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纠谬卷二
（宋）呉缜 撰
○二曰似实而虚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义阳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郑絪作相时事皆不实
张九龄谏而太子无患
刘潼治蜀南诏不敢犯边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刑法志云：贞观六年，亲録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卽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又太宗纪云，贞观六年十二月辛未，虑囚，纵死罪者归其家，七年九月，纵囚来归，皆赦之。
今案太宗纪：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者二十九人。是举天下一年，止断死罪二十九人，何其少也。今六年十二月，太宗躬自虑囚，而京师死罪系者已三百九十人，又何其多也。举京师一月，以推一年之数，不亦又多乎哉。以京师一年之数，而推天下之数，则可胜言哉。四年之距六年未逺也，而多寡如是之辽邈，愚谓此盖出于史氏归美太宗之故，而实则不然也。夫太宗聪明仁智之主也，兴义兵，除暴乱。救民于涂炭之中，而措之仁寿之域。天下之人欣然如获再生而见父母，其心方安生而乐业，向善而畏罪。故卽位才四年，天下死罪岁止二十九人，此其效也。自四年至六年，太宗求治之意宜未怠也。政亦四年之政，民亦四年之民，何其善恶薄厚遽有殊绝不啻百倍之逺哉。况京师乃风教之所先及者，而死罪尚如此之多则夫幽荒遐僻、蒙化未孚者又将奈何。愚谓此三百九十人乃録囚之时举京师轻重系者之数，非实皆死罪也。太宗以其盛冬缧系故，矜而纵之，使明年就刑。如期旣至，则怜而宥之。以四年天下死罪之数而推此，则事理人情较然明甚。若谓三百九十人实皆死罪而太宗释之，事必不然也。况死罪，法之极者，其数又如此之多，其间必有巨奸极蠧，众所雠疾，其情至重而为政者所宜亟去者，亦有过误愚懦，穷迫株蔓，其情至轻而为政者所宜矜贷者。是二者，狱事之所常有，讵可一槩论哉。今也抵是罪者仅四百人，其间岂无等差，一旦不问其情之轻重，举而释之，以太宗之聪明仁智必不为也。以是观之，其理岂不甚明哉，而史臣皆以死罪书之者，盖欲归美于太宗，故夸大其数以见其仁心感人之至云尔，自是秉笔者但知传其文不复推其实，后之学者亦相承而未悟故。白居易元和中为诗，犹云『死囚四百来归狱』，盖亦取信于史而已。然则修新书者固宜辨析其事，使昔之史臣归美而今之史臣纪实之意两得，其真如是，乃称修史之职也欤。
义阳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孝敬皇帝传云：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闻眙恻，建请下降，武后怒，卽以当上卫士配之，由是失爱。弘奏请数怫旨，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酖薨。
今案义阳、宣城二公主皆高宗女而萧淑妃所生也，高宗以贞观二年戊子岁生，而孝敬皇帝以上元二年乙亥岁薨。自戊子至乙亥，则高宗才四十八岁尔，何縁有四十岁之女乎，此当日史臣之过也。推原其意，盖止欲甚武氏之恶云尔，然殊不顾事过其实，遽书于史。后之秉笔者又不能推穷其实，止袭其误而载之。自呉兢、刘知几修纂以来迨今已数百年，而新书又不为之讨论详究绌其信实，但从而粉泽文饰之，岂修史之意哉。
郑絪作相时事皆不实
郑絪传云：宪宗卽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始，卢从史阴与王承宗连和，有诏归潞，从史辞潞，乏粮，请留军山东。李吉甫宻谮絪漏言于从史。帝怒，召学士李绛语其故，且曰，若何而处。绛曰，诚如是罪，当族。然谁以闻陛下者。曰，吉甫为我言。绛曰，絪任宰相，识名节，不当如犬彘枭獍与奸臣外通，恐吉甫势轧内忌，造为丑辞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几误我。先是，杜黄裳方为帝夷削节度，强王室，建议裁可，不关决于絪，絪常默默。居位四年，罢。又李绛传云：时议还卢从史昭义，已而将复召之，从史以军无见储为解。李吉甫谓郑絪漏其谋。帝召绛议，欲逐絪，绛为开白，乃免。
今案宪宗本纪，元和四年二月丁卯，絪罢相，至三月乙酉，成徳军节度使王士真方卒，其子承宗自称留后。十月辛巳，承宗始反，是月，朝廷命吐突承璀为将以讨承宗。而卢从史传云，丁父丧，未官，卽献计诛王承宗。由是夺服，领泽潞讨贼。且旣云从史父丧未官而献计诛承宗，朝廷因命复领泽潞讨贼，则是亦皆在三月王士真死而承宗自立之后也，然则絪当是时已去相久矣。絪传所述与帝纪及年表并诸人传皆不相符，其证一也。又案李吉甫以元和二年正月为相，而三年九月出为淮南节度使，至四年三月王士真死承宗自立，十月承宗反而朝廷讨之，自后从史方有与承宗连和之事，是时吉甫乃在淮南，何由得谮絪漏言，其证二也。又至五年四月从史方贬死，六年正月吉甫方再入相，是时絪已去相将二朞矣。其年月及絪、从史、吉甫之所在事状皆参差不相符，其证三也。又李绛传云：时议还卢从史昭义，已而将复召之，从史以军无见储为解，吉甫谓絪漏谋，帝欲逐絪，绛为开白，乃免。其说与絪传又已不同，且所谓还卢从史昭义，已而将复召之者，何也？岂谓从史旣夺服复领昭义之后，朝廷方欲复召之欤？方宪宗元和之初天下节度使如从史者朝廷有无故而可以轻召者欤？以从史及孔戡、裴垍、乌重胤、吐突承璀等传与韩愈杜牧等集而考之，则从史复领昭义之后其势可复轻召欤？且絪、绛二传述漏谋之因，既已不同，则其事何可复信。此盖李绛之门生故吏撰集绛事者，务多书其事以为绛之美，然皆叅错不实，其后史臣为絪传者旣无事可纪，故又取绛事而载之，展转相因，则愈失其真，其证四也。絪传又云：先是，杜黄裳方为帝夷削节度，强王室，建议裁可，不关决于絪，絪常默默，居位四年，罢。案黄裳以永贞元年七月为相至元和二年正月罢，絪以永贞元年十二月为相至元和四年二月罢，后絪犹居相位二朞始罢。使黄裳方当国，而事不关决，絪常默默，遂先黄裳罢去，以是为絪之贬可也。今黄裳旣已先絪罢，而絪犹居位，复为谁而默默如是者又二年乃始罢去。史笔若此，不亦太近诬乎，其证五也。由是言之，郑絪传自为相之后止此二事，后人读之似皆有实可信，及以纪传叅考，则全不可用。今列其事如右，且又为旁行编年，瘗次陈之，于后庻览者了然易见云。
（图表畧）
张九龄谏而太子无患
张九龄传云：武惠妃谋陷太子瑛，九龄执不可，妃宻遣宦奴牛贵儿告之曰，废必有兴，公为援，宰相可长处。九龄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为动色。故卒九龄相而太子无患。
今案太子瑛传载九龄谏时已为中书令，而宰相年表开元二十二年五月戊子九龄为中书令，二十五年太子竟废死。然则当议废太子时，九龄已为相久矣，安得云卒九龄相哉。且九龄以二十五年而太子竟废死，则是终不免祸，安得云太子无患哉。此二者皆无其实也。
刘潼治蜀南诏不敢犯边
刘潼传：为西川节度使时，李福讨南诏，兵不利。潼至，填以恩信，蛮皆如约，六姓蛮持两端，为南诏间候。有卑笼部落者请讨之。潼因出兵袭击，俘五千人，南诏大惧。自是不敢犯边。
今案南诏传，潼为西川节度使之时，卽懿宗咸通七年八年之际也。当是时，南诏方强，南寇安南，西扰成都。至咸通十年，又自沭源入寇嘉州。由此言之，则南诏何尝不敢犯边乎？潼传中止云南诏少戢，不敢轻寇边，可也。以为自是不敢犯，则非其实也。