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一
○河东山西河东、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师在关中，而其东则河，故谓之河东；元之京师在蓟门，而其西则山，故谓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之也。
古之所谓山西即今关中。《史记·太史公自序》：「萧何填抚山西。」《方言》：「自山而东五国之郊。」郭璞解曰：「六国惟秦在山西。」王伯厚《地理通释》曰：「秦汉之间，称山北、山南、山东、山西者，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势。《正义》以为华山之西，非也。」
○陜西《续汉·郡国志》：「陜县有陜陌，二伯所分，故有陜东、陜西之称。」《水经注·河水》：「又东得七里涧，涧在陜西七里。」《宋书·柳元景传》：「庞季明率军向陜西七里谷。」《北史·魏孝武帝纪》：「高昂率劲骑及帝于陜西。」《旧唐书·大宗纪》：「贞观十一年九月丁亥，河溢，坏陜西河北县。」《肃宗纪》：「乾元三年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将军郭英义为陜州刺史、陜西节度潼关防御等使。」《肃宗诸子传》：「杞王人垂充陜西节度大使。」《李渤传》：「泽潞节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吊祭使，路次陜西。」《回纥传》：「广平王副元帅郭子仪，领回纥兵马，与贼战于陜西。」皆谓今陜州之西。后人遂以潼关以西通谓之陜西。
晋时以关中为陜西。《晋书·宣帝纪》：「西屯长安，天子命之曰：『昔周公旦辅成王，有素雉之贡。今君受陜西之任，有白鹿之献。』」《张实传》：「愍帝末，拜都督陜西诸军事。张华祖道。」梁王肜《应诏诗》：「二迹陜西，实在我王」是也。东晋则以荆州为陜西。《南齐书》曰：「江左大镇，莫过荆、扬。周世，二伯总诸侯，周公主陜东，召公主陜西，放称荆州为陜西也。」考之于史，桓冲为荆州刺史，安帝诏曰：「故太尉冲，昔藩陜西，忠诚王室。」《毛穆之传》：「瘦翼专威陜西，刘毅为荆州刺史，安帝诏曰：『刘毅推毅陜西。」《南史·宋文帝纪》：「命王华知州府，留镇陜西。」《宋书》：蔡兴宗为辅国将军，南郡太守，行荆州事。袁ダ曰：「舅今出居陜西。」《邓琬传》：晋安王子勋檄曰：「前将军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练甲陜西，献徒万数」是也。亦有称陜东者。《晋书·载记》：刘聪署石勒大都督陜东诸军事，又加崇为陜东伯。
唐太宗为秦王时，拜使持节陜东道大行台。
○山东河内古所谓山东者，华山以东。《管子》言：「楚者，山东之强国也。」《史记》引贾生言：「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馀郡。」《后汉·陈元传》言：「陛下不当都山东。」盖自函谷关以东，总谓之山东，内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内，《史记》正义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东、河北，故呼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又云：「河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卫州东北入海，曲绕冀州，故言河内。盖自大河以北总谓之河内，而非若今之但以怀州为河内也。」
○吴会宋施宿《会稽志》曰：「按《三国志》，吴郡会稽为吴、会二郡。张谓：『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孙贲传》云：『策已平吴、会二郡，』《朱桓传》云：『使部伍吴、会二郡。』《全琮传》云：『分丹阳、吴、会三郡险地为东安郡』是也。前辈读为『都会』之会，殆未是。钱康功曰：『今平江府署之南名吴会坊。《汉书·吴王濞传》：上患吴会轻悍。』按今本《史记》、《汉书》并作『上患吴、会稽』，不知顺帝时始分二郡，汉初安得言吴会稽？当是钱所见本未误，后人妄增之。
魏文帝诗：「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陈思王《求自试表》曰：「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晋文王与孙皓书曰：「惠矜吴会，施及中土。」魏元帝加晋文王九锡，文曰：「扫平区宇，信威吴会。」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曰：「朝服济江，扫除吴会。」陈寿《上诸葛亮集》曰：「身使孙权求援吴会。」羊祜上疏曰：「西平巴蜀，南和吴会，」荀勖《食举乐东西厢歌》曰：「既禽庸蜀，吴会是宾，」左思《魏都赋》曰：「览麦秀与黍离，可作谣于吴会。」武帝问刘毅曰：「吾平吴会，一同天下，」石崇奏惠帝曰：「吴会僭逆，几于百年。」石勒表王浚曰：「晋祚沦夷，远播吴会。」慕容谓高瞻曰：「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丁琪谏张祚曰：「先公累执忠节，远宗吴会。」此不得以为会稽之会也。盖汉初元有此名，如曰「吴都」云尔。
若《孙贲、朱桓传》则后人之文偶合此二字，不可以证《吴王濞传》也。○江西广东广西江西之名殆不可晓，全司之地并在江南，不得言西。考之六朝以前，其称江西者并在秦郡、历阳、庐江、之境。盖大江自历阳斜北下京口，故有东西之名。《史记·项羽本纪》：「江西皆反。」扬子《法言》：「楚分江西。」《三国志·魏武帝本纪》：「进军屯江西郝溪。」《吴主传》：「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馀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孙瑜传》：「宾客诸将多江西人。」《晋书·武帝纪》：「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穆帝纪》：「江西乞活，郭敞等执陈留内史刘仕而叛。」《郗鉴传》：「拜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镇合肥。」《桓伊传》：「进督豫州之十二郡扬州之江西五郡军事。」今之所谓江北，昔之所谓江西也。故晋《地理志》以庐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寿春，皆谓之江西。今人以江、饶、洪、吉诸州为江西，是因唐贞观十年，分天下为十道，其八日江南道。开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为十五道，而江南为东西二道。江南东道理苏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后人省文，但称江东、江西尔。今之作文者乃曰大江以西，谬矣。
今之广东、广西亦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之省文也。《文献通考》：「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其后又增三路，其十七曰广甫东路，其十八曰广南西路。」
○四川唐时，剑南一道止分东、西两川而已。至宋，则为益州路、粹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渭之川峡四路，后遂省文名为四川。
○史记富川国薛县之误汉鲁国有薛县。《史记·公孙弘传》：「齐川国薛县人也。」言齐，又言川，而薛并不属二国，殊不可晓。正义曰：「《表》云：「川国，文帝分齐置，都剧。」《括地志》云：「故剧城在青州寿光县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县界，」《地理志》：「薛县属鲁国。」按薛与剧隔兖州及泰山，未详。今考《儒林传》言：「薛人公孙弘。」是弘审为薛人，上言齐川者误耳。
《续汉·郡国志》：「薛，本国。」注引《地道记》曰：「夏车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览》曰：「靖郭君冢在鲁国薛城中东南陬。孟尝君冢在城中向门东。向门，出北边门也。」《诗》云：「居常与许。」郑玄曰：「常或作『尝』。在薛之旁，为盂尝君食邑。」《史记·越世家》：「愿齐之试兵南阳莒地，以聚常，郯之境。」索隐曰：「常，邑名。盖田文所封者。」《魏书·地形志》：「薛县，彭城郡，有奚公山、奚仲庙、孟尝君家。」《水经注》：「今薛县故城侧犹有文家，结石为郭，作制严固，莹丽可寻。」而《史记·孟尝君传》正义曰：「薛故城在徐州滕县南四十四里。」今《淄川县志》据《公孙弘传》之误文，而以为孟尝君封邑，失之矣。又按《地理志》：「川国，三县，剧、东安平、楼乡。」剧在今寿光县西南，东安平在今临淄县东南一十里，楼乡未详所在。又《高五王传》：」武帝为悼惠王家园在齐，乃割临淄东圜悼惠王家园邑，尽以予川。」足明川在临之东矣。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并非汉之西川，乃般阳县耳。以为汉之川，而又以为孟尝君之薛，此误而又误也。○曾子甫武城人《史记·仲尼弟子传》：「曾参，南武城人。」「澹台灭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独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费县西南八十里石门山下。正义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杜氏注云：「泰山南武城县。」然《汉书》泰山郡无南武城，而有南成县，属东海郡。《续汉志》作「南城」，属泰山郡。至晋始为南武城。此后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台祠友教堂记》曰：「武城有四：左冯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县。」而清河特曰东武城者，以其与定襄皆隶赵，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干游之所宰，其实鲁邑。而东武城者，鲁之北也，故汉儒又加南以别之。史迁之传，曾参曰南武城人者，创加也；子羽传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而《水经注》引京相潘曰：「今泰山南武城县，有澹台子羽冢，县人也。」可以见武城之即为南武城也。孟子言：「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新序》则云：鲁人攻费阜，曾子辞于费阜君曰：『请出，寇罢而后复来，毋使狗豕人吾舍。《战国策》甘茂亦言：「曾子处费。」则曾于所居之武城，费邑也。哀公八年传：「吴代我，子泄率故道险从武城。」又曰：「吴师克东阳，而进舍于五梧。」《续汉志》云南城有东阳城，引此为证。又可以见南城之即为武城也。南城之名见于《史记》，齐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汉书》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阳共王子贞为南成侯。而后汉王符《潜夫论》云：「高阜毕之山，南城之冢。」章怀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费县西南。」此又南成之即南城，而在费之证也。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有渔者陷入其穴，得石褐而封志之。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顾鼎臣奏求曾氏后，得裔孙质粹于吉安之永丰，迁居嘉祥。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经博士，世袭。夫曹县之冉固，为秦相穰侯魏冉之冢。而近人之撰志者，以为仲弓如此之类，盖难以尽信也。
○汉书二燕王传《汉书·燕王定国传》：「杀肥如令郢人。」按《地理志》，肥如自属辽西郡，不属燕。《武帝本纪》：「元朔元年秋，匈奴入辽西，杀太守。」《诸侯王表》言：「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国自析，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然则肥如今之杀于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边郡之时也。
《燕王旦传》：「发民会围大猎文安县，以讲士马。」其上云：「武帝时，旦坐臧匿亡命，削良乡、安次、文安三县。」是文安已削，不属燕，又云：「昭帝立，大将军霍光秉政，褒赐燕王钱三千万，益封万三千户。」《昭帝本纪》亦云：「始元元年，益封燕王、广陵上及鄂邑长公主各万三千户。」然则文安县之仍属于燕，必在益封万三千户之后也，此皆史文之互见者，可以参考而得之也。○徐乐传《汉书》：「徐乐，燕郡无终人也。」《地理志》无燕郡，而无终属右北平。考燕王定国，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杀，国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为燕王，而其间为燕郡者十年，而志轶之也。徐乐上书当在此时，而无终以其时属燕，后改属右北平耳。
○水经注大梁灵丘之误《左传·桓九年》：「梁伯伐曲沃。」注：「梁国在冯翊夏阳县。」芮曰：「梁近秦而幸焉」是也。《汉书·地理志》云：「冯翊夏阳县，故少梁也。」《水经注》乃曰：「大梁，周梁伯之居也。梁伯好土功，大其城，号曰新里。民疲而溃，秦遂取焉。后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是也。是误以少梁为大梁，而不知大梁不近秦也。《汉书》：「代郡灵丘。」应劭曰：「赵武灵王葬其东南二十里，故县氏之。」《水经注》曰：「《史记》：「赵敬侯二年，败齐于灵丘。」则名不因灵王也。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元年，三晋因齐丧来伐我灵丘。」《赵世家》：「惠文王十四年，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十五年，赵与韩、魏、燕共击齐，王败走，燕独深入取临淄。」而孟子谓氐郌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此别一灵丘，必在齐境，后入于赵。而孝成王以灵丘封楚相春申君，益明其不在代郡矣。《水经注》云云，是误以赵之灵丘为齐之灵丘，而不知齐境不得至代也。
○三辅黄图汉西京宫殿甚多，读史殊不易晓。《三辅黄图》叙次颇悉，以长乐、未央、建章、北宫、甘泉宫为纲，而以其中宫室台殿为目，甚得体要。但其无所附丽者悉入北宫及甘泉宫下，则舛矣。今当以明光宫、太子宫二宫别为一条，为长安城内诸宫；永信宫、中安宫、养德宫别为一条，为长安宫异名；长门宫、钩弋宫、储元宫、宣曲宫别为一条，为长安城外离官；昭台宫、大台宫、扶荔宫、蒲萄宫别为一条，为上林苑内离宫；宜春宫、五柞宫、集灵宫、鼎湖宫、思子宫、黄山宫，池阳宫、步寿宫、万岁宫、梁山宫、回中宫、首山宫别为一条，为各郡县离宫。别有明光宫，不知其地，附列于后。而梁山宫当并入秦梁山宫下。则区分各当矣。
○大明一统志永乐中，命儒臣纂天下舆地书。至天顺五年乃成，赐名曰《大明一统志》，御制序文，而前代相传如《括地志》、《太平寰宇记》之书皆废。今考其书，舛谬特甚，略摘数事以资后人之改定云。
《一统志》：「三河，本汉临们县地。」今考两汉书，井无临水句县。《唐书·地理志》：「幽州范阳郡潞县」下云：「武德二年，置临水句县。贞观元年，省临水句。」而「蓟州渔阳郡三河」下云：「开元四年，祈路县置。」故知本是一地，先分为临水句，后分为三河，皆自唐，非汉也。
《一统志》引古事舛戾最多，未有若密云山之可笑者。《晋书·石季龙载记》：「段辽弃令支奔密云山，遣使诈降，季龙使征东将军麻秋迎之。辽又遣使降于慕容，曰：『彼贪而无谋，吾今请降求迎，彼不疑也，若伏重兵要之，可以得志。』遣子恪伏兵于密云。麻秋统兵三万迎辽，为烙所袭，死者什六七，秋步遁而归。」是段辽与燕合谋而败赵之众也。今《一统志》云：「密云山在密云县南一十五里，亦名横山。昔燕。赵伏兵于此，大获辽众。」是反以为赵与燕谋而败辽之众，又不言段，而曰辽，似以辽为国名。岂修志诸臣并《晋书》而未之见乎？
《一统志》：「杨令公祠在密云县古北口，把宋杨业。」按《宋史，杨业传》：「业本太原降将，太宗以业者于边事，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会契丹人雁门，业领麾下数千骑，自西京而出，由小径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以功迁云州观察使。雍熙三年，大兵北证，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命来副之。以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人先、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护其军。连拔云，应，衰，朔四州，师次桑乾河。会曹彬之师不利，诸路班师，美等归代州。未几，诏迁四州之民于内地，令美等以所部兵护之。时契丹复陷寰州，人先令业趋雁门北川。业以为必败，不可。人先逼之行，业指陈家谷口曰：『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美即与人先领麾下兵陈于谷口。自寅至已，人先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业力战，至谷口，望见无人，即柑膺大励，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人，马重伤不能进，为契丹所擒。不食三日死。」是业生平未尝至燕。况古北口又在燕东北二百馀里，地属契丹久矣，业安得而至此？且史明言雁门之北口，而以为密云之古北口，是作志者东西尚不辨，何论史传哉。又按《辽史·圣宗纪》：「统和四年七月丙子，枢密使斜轸奏复朔州，擒宋将杨继业。」《耶律斜轸传》：「继业败走，至狼牙村，众军皆溃。继业为飞矢所中，被擒。」与《宋史》略同。《密云县志》：「威灵庙在古北口北门外一里，祀宋赠大尉大同军节度使杨公。」成化十八年，礼部尚书周洪范《记》引《宋史》全文，而不辨雁门北口之非其地。《丰润县志》：「令公村在县西十五里，宋杨业屯兵拒辽于此。有功，故名。」并承《一统志》而误。
《一统志》：「辽章宗陵在三河县北五十五里。」考辽无章宗，其一代诸帝亦无葬三河者。
《一统志》：「全太祖陵、世人陵俱在房山县西二十里三峰山下。宣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县两大房山东北。」按《金史·海陵纪》：「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迁太祖，太宗梓宫。十一月乙巳朔，梓宫发丕承殿。戊申，山陵礼成。正隆元年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迁始祖以下梓宫。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视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闰月己亥朔，山陵礼成。」又《太祖纪》：「太祖葬睿陵。」《太宗纪》：「太宗葬恭陵。」《世宗纪》：「世宗葬兴陵。」《章宗纪》：「章宗葬道陵。」又《熙宗纪》：「帝被弑，葬于皇后裴满氏墓中。贞元三年，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上谥号，陵曰思陵。二十八年，改葬于峨眉谷，仍号思陵。」又《海陵纪》：「葬于大房山鹿门谷，投降为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又《睿宗纪》：「大定二年，改葬于大房山，号景陵。」《显宗纪》：「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寅，葬于大房山，章宗即位，号日裕陵。」是则金代之陵自上京而迁者十二帝，其陵曰光、曰熙、曰建、曰辉、曰安、曰定、曰永、曰泰、曰献、曰乔、曰睿、曰恭。其崩于中都而葬者二帝，其陵曰兴、曰道。被弑者一帝，其陵曰思。追谥者二帝，其陵曰景、曰裕。被弑而降为庶人者一帝，葬在兆域之外。而宣宗则自即位之二年迁于南京，三年五月，中都为蒙古所陷，葬在大梁，非房山矣。今《一统志》止有四陵，而误列宣宗，义脐于章宗之上，诸臣不学之甚也！
《汉书．地理志》：「乐浪郡之具二十五，其一曰朝鲜。」应劭曰：「故朝鲜国，武上封箕子于此。志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山海经》曰：「『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注：「朝鲜，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在今高丽国境内。」慕容氏于营州之境立朝鲜县，魏义于平州之境立朝鲜县，似取其名，与汉县相去则千有馀里。《一统志》乃曰：「朝鲜城在永平府境内，箕子受封之地。」则是箕子封于今之永平矣。当日儒臣，令稍知今人者为之，何至于此？为人太息。
《一统志》：「登州府名宦」下云：「刘兴居，高祖孙，齐悼惠王肥子。诛诸吕有功，封东牟候。惠泽及于邦人，至今庙把不绝。」考《史记》、《汉书》：「本纪」、「年表」，兴居以高后六年四月丁酉封。孝文帝二年冬十月，始令列侯就国，春二月乙卯，立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其明年秋，以反诛，是兴居之侯于东牟仅三年，其奉就国之令至立为济北王，相距仅五月，其曾到国与否不可知，安得有惠泽及人之事历二千年而思之不绝者乎？甚矣，修志者之妄也！
王文公《虔州学记》：「虔州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以「旷」字绝为一句，「谷」字绝为一句，「阻」字绝为一句，文理甚明。今《一统志》：「赣州府形胜」条下，摘其二语曰：「地最旷大，山长谷荒。」句读之不通，而欲从事于九丘之书，真可为千载笑端矣。
○交耻《大学衍义补》曰：「交耻本秦汉以来中国郡县之地。五代时，为刘隐所并。至宋初，始封为郡王，然犹授中国官爵勋阶，如所谓特进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观察等使及赐号推诚顺化功臣，皆如内地之臣，未始以国称也。其后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犹称安南道。孝宗时，始封以王称国，而天下因以高丽、真腊视之，不复知其为中国之郡县矣。李氏传八世，陈氏传十二世，至日焜为黎季所篡。季上表窜姓名为胡一元，子苍易名大且。诈称陈氏绝嗣，查为甥求权署国事，大宗皇帝从其请。逾年，陈氏孙名添平者始遁至京，诉其实。季乃表请迎添平还国，朝廷不逆其诈，遣使送添平归。抵其境，季伏兵杀之，并及使者。事闻，太宗遍告于天地神只，声罪致讨，遣征夷将军未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将张辅总其兵。生禽季及其子苍、澄，献俘京师。诏求陈氏遗裔立之，国人咸称季杀之尽，无可继者。佥请复古郡县，遂如今制，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县卫所诸司，一如内地，其像有黎利者，乃彼中么么个丑耳，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请立陈氏后。宣宗皇帝谓此皇祖意也，遂听之，即弃其地，俾复为国。鸣呼！自秦并百粤、交趾之地己与南海、桂林同入中国。汉武立岭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与焉。在唐中叶，江南之人仕中国显者犹少，而爱州人姜公辅己仕中朝，为学士、宰相，与中州之士相颉颃矣。奈何世历五代，为土豪所据。宋兴，不能讨之，遂使兹地沦于蛮夷之域，而为诛人离蓝缕之俗三百馀年，而不得与南海、桂林等六郡同为衣冠礼乐之区，一何不幸哉！按交耻自汉至唐为中国之地，在宋为化外州，虽贡赋版籍不上户部，然声教所及皆边州帅府领之。永乐间，平定其地，设交趾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各一，卫十，千户所二，府十三，州四十一，县二百八，市舶提举司一，巡检司百，税课司局等衙门九十二。而升遐之后，上尊谥议，以「复交耻郡县于数千载之后，驱漠北残寇于数万里之外」为言，既述武功之成，亦侈舆图之广，后以兵力不及而弃之。乃天顺中修《一统志》，竟以安南与占城、暹罗等国同为一卷。嗟乎，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妞域中之见，而忘无外之规，吾不能无议夫儒臣者。
《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洪武十六年闰十月进。其中如上都、大宁、辽东诸郡县并载前代沿革，而云「本朝未立」。内地如河间府之莫州、莫亭、会川、乐寿亦具前代沿革，而云「本朝未立」。不以一时郡县之有无，而去历代相因之版籍，甚为有体。
○蓟《汉书》：「蓟，故燕国，召公所封。」《后汉书》：「蓟，本燕国刺史治。」自七国时，燕都于此。项羽立臧茶为燕王，都蓟。高帝因之，为燕国。元凤元年，燕刺王旦自杀，国除，为广阳郡。本始元年，为广阳国。建武十三年，省，属上谷。永平八年，复为广阳郡。晋复为燕国。魏为燕郡。隋开皇初，废。大业初，置涿郡。唐天宝元年，更名范阳郡，并治蓟《水经·湿水》：「过广阳蓟县北，又东至渔阳雍奴县。」注：「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后汉书·彭宠传》：「宠反渔阳，自将二万馀人攻朱浮于蓟。」《晋书·载记》：「魏围燕中山、清河，王会自龙城遣兵赴救。建威将军馀崇为前锋，至渔阳，过魏千馀骑，鼓噪直进，杀十馀人，魏骑溃去，崇亦引还。会乃上道徐进，始达蓟城。」即此三事，可见蓟在渔阳之西，《唐书·地理志》：「幽州范阳郡，治蓟。开元十八年，析置蓟州渔阳郡，治渔阳。」及辽，改蓟为析津县，因此蓟之名遂没于此而存于彼。今人乃以渔阳为蓟，而忘其本矣。《史记》乐毅书：「蓟丘之植，植于汶篁。」此即《水经注》所言蓟丘。
《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疏云：「今涿郡蓟县是也。即燕国之都。」孔安国、司马迁及郑皆云：「燕祖召公，与周同姓。」按黄帝姓姬，召公盖其后也。按此以蓟、燕为一国，而召公即黄帝之后。《史记·周本纪》：「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于北燕。」正义曰：「按周封以五等之爵，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后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其说为长。
○厦谦泽《晋书·载记》：「慕容宝尽徙蓟中府北趋龙城魏石河，兴引兵追及之于夏谦泽。』胡三省《通鉴》注『夏谦泽在蓟北二百馀里。」恐非。按《水经注》：「鲍丘水东南流，径潞城南，又东南入夏泽。泽南纡曲渚一十馀里，北佩谦泽，眇望无垠也。」下云：「鲍丘水又东与水句河合。」《三河志》：「鲍丘河在县西二十五里。源自口外，南流径水庄岭，过密去，合道人溪，乾通州之米庄村，合沽水，人水句河。」今三河县西三十里，地名夏店，旧有驿，鲍丘水径其下，而水句河自县城南至宝坻，下入于海。疑夏店之名因古夏泽，其东弥望皆陂泽，与《水经注》正合。自蓟至龙城，此其孔道。宝以丙辰行，魏人以戊千及之，相距二日，适当其地也。
○石门《后汉书·公孙瓒传》：「中平中，张纯与乌桓丘力居等人寇，瓒追击战于属国石门，大败之。」注：「石门山在今营州柳城县西南，」而《水经注》：「云：「水水又东南径石门峡，山高崭绝，壁立洞开，俗谓之石门口，汉中平五年，公孙瓒讨张纯，战于石门，大破之。」今蓟州东北六十里石门驿，即《水经注》之石门是也。按史《本纪》但言「石门」，而《传》言「属国石门」，明有两石门。
《水经注》所指乃渔阳之石门，非辽东属国之石门。当以柳城为是，《通典》柳城有石门山。
○无终玉田，汉无终县。《汉书·地理志》：「故无终子国，水更水西至雍奴入海。」《史记》：「项羽封韩广为辽东王，都无终，」《后汉书》：「吴汉将二十骑，先驰至无终。」韦昭《国语解》：「无终，山戎之国，今为县，在北平。」《水经注》：「蓝水出北山，东屈而南流，径无终县故城东。故城，无终于国也，」《魏氏土地记》曰：「右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无终城，」无终之为今玉田，无可疑者。然《左传·襄公四年》：「无终于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昭公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汉书·樊哈传》：「击陈稀，破得綦毋，尹潘军于无终广昌。」则去玉田千有馀里，岂无终之国先在云中代郡之境，而后迁于右北平与？而今之昌黎乃金之广宁县，大定二十九年改为昌黎，名同而地异也。
《三国志》：「魏武帝用田畴之言，上徐无山，堑山埋谷五百馀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徐无山在今玉田。则柳城在玉田之东北数百里也。《北齐书》：「显祖伐契丹，以十月丁酉至平州，从西道趋长堑。辛丑，至白狼城。壬寅，至昌黎城。」是昌黎在平州之东北，齐主之行急，犹五日而后至也。《隋书》：「汉玉谅伐高丽，军出临渝关，至柳城。」《唐书》：「太宗伐高丽还，以十月丙午次营州，诏辽东战亡士卒骇骨并集柳城东南，命有司设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丙辰，皇太子迎谒于临渝关。」关在今抚宁之东，则柳城又在其东。太宗之行迟，故十日而后至也。
《辽史》载柳城曰：「兴中府。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慕容以柳城之北，龙山之南，福德之地，乃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而迁都之，号曰和龙宫。慕容垂复居焉。后为冯跋所灭。魏取之，为辽西郡。隋平高宝宁，置营州。扬帝改柳城郡。唐武德初，改营州总管府，寻为都督府。万岁通天元年，陷李万荣。神龙初，徙府幽州。开元四年，复治柳城。八年，徙渔阳。十年，还柳城。后为奚所据。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将建城，命韩知方择其处，乃完葺柳城，号霸州彰武军节度，重熙十年，升兴中府。有太华山、小华山、香高山、麝香崖——天授皇帝刻石在焉、驻龙峪、神射泉、小灵河。统州二，县四。其一曰兴中县，百六十年而始封昌黎伯，又一百六年而始立今之昌黎县，以金之县而合宋之封，遂谓文公为此县之人，其亦未之考矣。
○石城汉右北平郡之县十六，其三日石城。后汉无之，盖光武所并省也，至燕分置石城郡。考之《通鉴》及《晋载记》，得二事。慕容宝宿广都黄榆谷，清河王会勒兵攻宝。宝帅轻骑驰二百里，晡时至龙城。会遣骑追至石城，不及。是广都去龙城二百里，而石城在其中间也。慕容熙畋于北原，石城令高和与尚方兵于后作乱。注云：「高和本为石城令，时以大丧，会于龙城。」是石城去龙城不远也。《魏书·地形志》：「广兴」下云：「有鸡鸣山、石城、大柳城。」此即汉之石城矣。魏太平真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领县三：其一曰石城，有白鹿山祠，其二曰广都。《水经注》：「石城川水出西南石城山，东流径石城县故城南，北屈径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又东北人广成县东。」广成即广都城，燕之石城在广都之东北，而此在广都之西南，是魏之石城非燕之石城矣。《隋书》始无石城，云北齐废之。而《唐书》：「平州石城」下云：「本临渝。武德七年省，贞观十五年复置，万岁通天二年更名。有临榆关，有大海。有碣石山。」是武后所更名之石城又非魏之石城矣。《辽史》：「滦州」统县三，其三曰石城。下云：「唐贞观中，于此置临榆县，万岁通天元年，改石城县。在滦州南三十里。唐仪凤石刻在焉。」今县又在其南五十里，辽徙置，以就盐官。是辽之石城又非唐之石城矣。今之开平中屯卫自永乐三年徙于石城废县，在滦州西九十里，乃辽之石城；而《一统志》以为汉旧县，何其谬与！
○木刀沟新乐县西南三十里有水名木刀沟，《新唐书·地理志》：「新乐」下云：「东南二十里有木刀沟。有民木刀，居沟旁，因名之。」《宪宗纪》：「元和五年四月丁亥，河东节度使范希朝、义武军节度使张茂昭及王承宗战于木刀沟，败之。」《张茂昭传》：「承宗以骑二万逾木刀沟，与王师薄战，茂昭躬擐甲为前锋，令其子克让、从子克俭与诸军分左右翼绕战，大破之。」《沙陀传》：「王承宗众数万，伏木刀沟，与朱邪、执宜遇飞矢雨集，执宜提军横贯贼阵鏖斗，李光颜等乘之，斩首万级。」而《旧书·李光进传》：「范希朝引师救易、定，表光进为步都虞候。战于木刀沟，有功。」此沟在镇定二节度之界，古为战地。○江乘古时未有瓜洲。蔡宽大《诗话》：「润州大江本与今扬子桥对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今与扬子桥相连矣。以故，自古南北之津，上则由采石，下则由江乘，而京口不当往来之道。」《史记》：「秦始皇登会稽，还，从江乘渡。」正义云：「江乘故县在今润州句容县北六十里。」吴徐盛作疑城，自石头至江乘。晋蔡漠自土山至江乘，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皆以沿江为防守之要。今其地在上元县东北五十里。唐肃宗上元元年，李亘辟北固为兵场，插木以塞江口。刘展军于白沙，设疑兵于瓜洲，多张火鼓，若将趋北固者。如是累日，亘悉锐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济，袭下蜀。胡三省《通鉴》注云：「此自白沙济江也。」州东北九十里至句容县有下蜀戍，在句容县北，近江津。今江乘去江几二十里以外，皆为洲渚，而渡口乃移于龙潭。又瓜洲既连扬子桥，江面益狭。而隋唐之代复以丹阳郡移治丹徒，于是渡者舍江乘而趋京口。宋乾道四年，筑瓜洲南北城，而京口之渡至今因之。
瓜洲得名，本以瓜步山之尾生此一洲故尔。《旧唐书·齐辩传》：「润州北界隔江，至瓜步尾纡汇六十里，船绕瓜步，多为风涛漂损。水乃移漕路于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自是免漂损之灾，岁减脚钱数十万。又立伊娄埭，官收其课，迄今利济焉。」此京口漕路繇瓜洲之始。《玄宗纪》载此事则谓之瓜洲浦。而《五行志》：「开元十四年七月，润州大风，从东北，海涛奔上，没瓜步洲，损居人。」《永王磷传》：「李承式使判官评事裴茂，以步卒三千拒于瓜步洲伊娄埭。」则此洲本亦谓之瓜步洲也。
○郭璞墓《晋书·郭璞传》：「璞以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即为陆矣。』其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王恽集》乃云：「金山西北大江中乱石间，有丛薄，鸦鹊栖集，为郭璞墓。」按史文元谓去水百步许，不在大江之中，且当时即已沙涨为田，而暨阳在今江阴县界，不在京口。又所葬者璞之母，而非璞也。世之所传皆误。
○枭矶芜湖县西南七里大江中枭矶，相传昭烈孙夫人自沈于此，有庙在焉。按《水经注》：「武陵孱陵县故城，王莽更名孱陆也，刘备孙夫人，权妹也，又更修之。」则是随昭烈而至荆州矣。《蜀志》曰：「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又裴松之注引《赵云列传》曰：「先主入益州，云领留营司马，时孙夫人以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先主以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权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将后主还吴，云与张飞勒兵截江，乃得后主还。」是孙夫人自荆州复归于权，而后不知所终，枭矶之传殆妄。
○胥门《史记》：「吴王既杀子晋，吴人为立祠于江上，号曰胥山。」《水经注》引虞氏曰：「松江北去吴国五十里，江侧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庙。鲁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畴无馀、讴阳等伐吴。吴人败之，获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庙于山上，号曰丞、胥二王也，胥山上今有坛石，长老云：胥神所治也。一以为子胥，一以为越大夫。」今苏州城之西南门曰胥门，陆广微《吴地记》云：「本伍子胥宅，因名。」非也。赵枢生曰：「按《吴越春秋》：吴工夫差十三年，将与齐战，道出胥门，因过姑胥之台。」则子胥未死已名为胥门。愚考《左传·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战，胥门巢将上军。胥门，氏；巢，名。盖居此门而以为氏者，如东门遂、桐门右师之类。则是门之名又必在夫差以前矣。《淮南子》：「勾践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于姑胥。」《越绝书》：「吴王起姑胥之台，五年乃成。」姑胥，山名也，不可知其所始。其字亦为「姑苏」。《国语》：「吴王帅其贤良与其重禄以上姑苏。」《史记》：「越伐吴，败之姑苏。」伍被对淮南王，言「见糜鹿游姑苏之台」。古「胥」、「苏」二字多通用。
○潮信白乐天诗：「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白是北人，未谙潮候。今杭州之潮，每月朔日以子、午二时到。每日迟三刻有馀，至望日则子潮降而为午，午潮降而为夜子。以后半月复然。故大月之潮一月五十八回，小月则五十六回，无六十回也。水月皆阴之属，月之丽天，出东入西，大月二十九回，小月二十八回，亦无三十回也，所以然者，阳有馀而阴不足，自然之理也。
○晋国晋自武公灭翼，而王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其时疆土未广，至献公始大。考之于传：灭杨、灭霍、灭耿、灭魏、灭虞。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太子居曲沃，不过今平阳一府之境。而灭虢、灭焦，则跨大河之南。
不惠公败韩之倏，秦证河东，则内及解梁。狄取狐厨，涉汾，而晋境稍蹩，文公始启南阳，得今之怀庆，襄公败秦于附，惠公赂秦之地复为晋有。而以河西为境，持霍太山以北大部皆狄地，不属』于晋。文公广三行御狄，裂公败狄于箕，而秋牛始怖。忡公川槐绊朴戍之谋。以货易土。平公用荀、吴，败狄于太原。于是晋之北境至于洞涡、洛阴之间，而邬、祁、平陵、梗阳、涂水、马盂为祁氏之邑，晋阳为赵氏之邑矣。若成公灭赤狄潞氏，而得今之潞安；顷公灭肥、灭鼓，而得今之真定，皆一一可考。吾于杜氏之解绵上箕而不能无疑，并唐叔之封晋阳亦未敢以为然也。
○绵上《左传·僖二十四年》：「晋侯赏从亡者，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杜氏曰：「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绵上。」《水经注》：「石桐水即绵水，出介休县之绵山。北流经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袁崧《郡国志》曰：「介休县有介山，有绵上聚子推庙。今其山南跨灵石，东跨沁源，世以为之推所隐。而汉魏以来，传有焚山之事，太原、上党、西河、雁门之民至寒食不敢举火。石勒禁之，而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前史载之，无异辞也。然考之于传，《襄公十三年》：「晋悼公搜于绵上，以治兵，使士モ将中军，让乾荀偃。」此必在近国都之地。又定么人年》：「赵简子逆宋乐祁，饮之洒于绵上，」自宋如晋，其路岂出于西河介休乎？况文公之时，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与晋都远不相及。今翼城县西公有绵山，俗谓之小绵山，近曲沃，当必是简子逆乐祁之地。今万泉县南二里有介山。《汉书·武帝纪》诏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应。」《地理志》：汾阴，介山在南。」《杨雄传》：「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师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陡西岳，以望八荒。雄作《河东赋》曰：『灵舆安步，周流容与，以览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于龙门。』」《水经注》亦引此，谓晋《太康记》及《地道记》与《永初记》并言子推隐于是山而辨之，以为非然，可见汉时己有二说矣。
○箕《左传·信公三十三年》：「狄伐晋，及箕，」解曰：「太原阳邑县南有箕城。」非也，阳邑在今之太谷县，襄公时未为晋有。传言「狄伐晋及箕」，犹之言「齐伐我及清」也，必其近国之地也。成公十三年，厉公使吕相绝秦，曰：「入我河县，焚我箕、郜。」又必其边河之邑，秦、狄皆可以争。而文公八年，有箕郑父；襄公二十一年，有箕遗，当亦以邑氏其人者矣。
○唐《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定公四年》：「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服虔曰：「大夏在汾、浍之间。」杜氏则以为太原晋阳县。按晋之始见《春秋》，其都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尧裔于所封，成王灭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晋阳七百馀里，即后世迁都亦远不相及；况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后始开县邑，而前此不见于传。又《史记·晋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东，而晋阳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史记》屡言「禹凿龙门，通大夏」。《吕氏春秋》言「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则所谓大夏者，正今晋、绛、吉、隰之间，《书》所云「维彼陶唐，有此冀方」，而舜之命皋陶曰「蛮夷猾夏」者也，当以服氏之说为信。又齐桓公伐晋之师，仅及高梁，而《封禅书》述桓公之言，以为西伐大夏，大夏之在平阳明矣。○晋都春秋时，晋国本都翼，在今之翼城县。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于曲沃。桓叔之孙武公灭翼，而代为晋侯，都曲沃；在今闻喜县。其子献公城绛，居之；在今太平县之南，绛州之北。历惠、怀、文、襄、灵、成六公，至景公，迁于新田；在今曲沃县，当汾、浍二水之间。于是命新田为绛，而以其故都之绛为故绛。此晋国前后四都之故迹也。晋自都绛之后，遂以曲沃为下国。然其宗庙在焉。考悼公之立，大夫逆于清原：是次郊外。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宫：是入曲沃而朝于庙。二月乙酉朔，即位于朝：是至绛都。而平公之立，亦云「改服修官，于曲沃」，但不知其后何以遂为奕氏之邑。而栾盈之人绛，范宣子执魏献子之手，赂之以曲沃，夫以宗邑而与之其臣，听其所自为。端氏之封，屯留之徙，其所由来者渐矣。
○瑕晋有二暇。其一，《左传·成公六年》：「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杜氏曰：「郇瑕，古国名。」《水经注》：「涑水又西南迳瑕城。」京相曰：「今河东解县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是也。在今之临晋县境，其一，《僖公三十年》：「烛之武见秦伯曰：『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解：「焦、瑕，晋河外五城之二邑。」《文公十二年》：「晋人、秦人战于河曲，秦师夜遁，复侵晋人瑕。」解以河曲为河东蒲阪县南，则瑕必在河外。《十三年》：「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按《汉书·地理志》：「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水经·河水》：「又东迳湖县故城北。」郦氏注云：「《晋书》：《地道记》：《太康记》并言：胡县，汉武帝改作「湖」。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古「瑕」、「胡」二字通用。《礼记》引《诗》：「心乎爱矣，瑕不谓矣。」郑氏注云：「暇之言胡也。瑕、胡音同，故《记》用其字。」是瑕转为胡，又改为湖。而瑕邑即桃林之塞也，今为阌乡县治。而《成公十三年》：「伐秦，成肃公卒于瑕。」亦此地也，道元以郇瑕之瑕为詹嘉之邑，误矣。
《信公十五年》：「晋侯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正义曰：「自华山之东，尽虢之东界，其间有五城也。」传称焦瑕，盖是其二。《成公元年》：「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瑕嘉即詹嘉，以邑为氏。《僖公十五年》：「暇吕饴甥。」当亦同此，而解以瑕吕为姓，恐非。
○九原《礼记．檀弓》：「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水经注》以在京陵县。《汉志·太原郡》：「京陵」，师古曰：「即九京。」因《记》文「或作九京」而傅会之尔。古者卿大夫之葬必在国都之北，不得远涉数百里，而葬于今之平遥也。《志》以为太平之西南二十五里有九原山，近是。
○昔阳《左传·昭公十二年》：「晋茍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人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杜氏谓：「鲜虞，白狄别种，在中山新市县。」又谓：「钜鹿下曲阳县西有肥系城。」是也。其曰：「昔阳，肥国都，乐平沾县东有昔阳城。」则非也。疏载刘炫之言，以为：「齐在晋东，伪会齐师，当自晋而东行也。假道鲜虞，遂入昔阳，则昔阳当在鲜虞之东也。」今按乐平沾县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馀里，何当假道于东北之鲜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阳也？既入昔阳，而别言灭肥，则肥与昔阳不得为一，安得以昔阳为肥国之都也？昔阳既是肥都，何以复言钜鹿下曲阳有肥系之城？疑是肥名取于彼也。肥为小国，境必不远，岂肥名取钜鹿之城建都于乐平之县也？「十五年，茍吴伐鲜虞，围鼓。」杜云：「鼓，白狄之别，钜鹿下曲阳县有鼓聚。」炫谓：「肥、鼓并在矩鹿。昔阳即是鼓都，在鲜虞以东南也。」《二十二年》传曰：「晋荀吴使师伪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则昔阳之为鼓都断可知矣。
《汉书·地理志》：「钜鹿下曲阳。」应劭曰：「晋荀吴灭鼓，今鼓聚昔阳亭是也。」《水经注》：「低水东经肥系县之故城南，又东经昔阳城南，本鼓聚。」《十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阳亭是矣。」京相曰：「白狄之别也。下曲阳有鼓聚。」其说皆同。《史记·赵世家》：「惠文王十六年，廉颇将攻齐昔阳，取之。」夫昔阳在钜鹿，故属之齐，岂得越太行而有乐平乎？
晋之灭狄，其用兵有次第。宣公十五年，灭潞氏。十六年，灭甲氏及留吁。成公十一年，伐咎如；而上党为晋有矣。昭公元年，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卤；而大原为晋有矣。然后出师以临山东，昭公十二年，灭肥。二十二年，灭鼓。于是太行以南之地谓之南阳，太行以东之地谓之东阳。而晋境东接于齐，盖先后之勤且八十年，而鲜虞犹不服焉，平狄之难如此。
○太原太原府在唐为北都。《唐书·地理志》曰：「晋阳宫，在都之西北。宫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都城左汾右晋，潜丘在中。长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广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万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汾东曰东城，贞观十一年长史李筑。两城之间有中城，武后时筑，以合东城。宫南有大明城，故宫城也。宫城东有起义堂，仓城中有受瑞坛。当日规模之闳壮可见。自齐神武创建别都，与邺城东西并立。隋炀继修宫室。唐高祖因以克关中，有天下。则大以后名为北都。五代李氏、石氏、刘氏三主皆兴于此。及刘继元之降，宋太宗以此地久为创霸之府；又宋主大火，有参，辰不两盛之说，于是一举而焚之矣。《宋史·太宗纪》：「太平兴国四年五月戊子，以榆次县为新并州。乙未，筑新城。丙申，幸城北御沙河门楼，尽徙馀民于新城，遣使督之，既出，即命纵火。丁酉，以行宫为平晋寺，」陆游《老学庵笔记》曰：「大宋太平兴国四年，平太原，降为并州，废旧城，徙州于榆次。」今太原则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旧城东北三十里，亦形胜之地，本名故军，又尝为唐明镇，有晋文公庙，甚盛。平太原后三年，帅潘美奏乞以为并州，从之，于是徙晋文公庙，以庙之故址为州治。又徙阳曲县放三交，而榆次复为县。然则今之太原府乃三交城，而太原县不过唐都城之一隅耳。其遗文旧绩，一切不可得而见矣。
《旧唐书·崔神庆传》曰：「则天时，擢拜并州长史。先是并州有东西二城，隔汾水，神庆始筑城相接，每岁省防御兵数千人，边州甚以为便。」此即《志》所云「两城之间有中城」者也。汾水湍悍，古人何以架桥立城如此之易？如长安东，中，西三渭桥，昔为方轨，而今则咸阳县每至冬月，乃设一版河阳驿，杜预所立浮桥，其遗迹亦复泯然。蒲津铁牛，求一僧怀丙，其人不可得。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不但坐而论道者不如古人而已。
○代春秋时，代尚未通中国。赵襄子乃言：「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正义曰：「《地道记》云：「恒山在上曲阳县西北一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及，号飞狐口，北则代郡也。」《水经注》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东，代郡在西。」此则今之蔚州，乃古代国。项羽徙赵王歇为代王，歇更立陈馀为代王，汉高帝立兄刘仲为代王，皆此地也。十年，陈稀反。十一年，破，立于恒为代王，都晋阳。则今之太原县矣。《孝文纪》则云：「都中都。」而文帝过太原，复晋阳、中都二岁。又立于武为代王，都中都。则今之平遥县矣。又按卫绾，代大陵人。大陵，今在文水县北，而属代，代都中都故也。代凡三迁，而皆非今代州。今代州之名自隋始。○阙里《水经注》：「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阙，故名阙里。」按《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王辰，雉门及两观灾。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注：「雉门，公宫之南门，两观，阙也。」《礼记》：「昔者仲尼与放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史记·鲁世家》：「炀公筑茅阙门。」盖阙门之下，其里即名阙里，而夫子之宅在焉。亦谓之「阙党」，《鲁论》有「阙党童子」、「荀子、仲尼居于阙党」是也。后人有以居为氏者。《汉书·儒林传》：「有邹人阙门庆忌」注云：「姓阙门，名庆忌。」
○杏坛今夫子庙庭中有坛，石刻曰「杏坛」。《阙里志》：「杏坛，在殿前，夫子旧居，」非也。杏坛之名出自《庄子入庄子曰：「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曲终。」又曰：「孔子乃下求之，至于泽畔，方将杖而引其船，顾见孔子还，乡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进。」又曰：「客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颜渊还车，子路授绥，孔子不顾。侍水波定，不闻音，而后敢乘。」司马彪云：「缁帷，黑林名也。杏坛，泽中高处也。」《庄子》书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渔父不必有其人，杏坛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苇间，依破旁渚之地，不在鲁国之中也明矣。今之杏坛，乃宋乾兴间四十五代孙道辅增修，祖庙移大殿，于后因以讲堂旧基石为坛，环植以杏，取杏坛之名名之耳。
○徐州《史记·齐大公世家》：「田常执简公于徐州。」《田敬仲完世家》：「宣王九年，与魏襄王会徐州，诸侯相王也。十年，楚围我徐州。」《魏世家》：「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楚世家》：「威王七年，齐孟尝君父田婴欺楚，楚伐齐，败之于徐州。」《越世家》：「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鲁世家》：「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按《续汉书·志》：「薛本国，六国时曰徐州，在今滕县之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筑也。」此与楚、魏二国为境。而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馀家。」盖与梁惠王言，不欲斥魏，更以燕、赵夸之耳。
索隐曰：「《说文》：「余阜，邾之下邑，在鲁东。」又《竹书纪年》云：「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迁于薛，改名曰徐州。」则徐与邻并音舒也。今读为《禹贡》：「徐州」之徐者，误。《齐世家》：「田常执简公于徐州。」《春秋》正作「舒州」。
○向《春秋·隐二年》：「宫人入向。」杜氏解曰：「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桓十六年》：「城向。」无解。《宣四年》：「公及齐侯平宫及郯。宫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解曰：「向，莒邑，东海［C051］县东南有向城。远，疑也。」《襄二十年》：「仲孙速会莒人，盟于向。」解曰：「莒邑。」按《春秋》，向之名四见于经，而社氏注为二地，然其实一向也。先为国，后并于宫，而或属莒，或属鲁，则以摄乎大国之间耳，承县今在峄，杜氏以其远而疑之，况龙亢在今凤阳之怀远乎？
《齐乘》以为今沂州之向城镇，近之矣。
○小谷《春秋·庄三十二年》：「城小谷。」《左氏传》曰：「为管仲也。」盖见昭公十一年，申无宇之言曰：「齐桓公城，而肯管仲焉，至于今赖之。」而又见《信二年》经书「城楚丘」之出于诸侯，谓仲父得君之专，亦可勤诸侯以自封也。是不然。仲所居者谷也，此听城者小谷也。《春秋》有言谷，小言小者，《庄二十三年》：「公及齐侯遇于谷。」《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帅伐齐，取谷。」《文十七年》：「公及齐侯盟于谷。」《成三年》：「叔孙侨如会晋荀首于谷。」四书「谷」而一书「小谷」，别于谷也。范宁谷：「小谷，鲁地。」然则城小谷者，内城也，故不系之齐，而与管仲无与也，汉高帝以鲁公礼葬项羽于谷城，即此鲁之小谷。而注引《皇览》，以为东郡之谷城，与留候所葆之黄石同其地，其不然明矣。《春秋秋发微》曰：「曲阜西北有小谷城。」
○泰山立石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书，高不过五尺，而铭文并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无此说，因取《史记》反复读之，知为汉武帝所立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证，今李斯碑是也。《封禅书》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汉石无文字之证，今碑是也。《续汉书·祭把志》亦云：「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然则此无字碑明为汉武帝所立，而后之不读史者误以为秦耳。
始皇刻石之处凡六，《史记》书之甚明，于邹峄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颂秦德」，于泰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于之罘则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于琅邪则云「立石，刻颂秦德」。于会稽则云「立石，刻颂秦德」。无不先言立，后言刻者；惟于碣石则云「刻碣石门」，门自是石，不须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别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纪；使汉武有文刻石，汉史又安敢不录乎？
○泰山都尉《后汉书·桓帝纪》：永兴二年，泰山琅邪贼公孙举等反，杀长史。永寿元年七月，初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熹五年八月己卯，罢琅邪都尉官。八年五月王申，罢泰山都尉官。《金石录》载汉《泰山都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盖卒后四年官遂废矣。然泰山都尉实不始于此，光武时曾置之。《文苑传》：「夏恭，光武时拜郎中，再迁泰山都尉。」又按《光武纪》：「建武六年，初罢郡国都尉官。」恭之迁盖在此年前也。
泰山自公孙举、东郭窦，劳丙叔、孙无忌相继叛乱，以是置都尉之官。以后官虽不设，而郡兵领于太守，其力素厚。故何进使府掾泰山王匡东发其郡强弩，而应劭、夏侯渊亦以之破黄巾，可见汉代不废郡兵之效。而建安中，曹公表曰：「泰山郡界旷远，旧多轻悍。权时之宜，可分五县为赢郡。」则其时之习俗又可知矣。
○社首《史记》：「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唐书》：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庚午，禅社首。」玄宗「开元十三年十一月辛卯，禅社首。」《宋史》：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王子，禅社首。」今高里山之左有小山，其高可四五丈，《志》云即社首山。在岳旁诸山中最卑小，不知古人何取于此？意者封于高，欲其近天；禅于下，欲其近地。且山卑而附岳址，便于将事，初陟高之后不欲更劳民力邪？○济南都尉汉济南郡太守，治东平陵。而都尉治放陵者，以长白山也。《魏书·辛子菠传》：「长白山连接三齐瑕丘数州之界，多有盗贼，子馥受使检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镇戍之所。又诸州豪右在山鼓铸，奸党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请破罢诸冶，朝廷善而从之。」隋大业九年，齐人孟让、王薄等众十馀万，据长白山，攻剽诸郡。以张须陀、王世充之力不能灭，讫于隋亡。观此二事，则知汉人立都尉治于陵之意矣。
○邹平台二县《汉书》济南郡之县十四，一曰东平陵，二日邹平，三曰台，四日梁邹。《功臣表》则有台定侯戴野，梁邹孝侯武虎，是二县并为侯国。《续汉志》济南郡十城，其一曰东平陵，其四曰台，其七日梁邹，其八日邹平。而《安帝纪》云：「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济南上言：凤皇集台县丞霍收舍树上。」章怀太子注云：「台县属济南郡，故城在今齐州平陵县北。」《晏子春秋》：「景公为晏子封邑，使田无字致台与无盐。」《水经注》亦云：「济水又东北过台县北。」寻其上下文句，本自了然，后人读《汉书》，误从「邹」字绝句，因以邹为一县，平台为一县。《齐乘》遂渭汉济南郡有邹县，后汉改为邹平，又以台、平台为二县。此不得其句读而妄为之说也。
汉以邹名县者五。鲁国有驺，亦作「邹」；胶东国有邹卢；千乘郡有东邹；与济南之邹平、梁邹，凡五。其单称邹者，今兖州府之邹县也。亦有平台，属常山郡。《外戚恩泽侯表》：「平台康侯史元。」《后汉书·邱彤传》：「尹绥封平台侯」是也。有邹平、有台，而亦有邹，有平台，不可不辨也。
晋时县名多沿汉旧，按史《何曾传》：「曾孙机为邹平令。」是有邹平矣，《解系传》：「父修，封梁邹侯。」《刘颂传》：「追封梁邹县侯。」是有梁邹矣。《宋书》言：「晋太康六年三月戊辰，乐安、梁邹等八县陨霜，伤桑麦。」《文帝纪》：「元嘉二十八年五月乙酉，亡命司马顺则自号齐王，据梁邹城。八月癸亥，梁邹平，斩司马顺。」则是宋有梁邹矣。不知何故，《晋书·地理志》于「乐安国」下，单书一「邹」字，此史之阙文。
而《齐乘》乃云：「晋省梁邹入邹县。」夫晋以前，此地本无邹县，而何从人之乎？盖不知而妄作者矣。
○夹谷《春秋·定公十年》：「夏，公会齐侯于夹谷。」传曰：「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杜预解及服虔注《史记》，皆云在东海祝其县。刘昭《志》、杜佑《通典》因之，遂谓夹谷山在今赣榆县西五十里。按赣榆在春秋为莒地，与齐、鲁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必若此之远？当时景公之观不过曰「遵海而南，放于琅邪」而已，未闻越他国之境。《金史》云：「淄川有夹谷山。」《一统志》云：「夹谷山在淄川县西南三十里，旧名祝其山，其阳即齐鲁会盟之处，萌水发源于此。」《水经注「：「萌水出般阳县西南甲山。」是以甲山为夹谷也，而《莱芜县志》则又云：「夹谷在县南三十里，接新泰界。」未知其何所据，然齐，鲁之境正在莱芜；东至淄川，则已人齐地百馀里。二说俱通。又按《水经注》莱芜县曰：「城在莱芜谷，当路绝两山间，道由南北门。旧说云：齐灵公灭莱，莱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芜，故曰莱芜。《禹贡》所谓莱夷也。」夹谷之会，齐侯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宣尼称「夷不乱华」是也。是则会于此地，故得有莱人，非召之东莱千里之外也。不可泥祝其之名，而远求之海上矣。
○潍水潍水出琅邪郡箕屋山。《书·禹贡》」潍淄其道」，《左传·襄公十八年》：「晋师东侵及潍」是也。其子或省「水」作「维」，或省「系」作「淮」，又或从「心」作「惟」，总是一字。《汉书·地理志》琅邪郡「朱虚」下、「箕」下作「维」，「灵门」下、「横」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贡》：「惟甾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异文三见。
《通鉴·梁武帝纪》：「魏李叔仁击邢杲于惟水。」古人之文或省，或惜其旁，并从「鸟隹」之「隹」则一尔。径人误读为「淮沂其」之「淮」，而呼此水为槐河，失之矣。
又如《三国志·吴主传》：「作棠邑涂塘，以淹北道。」《晋书·宣帝纪》：「王凌诈言吴人塞涂水。」《武帝纪》：「琅邪王出馀中。」《海西公纪》：「桓温自山阳及会稽，王昱会于涂中。」《孝武纪》：「遣征虏将军谢石帅舟师屯涂中。」《安帝纪》：「谯王尚之众溃逃于涂中。」并是「滁」字，《南史·程文季传》：「秦郡前江浦通涂水」是也。古「滁」省作「涂」，与「潍」省作「淮」正同，韵书并不收此二字。
○劳山劳山之名，《齐乘》以为「登之者劳」，又云一作「牢丘」，长春又改为「鳌」，皆鄙浅可笑。按《南史》：「明僧绍隐于长广郡之崂山。」《本草》：「天麻生太山、崂山诸山。」则字本作「崂」，若《魏书·地形志》、《唐书·姜抚传》、《宋史·甄栖真传》并作「牢」，乃传写之误。《诗》：「山川悠远，维其劳矣。」笺云：「劳劳，广阔。」则此山或取其广阔而名之。郑康成，齐人；劳劳，齐语也。
《山海经·西山经》亦有劳山，与此同名。
《寰字记》：「秦始皇登劳盛山，望蓬莱，后人因谓此山一名劳盛山。」误也。劳、盛，二山名，劳即劳山，盛即成山。《史记·封禅书》：「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汉书》作「盛山」，古字通用，齐之东偏，环以大海，海岸之山莫大于劳、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记·秦始皇纪》：「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弯，侯大鱼至，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正义曰：「荣成山即成山也。」按史书及前代地理书，并无荣成山，予向疑之。以为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劳」字之误。后见王充《论衡》引此，正作「劳成山」。乃知昔人传写之误，唐时诸君亦未之详考也，遂使劳山并盛之名，成山冒荣之号。今特著之，以正史书二千年之误。先生《劳山图志序》略曰：劳山在今即墨县东南海上，距城四五十里，或八九十里。有大劳、小劳，其峰数十，总名曰劳，《志》言秦始皇登劳盛山，望蓬莱，因谓此山一名劳盛，而不得其所以立名之义。《汉书》：「成山」作「盛山」，在今文登县东北，则劳、盛自是二山，古人立言尚简，齐之东偏，三面环海，其斗入海处，南劳而北盛，贝尽乎齐东境矣。其山高大深阻，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迹罕至。秦皇登之，是必万人除道，百官扈从，千人拥挽而后上也。五谷不生，环山以外，土皆疏脊，海滨斥卤，仅有鱼蛤，亦须其时。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张，数县储人待，四民废业，千里驿骚而后上也。于是齐人苦之，而名之曰劳山，其以是夫？古之圣王劳民而民忘之，秦皇一出游而劳之名传之千万年。然而致止则有由矣。《汉志》言齐俗夸诈。自大公、管仲之馀，其言霸术已无遗策。而一二智慧之士猖为迂怪之谈，以耸动天下之听，不过欲时君拥，辩士诎服，为名高而已，岂知其患之至于此也！
○楚丘《春秋·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杜氏曰：「楚丘，卫地，在济阴成武县西南。」夫济阴之成武，此曹地也，而言卫非也。盖为僖公二年「城楚丘」同名而误。按卫国之封本在汲郡朝歌。懿公为狄所灭，渡河而东，立戴公，以庐于曹。杜氏曰：「曹，卫下邑。」《诗》所谓「思须与潜」，庐者，无城郭之称，而非曹国之曹也。《僖公三年》：「城楚丘。」杜氏曰：「楚丘，卫邑。」《诗》所谓「作于楚宫」，而非戎伐凡伯之楚丘也。但曰卫邑，而不详其地，然必在今滑县、开州之间。滑在河东，故唐人有「「魏、滑分河」之录矣。《水经注》乃曰：「楚丘，在成武西南，即卫文公所徙。」误矣。彼曹国之地，齐桓安得取之而封卫乎，以曹名同，楚丘之名又同，遂附为一地尔。
今曹县东南四十里有景山，疑即《商颂》所云：「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而《左传·昭公四年》椒举言：「商汤有景毫之命」者也。《诗》：「望楚于堂，景山与京。」则不在此也。
○东汉陈留郡有东。《续汉志》注云：「《陈留志》曰：『故户牖乡有陈平祠。」而山阳郡有东缗，《续汉志》：「春秋时曰缗。」注云：「《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齐侯伐宋，围缗，」《前书》师古曰：「缗音。」《左传》解：「缗，宋邑。」高平昌邑县东南有东缗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攻爰戚、东缗以往。」索隐曰：「山阳有东缗县。」属陈留者，音。属山阳者，音。《括地志》云：「东缗故城在兖州金乡县界。」《水经注》引《王海碑》辞曰：「使河堤谒者山阳东司马登。」是以「缗」为「」，误矣。《隶释·酸枣令刘熊碑》阴：「故守东长苏胜。」则陈留之东也。
○长城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随地可以设关。而歼陌之间一纵一横，亦非戎车之利也。观国佐之对晋人则可知矣，至于战国，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于是寇钞易而防守难，不得已而有长城之筑。《史记·苏代传》：「燕王曰：『齐有长城拒防，足以为塞。』」《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齐闵王筑防，以为长城。」《续汉志》：「济北国卢有长城，至东海。」《泰山记》：「泰山西有长城，缘河经泰山，一千馀里，至琅邪台入海。」此齐之长城也。《史记·秦本纪》：「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苏秦传》：「说魏襄王曰：『西有长城之界。』」《竹书纪年》：「惠成王十二年，龙贾帅师筑长城于西边。」此魏之长城也。《续汉志》：「河南郡卷有长城，经阳武到密。」此韩之长城也。《水经注》：「盛弘之云：叶东界有故城始县，东至水亲水，达Г阳，南北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郡国志》曰：「叶县有长城，曰方城。」此楚之长城也。若《赵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筑长城，」又言：「肃侯十六年，筑长城。」则赵与中山亦有长城矣。以此言之，中国多有长城，不但北边也。
其在北边者，《史记·匈奴传》：「秦宣太后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此秦之长城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筑长城，塞固阳。」此魏之长城也。《匈奴传》又言：「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此赵之长城也。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千馀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此燕之长城也。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壍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桃，至辽东，万馀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此秦并天下之后所筑之长城也。自此以往，则汉武帝元朔二年，遣将军卫青等击匈奴，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魏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馀里。大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五月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城。
上塞围，起上谷，西至河，广袤皆千里。北齐文宣帝天保三年十月乙未，起长城自黄护岭北至社平戍四百馀里，立三十六戍。六年，发民一百八十万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馀里。先是，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馀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八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凡四百馀里，而《斛律羡传》云：「羡以北卤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距于海，随山屈曲二千馀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馀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发山东诸州民修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隋文帝开皇元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五年，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黄河，西至绥州，南至勃出岭，绵历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七年，发丁男十万馀人修长城。大业三年七月，发丁男百馀万筑长城，西逾榆林，东至紫河。四年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馀万筑长城，自榆林谷而东。此又后史所载继筑长城之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