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序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序

编年之书，莫备于

皇祖御批之《资治通鉴纲目》，盖是书集三编为一部，自三皇以至元末明初，振纲挈目，谨予严夺，足以昭万世法，戒为人君者不可不日手其帙而心其义也然。

皇祖虽尝抉精微徵辞㫖，著论百馀首，亦惟析疑正陋，垂教后世耳。于其书则一仍厥旧，无所笔削也。故全书篇幅虽多，而议论乃什倍于事实。即如前编之中，总论史论音释，辨疑考证，纷不一家。正编之中，凡例发明，书法考异，集览考证，正误质实，滥觞益甚。至于《续编》之作，成于有明诸臣。其时《周礼》沿尹起莘例作发明，而广义》则出于张时泰，效刘友益书法而为之者。夫发明书法，其于歴朝兴革，正统偏安之际，已不能得执中之论，而况效而为之者哉？且以本朝之臣而纪其开国之事，自不能不右本朝而左胜国，此亦理之常也。况三编中嬗代崛起之际，称太祖而系以我者，不一而足，亦非体例也。故命儒臣纂《歴代通鉴辑览》一书，尽去歴朝臣各私其君之习而归之正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实编为一部，全书于凡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系属存亡，必公必平。惟严惟谨，而无所容心曲徇于其间。观是书者，凛天命之无常，知统系之应守，则所以教万世之为君者，即所以教万世之为臣者也。书中批论，一依皇祖之例，自述所见，据事以书者十之三，儒臣拟批者十之七，而经笔削涂乙者七之五，即用其语弗㸃窜者亦七之二云。

乾隆丁亥秋月，御笔：

命《通鉴辑览》附纪《明唐桂二王事迹，谕「甲申岁，我国家既定鼎京师，而明福王、朱由崧为南京诸臣，迎立改元，首尾一载。其后唐王朱聿键、桂王朱由榔相继称号者又十有馀年。当时以其事渉本朝开创之初，凡所纪年号，例从芟削。即朱璘之明纪辑略》，亦以附三王纪年为浙江抚臣等所奏毁，兹以搜访遗籍，外省奏进此书，阅其体例，非不尊崇本朝，且无犯讳字迹，徒以附纪。明末三王自不宜在概禁之列，前命编纂《通鉴》辑览，馆臣请不録福王事，寔因念厯朝嬗代之际，进退予夺，系乎万世公论，若前代偏私袒徇之陋习，以曲笔妄为髙下，朕寔鄙之，即如福王承其遗绪，江山半壁，疆域可慿，使能立国自强，未甞不足比于宋髙宗之建炎南渡，乃孱弱荒淫，自贻顚覆，而偏安之规模未失，不可遽以亡国法絶之，特命于崇祯末附纪福王年号，仍用双行分注，而提纲则书，明以为别，至芜湖被执，始大书明亡，葢所以折𠂻，至是务合乎人情天理之公也。至于唐王桂王，遁迹闽滇，茍延残喘，不复成其为国，正与宋末是、昺二王之流离海岛者相类，本不得等于福王之例，是以辑览内未经载入，今思二王究为明室宗支，与异姓僭窃者不同，非伪托也，且其始末虽无足道，而奔窜事迹亦多有可考，与其聴不知者，私相传述，或致失实无稽转，不若为之约举大凡，俾知二王穷蹙情形，不过如此，更可以正传闻之讹舛。又其下诸臣以旅拒王师者，向多以伪官目之，然其间如白文选、李定国等本献贼义子，反侧无常，彼在明已合，称贼称伪，自当凖春秋书盗之例，又如金堡等之五虎横行，把持国是者，亦无足齿録，若其他各为其主，始终不屈，以至陨首捐躯者，不一而足，较宋末之文，天祥、陆秀夫，寔相彷佛，虽混一之初，兵威迅扫，不得不行抗命之诛，而诸人琐尾间闗，有死无贰，洵无愧人臣忠于所事之义，迄今日乆，将遂泯没，朕甚悯之，亦宜略为纪緑，使之有传于后，设以为载笔有体，则凡事涉二王者，不妨，直以彼字称之，用存偏正之别，而其臣则竟书为某王之某官某概不必斥之为伪也。明纪辑略，已命有司弛其禁，而通鉴》辑览，校刋将竣，其令四库全书馆总裁，诠叙唐桂二王本末，别为附録卷尾，凡彼时仗节死义之人，考订事迹，悉与备书，朕将亲为裁定，宣付刋行，俾读者咸知朕大中至正，未甞有一毫私意偏倚其间，而崇奨忠贞，亦足以为世道人心之劝。书成，即以此谕同御制，辑览原序，并冠卷端，庶将来有所恭考，喻朕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