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昶

王昶1724--1806，字德甫，号述庵，一字兰泉，又字琴德，江苏青浦人。

少颖异，博学，善属文。体貌修伟。年十八，应学使试，以第一入学。二十二，侍父疾，居丧尽礼。服除，家益贫，作《固穷赋》以见志。游吴下，蒋恭裴、杨绳武见先生诗文，谓：”宋文宪以后一人也！”肄业紫阳书院，时从惠定宇游，于是潜心经术，讲求声音训诂之学。是时沈尚书归愚为院长，选兰泉及王凤喈、吴企晋、钱晓征、赵升之、曹来殷、黄芳亭七人诗，称为”吴中七子”。流传日本，大学头默真迦见而心折，附番舶上书于沈尚书，又每人各寄相忆诗一首，一时传为艺林盛事。

公以乾隆癸酉举于乡。甲戌成进士。归选班。二十二年，南巡，召试一等第一，赐内阁中书，协办侍读，直军机房，洊升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三十三年，以言两淮盐运提引事不密，罢职。时缅甸未靖，云贵总督阿文成公请公佐军事，遂至腾越，出铜壁关，击贼江中，胜之，缅酋乞降。阿公属公草檄允其降，班师旋永昌。缅甸久未至，复从阿公如腾越。三十六年，温公福代阿公，移师四川，办金川事，奉旨授吏部主事。从温公西路军进讨，温公属公作檄斥僧克桑罪，三路进攻，克小金川。阿公奏公无兄弟，母年七十馀，明大义勖以殚心军事，今从军五年矣，得旨升员外郎。三十八年，至当噶山，官军且溃，警报络绎，诏旨叠至，公力疾叱马悬崖，日行数百里，夜治章奏文书，于炮火矢石之中，无误无畏。小金川平，补员外部，擢郎中。复认讨大金川。四十一年，三路兵合攻益急、索诺木等率众投罪，公草露布告捷。公在军中前后九年，每有所充，辄议叙，凡加军功十三级，纪录八次。凯旋之日，以戎服行礼，赐宴紫光阁，赏赉优渥。奉旨升鸿胪寺卿，赏戴花翎，在军机处行走。秋，擢通政司副使。四十二年，擢大理寺卿。四十四年，乞归，改葬父及嫡母。冬，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四十五年，授江西按察使，六十馀日决狱百馀案。秋，丁生母忧。服除，补直隶按察使，调陕西按察使。严缉盗犯。回逆田五倡乱，奉命备兵长武，公严守备，民以无恐；大兵过境，供应速而无误。五十一年，授云南布政使。云南铜政繁，公尽发古籍，著《铜政全书》，示补救调剂之术。五十三年，调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擢刑部右侍郎。五十八年，乞归修基。冬，还京，以病乞休，上鉴其老，允之。谕以岁暮寒，俟春融归。明年归，名其堂曰”春融堂”。嘉庆元年，以授受大典至京与千叟宴。四年，纯皇帝升遐，夏至京谒梓宫，蒙召见，敕建言，公密封以进，不留草。夏，归青浦。分赔滇铜，留田宅以入官，居于庙庑，朋旧赠遗，尽以刻书。五年，年七十有七，重游泮宫。十一年，年八十有三，病甚，口授谢恩表，自定丧礼，嘱阮元为神道碑文。六月初七日，鸡初鸣。公曰；”时至矣！”遂卒。

公之扈驾巡山东、江、浙也，古帝王圣贤名臣陵墓祠庙尝分遣致祭。己卯、庚辰、壬午顺天乡试，辛巳、癸未会试，五为同考官。壬子，主顺天乡试。皆以经术取土。士之出门下为小门生及从游受业者二千馀人。又尝主娄东、敷文两书院。钦定《通鉴辑览》、《同文志人《大清一统志》、《续三通》等书，奉敕与纂修事。又奉敕删定三藏圣教经咒，编译佛典，深于禅理者不及也。前后奉使鞫奏高邮州假印重征、江陵县偷减堤工等七案。公正研求，分别虚实。–高邮州案，巡抚府州并拟罪。堤工案，以知府草率捏饰，劾落其职。

公自弱冠时，即嗜金石之学，及宦游所至，无不访求。自三代至辽金，积千五百通，而甄录之。著《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凡其文漫漶见于他书者，则为旁注以记其全。篆隶及见古文别体者，摹其点画，加以训诂。即题额阴两侧，亦必详载碑制之长短宽博，取建初虑傂尺度其分寸，并志其行字之数。诸家题跋见于金石诸书文集者悉著于编。金石之书，至此可谓集大成矣！其中以门人钱侗等所考证者为多。

公在京师时，与朱笥河互主骚坛，有”南王北朱”之称。所至朋旧文宴，提倡风雅；后进才学之士，执业请益，舟车错互，屦满户外。士藉品藻以成名致通显者甚众。归田后，往来吴门，宾从益盛，与王西沚、钱竹汀舣舟白公堤下，朋簪杂沓，诗酒飞腾，望之者若神仙。

公天资过人，于学无所不窥，尤邃于《易》。诗宗杜少陵、玉溪生，而参以韩、柳。古文则以韩、柳之笔，发服、郑之蕴。著述甚富，除《金石萃编》外，有《春融堂诗文集》六十八卷，《明词综》十二卷，《国朝词综》四十八卷，《湖海诗传》四十六卷，《续修西湖志》、《青浦志》、《太仓志》、《陕西旧案成编》，《云南铜政全书》皆刊行于世。其未刊行者，则《滇行目录》三卷，《征缅纪闻》三卷，《蜀徼纪闻》四卷，《属车杂志》二卷，《豫章行程记》一卷，《商雒行程记》一卷，《重游滇诏纪程》一卷，《雪鸿再录》二卷，《使楚丛谈》一卷，《台怀随笔》一卷，《青浦诗传》三十六卷，《天下书院志》十卷。其未成书者，则《群经揭橥》、《五代史注》。–《揭橥》取《周礼》积金注”今时之书有所表识，谓之揭橥”之意。盖以汉学为表识，而专攻毁汉学者。–皆藏于家。

○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农，一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于湘西之石船山，学者称为船山先生。生明万历四十七年，卒清康熙三十一年1619-1692，年七十四。

他生在比较偏僻的湖南，除武昌、南昌、肇庆三个地方曾作短期流寓外，未曾到过别的都会。当时名士，除刘继庄献廷外，没有一个相识。张献忠在湖南时，他因为不肯从，几乎把命送掉。清师下湖南，他在衡山举义反抗。失败后走桂林，大学士瞿文忠式耜很敬重他，特荐于永历帝，授行人司行人。时永历帝驻肇庆，王化澄当国，纪纲大坏，只有给谏金堡等五人志在振刷，不为群小所容，把他们下狱，行将杀害。船山奔告少傅严起恒，力救他们。化澄于是参起恒，船山亦三上疏参化澄，化澄恨极：誓要杀他，有降帅某救他，才免返桂林，依瞿式耜。因母病回衡阳。其后式耜殉节桂林，起恒也在南宁遇害。船山知事不可为，遂不复出。

当时清廷严令剃发，不从者死。他誓死抵抗，转徙苗瑶山洞中，艰苦备尝，”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 潘宗洛《船山先生传》。他一生著书极多，然而二百年来几乎没有人知道。

王夫之六世孙承佺于道光初即开始搜集其著作；七世孙世全于道光二十年1840起在湘潭雕版付印，至道光二十二年陆续刊成《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船山遗书》十八种。未几，版毁于太平天国。道光年间邓湘皋显鹤也搜集王夫之的著作，编成一张书目。同治初，曾国荃在南京重刻成五十八种，后又有浏阳刘氏补刻本，长沙等坊间散刻本。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以曾刻本为基础，又集各本及手稿，综合排印成《船山遗书》本，共集录七十种，二百八十八卷。。此外未刻及已佚的还不少。内中说经之书，关于《易经》者五种《周易内传》、《周易大象解》、《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外传》；关于《书经》者三种《尚书稗疏》、《尚书考异》、《尚书引义》；关于《诗经》者三种《诗经稗疏》、《诗经考异》、《诗广传》；关于《礼记》者一种《礼记幸句》；关于《春秋》者四种《春秋稗疏》、《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传博议》；关于《四书》者五种《四书训义》、《四书稗疏》、《四书考异》、《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详解》；关于”小学”者一种《说文广义》。其解释诸子之书，则有《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吕览释》、《淮南子注》。其解释宋儒书，则有《张子正蒙注》、《近思录释》。其史评之书，则有《读通鉴论》、《宋论》。其史料之书，则有《永历实录》。其杂著，则有《思问录内外篇》、《俟解》、《噩梦》、《黄书》、《识小录》、《龙源夜话》等。此外诗文集、诗余、诗话及诗选、文选等又若干种。内中最特别的，有《相宗络索》及《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之两种。研究法相宗的著述，晚唐来千余年，此为仅见了。

邓湘皋既述其目，系以叙论曰：”先生生当鼎革，窃自维先世为明世臣，存亡与共，甲申后崎岖岭表，备尝险阻。既知事不可为，乃退而著书，窜伏祁、永、涟、邵山中，流离困苦，一岁数徙其处……，故国之戚，生死不忘。……当是时，海内儒硕，北有容城，西有盩厔音周至，东南则有昆山、余姚容城，指孙奇逢（夏峰；盩厔，指李塨二曲；昆山，指顾炎武：余姚，指黄宗蠢）。先生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顾、黄两先生。顾诸君子……虽隐逸之荐，鸿博之征，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动容，其志易白，其书易行。先生窜身瑶峒，绝迹人间，席棘饴荼，声影不出林莽。门人故旧，又无一有气力者，为之推挽。殁后遗书散佚。后生小子，至不能举其名姓，可哀也已。”读这段话可以想见船山为人了。

船山和亭林，都是王学反动所产生人物。但他们不但能破坏。而且能建设。拿今日的术语来讲，亭林建设方向近于”科学的”，船山建设方向近于”哲学的”。

西方哲家，前此惟高谈宇宙本体，后来渐渐觉得不辨知识之来源，则本体论等于瞎说，于是认识论和逻辑学，成为哲学主要之郁分。船山哲学正从这个方向出发。他有《知性论》一施，把这个问题提出，说道：

言性者皆曰吾知性也。折之曰性弗然也，犹将曰性胡弗然也。故必正告之曰：尔所言性者，非性也。今吾勿问其性，且问其知。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目击而遇之，有其成象，而不能为之名，如是者，于体非茫然也，而不给于用，无以名之，斯无以用之也，曾闻而识之，谓有名之必有实，而究不能得其实，如是者，执名以起用，而茫然于其体，虽有用，固异体之用，非其用也。夫二者则有辨矣。知实而不知名，弗求名焉，则用将终绌。问以审之，学以证之，思以反求之，则实在而终得乎名，体定而终伸其用。……知名而不知实，以为既知之矣，则终始于名而惝恍以测其影，斯问而益疑，学而益僻，思而益甚其狂惑，以其名加诸迥异之体，枝辞日兴，愈离其本。……夫言性者，则皆有名之可执，有用之可见，而终不知何者之为性。盖不知。何如之为’知’，而以知名当之？……故可直折之曰：其所云性者非 性，其所自谓知者非知。……《姜斋文集》卷一

然则他对于”知”的问题怎样解答呢？他排斥”唯觉主义”。他说：

见闻可以证于知已知之后，而知不因见闻而发。《正蒙注》卷四上

耳与声合，目与色合，皆心所翕辟之牖也。合，故相知：乃其所以合之故，则岂耳目声色之力哉！故舆薪过前，群言杂至，而非意所属，则见如不见，闻如不闻，其非耳目之受而即合，明矣。同上

前文所录《知性》篇言”知名不知实”之弊，其意谓向来学者所论争只在名词上，然而名词的来源，实不过见闻上一种习气。他说：

感于闻见，触名思义，不得谓之知能。……闻见习也，习所之知者有穷。同上

又说：

见闻所得者，象也。……知象者本心也，非识心者象也。存象于心而据之以为知，则其知者象而已；象化其心。而心唯有象，不可谓此为吾心之知也明矣。同上

“象化其心”怎么解呢？他说：

其所为信诸己者，或因习气，或守一先生之言，渐渍而据为亡心。《俟解》

他根据这种理论，断言”缘见闻而生之知非真知”同上。以为因此发生二蔽：其一，”流俗之徇欲者以见闻域其所知”；其二，则释氏据见闻之所穷而遂谓无”。他因此排斥虚无主义，说道：

目所不见，非无色也；耳所不闻，非无声也，言所不通，非无义也，故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其有不知者存，则既知有之矣是知也。……《思问录．内篇》

他又从论理方面难虚无主义，说道：

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谓有而谓无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谓之无哉？……言者必有所立，而后其说成。今使言者立一”无”于前，博求之上下四维古今存亡而不可得穷矣。同上

他于是建设他的实有主义、说道：

无不可为体。人有立人之体，百姓日用而不知尔，虽无形迹而非无实。使其无也，则生理以何为体而得存耶？……《正蒙注》卷三下

他所认的实体是什么？就是人的心。他说：

过去，吾识也；未来，吾虑也，现在，吾思也。天地古今以此而成，天下之亹亹以此而生。《思问录．内篇》

他的本体论重要根据，大概在此。我们更看他的知识论和本体论怎么结合。他所谓”真知”是”诚有而自喻，如暗中自指其口鼻，不待镜而悉”《正蒙注》卷四上这种知；他名之曰”德性之知”。但他并不谓知限于此。他说：

因理而体其所以然，知以天也超经验的。事物至而以所闻所见者怔之，知以人也经验的。通学识之知于德性之所喻而体用一源，则其明自诚而明也。《正蒙注》卷三下

又说：

谁知有其不知，而必因此所知者以致之即大学致知之致，不迫于其所不知而索之。《思问录．内篇》

又说：

内者心之神，外者物之法象。法象非神不立，神非法象不显。多闻而择，多见面识，乃以启发其心思而令归于一，又非徒恃存神而置格物穷理之学也。《正蒙注》卷四上

欲知船山哲学的全系统，非把他的著作全部仔细紬绎后，不能见出。船山哲学要点大略如此：

一、他认”生理体”为实有。

二、认宇宙本体和生理体合一。

三、这个实休即人人能思虑之心。

四、这种实体论，建设在知识论的基础之上。其所以能成立者，因为有超出见闻习气的”真知”在。

五、见闻的”知”也可以辅助”真知”，与之并进。

可以说他是为宋明哲学辟一新路。因为知识本质、知识来源的审查，宋明人是没有注意到的。船山的知识论对不对，属另一问题。他这种治哲学的方法，不能不说比前人健实许多了。他著作中有关于法相宗的书两种，或者他的思想受法相宗一点儿影响，也未可知。

顾亭林极端的排斥哲理谈-最不喜讲”性与天道”。船山不然。他一方面极力提倡实行，一方面常要研求最高原理。为什么如此呢？船山盖认为有不容已者。他说：

人之生也，君子而极乎圣，小人而极乎禽兽。苟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则为善为恶，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下焉者何弗荡弃彝伦，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耻之心而厌焉者，则见为寄生两间，去来无准，恶为赘疣，善亦弁髦。生无所从，而名与善皆属沤瀑，以求异于逐而不返之顽鄙。乃其究也不可以终日，则又必佚出猖狂，为无缚无碍之邪说，终归于无忌惮。自非究吾之所始与其所终，神之所化、鬼之所归，效天下之正而不容不惧以终始，恶能释其惑而使信于学？……《张子正蒙注．自序》

船山之意以为，要解决人生问题，须先讲明人之所以生。若把这个问题囫囵躲过不讲，那么、人类生活之向上便无根据，无从鞭策起来。否则为不正当的讲法所误，致人生越发陷于不安定。船山所以不废哲理谈者，意盖在此。

船山虽喜言哲理，然而对于纯主观的玄谈，则大反对。他说：

经云”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递推其先，则曰”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盖尝论之。何以谓之德？行焉而得之谓也。何以谓之善？处焉而宜之谓也。不行胡得？不处胡宜？则君子之所谓知者，吾心喜怒哀乐之节，万物是非得失之几，诚明于心而不昧之谓耳。……今使绝物而始静焉，舍天下之恶而不取天下之善，堕其志，息其意，外其身，于是而洞洞焉，晃晃焉，若有一澄澈之境，……庄周、瞿昙氏之所谓知、尽此矣。然而求之于身，身无当也；求之于天下，天下无当也。行焉而不得，处焉而不宜，则固然矣。于是曰：”吾将不行，奚不得？不处，奚不宜？”乃势不容己，而抑必与物接，则又洸洋自恣，未有不蹶而狂者也。……有儒之驳者起焉，有志于圣人之道，而惮至善之难止也，……于是取《大学》之教，疾趋以附二氏之途，以其恍惚空明之见，名之曰：此明德也，此知也，此致良知而明明德也。体用一，知行合，善恶混，介然有觉，颓然任之，而德明于天下矣。乃罗织朱子之过，而以穷理格物为其大罪。天下之畏难苟安以希冀不劳无所忌惮而坐致圣贤者，翕然起而从之。……《大学衍补传》

船山反对王学的根本理由大概如此，他所以想另创新哲学的理由亦在此。有志研究的人，请把他所著《正蒙注》、《思问录?内篇》做中坚，再博看他别的著作，或者可以对他的哲学全系统有一个了解。

自将《船山遗书》刻成之后，一般社会所最欢迎的是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这两部自然不是船山第一等著作，但在史评一类书里头，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他有他的一贯精神，借史事来发表。他有他的特别眼光，立论往往迥异流俗。所以这两部书可以说是有主义有组织的书。若拿出来和吕东莱的《东莱博议》东莱，南宋吕祖谦的外号。《东莱博议》是他读《左传》所作的史论，全称《东莱左氏博议》、张天如的《历代史论》天如，明末复社领袖张溥的字。《历代史论》是他读历代正史所写的人事评论，凡二编等量齐观，那便错了。”攘夷排满”是里头主义之一种。现在事过境迁，这类活倒觉无甚意义了。

船山本来不是考证学派，但他的经说，考核精详者也不少。邓湘皋说：”当代经师，后先生而兴者无虑百十家，所言皆有根底。然诸家所著，有据为新义，辄为先生所己言者，《四库总目》于《春秋裨疏》曾及之。以余所见，尤非一事，盖未见其书也。”湘皋这话很不错，越发可见船山学问规模之博大了。

船山学术，二百多年没有传人。到道光、咸丰年间，罗罗山泽南像稍为得着一点。后来谭壮飞嗣同研究得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