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原序编年之书，奚啻数十百家，而必以朱子《通鉴纲目》为凖。《通鉴纲目》葢祖述《春秋》之义，虽取裁于司马氏之书，而明天统、正人心、昭监戒者㡬微。得《春秋大居正之意，虽司马氏有不能窥其藩篱者，其他葢不必指数矣。尝谓读书立言之士，论世为难，非如朱子具格致诚正之功，明治乱兴衰之故。其于笔削，鲜有不任予夺之私，失褒贬之公者。自纲目成，而义指正大，条理精密，后儒有所依据，踵而续之。由宋迄元，厘然方策，至明代君臣事迹，编辑之难，更倍于诸书。葢《明史》已成于百年之后，而世变风漓，记载失实，若复迟待，将何以继续编而示来许？爰亟命儒臣法朱子《通鉴纲目》，义例増损，编摩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每一卷成呈，览朕于㡬暇，亦时御丹铅为之叅定。虽于天人一贯之精微未之能尽，而惟是谨严之义守而弗失，简正之㫖，志而必勉。书既成，羣臣举唐太宗之事为言，勉从其请而为之序云：「乾隆十一年夏四月朔，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