但为志而不克迁，或已迁而故冢尚在耶？窃谓愈岂亦讹传于宗文之殡、聂令之葬耶？

禹碑夏禹随山导水，功成刻石。《衡山舆地纪胜》云在岣嵝峰，又传在衡山县密云峰。宋嘉定初，蜀士因樵者引至其所，以纸拓碑凡七十二字，刻之䕫门，随亡去。后佥事张季文自长沙得之，云是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于岳麓书院者，皆蝌蚪文字，凡七十七字，不可晓。碑旁小书云，古帝禹刻南岳，密云峰山顶之间，水绕石坛之上，何致子一以禹云，国家幽得之，众夏之书，刻之于此，详记在山下小书内，三字剥落。至明嘉靖初国子生沈镒自谓能辩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辅佐卿水处，与登鸟兽之门，参身鱼池而明发尔兴。以此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馀，伸禋嬴塞，昏徙南暴。昌言衣制食备，万国其宁，䑕舞蒸奔。且谓镒得此刻请祷，夜梦长人挈一古瓶授镒，其色黄，高尺许，上方下圆腹，外有四金环，其口旁横书，某宫造三字，又有篆文如龙凤草木形，寤而忘首。一字起诵，碑文恍然有省，因为注释，持以献湛，甘泉甚异之。杨慎释曰：承帝曰：咨翼辅佐卿洲渚，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安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馀伸禋，鬰塞昏徙。南涂衍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杨时乔释曰：承帝令袭翼为援，弼钦涂陆登岛，舄端乡邑仔麄流船暗歇，迟眠即夙。迄冬次岳麓□，陌裂□析，嘂罔堕躔。往求出窍，华恒泰衡。嵩陲事裒，献桴挺禋，郁浚垫徙，南暴幅员。节列界聨魑魅，䕫魈窜舞蒸㷠。郎瑛释曰：承帝曰：嗟，翼辅佐卿，水降舆发，鸟兽交行，参身若流。祁明癸酉兴，以此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不辰。往来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锡伸禋郁塞昏徙。南渎衍亨，衣制食备，万国首宁，窜舞永奔。按诸家训释不同，沈所释本杨愼异十五字，郎瑛异十八字，杨时乔所与同者二十一字，且以第三、第四、第五句为三字一读，意义迥别，乃慎谓得于碧泉老人，镒语甘泉，谓得之神人。梦授时乔所衍尤佶曲类竹书，与《穆天子传》中语未谐圣经，时代荒逺，莫质所从。孔氏所藏《尚书》鲁共王出之壁中，当时且谓蝌蚪书废已久，无人能识，何况后世？惟志其遗迹，阙其文义为名山中不泄之秘可耳。

杜预碑《晋书》，杜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髙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勲绩，一沈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夫预但知陵谷有变迁，而不知石亦有磨灭」，此一说也。然深谷为陵，则必实以土，然后为陵。谷既为陵，则石亦埋没，岂复可见？此又不达物理。

巫音吕，覧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注》：女曰：「巫」，《楚辞》九歌，巫以事神，其女妓之始乎？汉曰总章曰《黄门倡」。然齐人归鲁而孔子行，秦穆遗戎而由余去，又不始于楚矣。

盘瓠后汉书南蛮传，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赏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犬，其毛五采，名曰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今长沙武陵蛮是也。注今辰州泸溪县西有武山。黄闵武陵记曰：山髙可万仞，山半有盘瓠石室，遥见一石，仍似狗形，蛮俗相传云，是盘瓠象也。罗泌路史论盘瓠之妄曰：予稽夏后氏之书，伯益经云，卞明生白犬，是为蛮人之祖。卞，明黄帝氏之曾孙也。白犬者，乃其子之名，盖若后世之乌䖘犬子豹奴虎㹠云者，非狗犬也。虽然世之诞妄，厥有形影，其言之不典，亦实自于经也。按经又言卞明生白犬，白犬有二，自相牝牡，郭氏以为自相配合，盖若今之婆罗门半释迦者。注鸟有曰鵸□曰□离者，一身之间，自为牝牡，半释迦者，其种有五，有具男女二体者，有半月为女者，皆偏气所孕。应劭之说，原衍于此，是殆以白犬为厖尔。至郭璞、张华、干寳、范蔚宗、李延寿、梁载言、乐史等，各自著书，枝叶其说，人以喜听，而事遂实矣。杜君卿固疑其诞，谓黄金古以斤计，至秦始曰镒一也。三代分土，汉始分人，古安有万家之封？二也。将军，周末之官，三也。吴姓宜周始有四也，佑之难亦当矣。按元中记，盘瓠，浮之东南海中，是为犬封氏，盖因本风俗通，然亦不谓蛮人之祖犬，木石之象物，厥类多矣，偶然唤作木居，士岂特一盘瓠而已耶？不然，犬戎，国之神哉？经亦有云，犬戎国有犬戎神，人面而兽身，非蛮人之祖也。

赛盘，瓠衡人，赛盘瓠病及雠怨重事，祈许盘古赛之日，巫者以木为鼓，中小而两头大，如今之杖鼓四尺者，谓之长鼓，二尺者谓之短鼔。巫有练帛，长二三尺，画自盘古而下，三皇、五帝、三王及诸神，是日以帛画悬之竿，鸣锣击，鼓吹角，巫一人以长鼓绕身而舞，两人复以短鼓相向而舞，随口歌唱，无复本，据雠怨，重者夜至野地灭灯烛，谓之盘黒，鼓歌舞，罢一会，则滋口饮食，极其村野。夫民之初生，有盘，古氏史称盘古者，言元气浑浑然，盘固也，今以木为鼓，以绕身为盘，以灭烛为黒鼓，何所取义哉？

《离骚》篇九歌之数至山鬼、巳满国殇，《礼魂》似多二篇。五臣云：「九者阳数之极，取《箫韶》九成之义，涉于穿凿。姚寛谓如七启、七发不论篇数，但九章又何以恰符耶？窃谓山鬼与正神不同，国殇、礼魂乃人新死为鬼者，物以类聚，虽三篇实止一篇，合前共得九也。九章王逸谓放江南作而何以一则称造都为南行，称朝臣为南人，又一以思君为西思耶？按惜诵思美人抽思，当是怀王时作。涉江」以下，方是顷襄放江南作，原初被谗，不复在左徒之位也，未尝不在朝也。故有使齐谏、张仪二事，再谏被迁于外，寻召回，又有諌入武关一事，如惜诵》乃见疏懐王后又进言得罪，然亦未放次。则《思美人抽思》乃进言得罪，故怀王置之汉北，故其视造都与朝臣俱在南也。若江南之野则谓东迁，此《哀郢篇》所以云西思》也。《汉志》原赋二十五篇，《渔父》以上既满其数，《招魂》、《大招》两篇未有著落，遂一归宋。玉一归景差。李善。又以《大招》篇名改《招魂》为《小招，试问皆原之，徒何以见差」之「招」当为《大玉」之「招」当为小乎？且《九歌》十一篇，《淮南刘向皆定以九，《汉志》因之。而韩昌黎云「屈原《离骚》二十五篇，与原赋》二十五篇之《汉志》合。若不收二《招》，仅二十三篇耳，当以此足其数可也。又王逸以《大招》「或言景差」、「招」原为疑，知为原作，乃谓作于放流九年，自招其魂，宋晁补之决其为原作，又不知其招何人，盖原自放流。念念不忘怀王断无，客死归葬」，寂无一言之理，谓之为大尊君之词，所以别于自招也。旧认定景差招原不得不硬添楚王举用」等语，遂致文义难通矣。

按朱子《楚词集注》云，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古者人死，以其衣招之，而荆楚之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又曰大招不知何人所作，或曰屈原，或曰景差，自王逸时已不能明矣。其谓原作者，则曰词义高古，非原莫及。其谓不然者，则曰《汉志》定著原赋二十五篇，今自《骚经》以至渔父，已充其目矣。其谓景差则絶无左验，是以读书者往往疑之。然以宋玉大小言赋考之，则凡差语皆平淡醇古，意亦深靖闲退，不为词人墨客浮夸艳逸之态，然后乃知此篇决为差作，无疑也。虽其所言，有未免于神怪之惑逸欲之娱者，然视小招则已逺矣。其于天道之屈伸动静，盖若粗识其端倪于国体时政又颇知其所先后。要为近于儒者穷理经世之学，予于是窃有感焉。因表而出之，以待后之君子纷纷之说，要当以此为正。

戒楚二事，楚北巡抚黔南王士俊云：「楚中故事，有文人所宜重戒者二焉：一曰䙝天，一曰侮圣。宋玉《高唐赋》所谓巫山神女曰朝为云暮为雨，此指神女之所司耳，非指楚王行幸事也，而后世以枕席当之，何其敢于䙝天？与屈原九歌中所谓湘君、湘夫人不知何指，而秦始皇博士以为尧之二女，舜二妃焉。后人以屈词哀艳，遂加嫚语。其尤甚者，《酉阳杂俎》所载，李群玉先之以诗，继之以梦，何其敢于侮圣？与夫云雨兴于地，降于天，虽三尺童子皆知司令最尊也。尧女舜妃为圣嗣为圣后，虽狂愚之夫皆知灵爽不磨也。君子对青天而常惧，敬鬼神而逺之，赫赫明明，临之在上，质之在旁，人不畏天地鬼神，独不畏雷霆鈇钺乎？奈何䙝天侮圣之大戾，偏出于学士大夫之笔而莫之省也。其亦悖矣。且宋玉讽其君之荒淫，而托为谬悠不稽之论，屈原冀其君之复用，而发为美人香草之词。盖有大不得已焉者。所谓寓言什九，非庄论，亦非笃论也。后人执其说而泥之，是陷古人深也。执其说而泥之，而遂入于䙝天侮圣，是自陷益深也，何弗思而蹈此？古人作书遇天地等字，则肃容遇圣贤名字则起立至于下愚，则侮且䙝焉，何贤不肖，相去一至是乎？余抚楚时，适有监修通志之役，因仰体朝廷敬。

天崇

圣之至意，著为斯戒，昭示后学，俾有所警惕焉。

湖广通志巻一百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